斯大林与知识分子

　　三

　　如上所说，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还有一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大军，其中包括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雕塑家等等。而就斯大林本人来说，他喜爱文学，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对文学创作有他独到的理解，高度尊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因而论述较多，与作家的交往比较密切。下面讲一下他对作家的看法以及作家的关系。

　　斯大林曾形象地把文学创作称作“生产灵魂”的特殊的精神生产。1932年10月26日，他在高尔基寓所与四十多位党内外作家座谈时提出，文学创作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同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相比，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出席座谈会的伏罗希洛夫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坚持自己的意见，接着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你的坦克就一钱不值。不，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然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在座的作家说：“我们国家的各种生产都是与你们的生产相联系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如何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那么你们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刚才有人说得对，作家不应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应当了解国家的生活……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们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5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是对作家的劳动的性质以及他应起的巨大作用和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的高度概括。

　　文学创作既然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那么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就很重要。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甚至有时出现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而且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常常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作家的才能和他对生活的熟悉程度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斯大林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1932年10月20日他在与党员作家座谈时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并不否认世界观的作用和作家需要掌握思维的辩证手法，认为“只有掌握思维的辩证方法，作家才能真正地认识和领会他周围的现象和事件;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在自己的创作中达到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相适应的高度艺术性”。但是他指出思维的辩证方法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并以自己为例说道：“想当年我也曾是一个非党人士，不了解辩证法的规律，对许多事情弄不清。但是年长的同志并不因此而推开我，而是教会了我如何掌握辩证方法。我也不是立刻学会这一点的。而你们在这些问题上对待非党作家的态度表现出不能容忍，完全不会做工作。你们不懂得，不能要求一位非党作家立刻成为辩证论者。你们对运用于艺术创作的辩证方法的理解是对这一方法的庸俗化。”16这里斯大林提出掌握思维的辩证法有一个过程，不能要求作家，尤其是非党作家，在掌握这一方法后才进行创作;应该团结尚未掌握这一方法的非党作家。这里提到的艺术创作的辩证方法，指的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斯大林是反对这个方法的，认为这个方法具有庸俗化倾向，并且不利于团结广大作家，尤其是非党作家。

　　斯大林要求作家真实地表现生活。他在1932年10月26日与党内外作家座谈时这样说道：“你们应该往艺术家的脑袋里塞满各种观点，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将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7他主张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后来这一点写入了1934年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

　　我们知道，作家不同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伦理道德观念、审美理想等社会价值观念必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使作品具有不同的倾向性。斯大林重视作品的倾向性，但是不同意用“左倾”和“右倾”这些党的概念来表示这些倾向，而主张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和“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等概念来表示。他在1929年2月2日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信中讲了这个问题。18

　　斯大林尊重作家的劳动，大量阅读他们创作的作品，在评论作品时当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特别重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重视艺术表现力。这里特别要指出两点。一是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斯大林提出一部作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细节决定的，而是由它“总的倾向”决定的。如果总的倾向是好的，虽存在一些错误，仍应该肯定。1929年7月9日他在给《工人报》编辑的费里克斯·康的信中就这样评价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写道：“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由此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19他把年仅二十五岁的肖洛霍夫称为“当代名作家”，看重这位作家的文学才华，认为《静静的顿河》虽然写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总的倾向是好的，应该肯定。二是尽管作者的思想政治立场存在着问题，但是只要他们的作品产生的客观效果和社会影响是好的，就不应该否定。1929年2月2日，斯大林在给《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一信中对“不是自己人”的布尔加科夫用同情的笔调写白军军官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发表了评论。他说：“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本身，他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20由于斯大林持这样的看法，这个一度被禁演的剧本恢复上演了。

　　斯大林不仅准确地说明了作家的劳动的性质和他们的产品的特点，而且对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个性的特点有很好的了解，要求理解和尊重他们，对他们有时表现出来的常人看来比较怪癖或乖谬的言行采取谨慎和谅解的态度。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读了小说家索波列夫的小说《大修》后给作协领导人斯塔夫斯基写信说：“请关心索波列夫。他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根据他的《大修》一书来判断)。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任性和情绪不稳定(不听从‘驾驭’)。我认为这些特点是所有具有文学才能的人所共有的(也许少数例外)。”信中提出不要给他规定他写小说第2部，让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总之，让他先胡闹一阵……请爱护他。”21可以看出斯大林对有才华的作家的理解、尊重和爱护。

　　接下来简要地说一说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兴盛时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雄风犹在，一些大家仍在进行创作。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革命文学，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在此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象征派、未来派和阿克梅派都有一些著名的领军人物。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作家因为反对苏维埃制度而流亡国外，成为侨民，他们在国外继续进行创作，形成所谓侨民文学的第一浪潮。留在国内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苏维埃政权，不过他们的思想观点不尽一致。十月革命前后大批新人陆续登上文坛。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同路人”，并且分为各种派别，各自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大部分人则是离开车床和放下犁杖的工农青年以及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战士，他们自称无产阶级作家，人多势众，开始在文坛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成立的“拉普”成为最大的作家组织。二十年代作家队伍的情况大致如此。

　　斯大林根据作家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态度。他尊重和重视老一代作家中的革命作家，首先是像高尔基这样的人。他与高尔基的直接交往开始于1928年，进入三十年代后变得频繁起来。在他心目中高尔基是一个大人物，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政治人物;不仅是一笔艺术资本，而且是一笔政治资本，需要爱惜。同时，他认为高尔基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容易受感情和情绪的支配，有时可能偏向一边，无意中做出不利于党的事情来。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是与列宁相近的，当年列宁也在高度评价高尔基的艺术才能和所起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他“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习惯于感情用事”22因此斯大林要求周围的人对高尔基采取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爱护好“党和国家的这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了表示对高尔基的高度尊重，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斯大林亲自建议把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市改名为高尔基市，用高尔基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一条大街和莫斯科艺术剧院，隆重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在筹备成立苏联作家协会时，斯大林请这位文学界的元老担任作协筹委会名誉主席，并请他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建议大会推选他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名誉主席。

　　而从高尔基方面来说，二十年代末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以批判态度对待抽象人道主义，转而提倡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关心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支持斯大林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赞扬农业集体化运动，支持当局对一系列破坏活动采取严厉惩罚措施，赞成苏联政府实行的劳改政策。对此斯大林当然是满意的。可见，两人是相互信任并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共同语言的。总的来说，他们的关系比较融洽，甚至可以说是亲密的。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住处离得较近，两人经常见面，亲切交谈。同时常有书信来往。斯大林虽像他后来在一封信里自白那样“在写信方面像猪那样懒惰”，23但总共还是写了十七封信外加一个贺电;高尔基自然写得更多，总共写了五十二封信，再加上一个贺电和一个慰问电。来往信件之多，这在斯大林与作家通信中是首屈一指的。

　　从他们交往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尊重高尔基，认真听取他提出的建议，在多数情况下加以采纳和付诸实施。有时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为了表示尊重，也违心地同意了。例如当高尔基替反对派首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说情，请求安排他们的工作时，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还应高尔基的请求，认真阅读他送来的稿子，对其中一些文章进行了赞扬，也对个别文章不客气地指出批评。高尔基则常在自己的信里表达对斯大林的敬慕的感情，关心他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不止一次地提醒他注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两人的关系已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

　　当然，两人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过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曾出现在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成立苏联作家协会的时候。高尔基对斯大林作出的解散拉普、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策是支持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出现过分歧。高尔基主张让布哈林在大会上作关于诗歌的报告，并在新成立的作协的领导班子的组成上提出了不同意见，斯大林虽然心里不同意，但是从大局出发，作了让步和妥协，使问题得到了解决，结果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实现了文学界的大团结。另外，在就一些问题(例如关于语言问题和形式主义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时，两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由于斯大林采取慎重的态度，没有使分歧和矛盾扩大。

　　高尔基是在1936年6月18日逝世的。在他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对他是病故的这一点产生和提出疑问。到大清洗时，却把高尔基说成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被谋杀的。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改革”年代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说什么高尔基与斯大林存在着矛盾和对立，斯大林认为高尔基的存在构成了对他的危险，便把他“除掉了”。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这不仅违反斯大林与高尔基思想观点一致和关系密切的基本事实，而且也不符合经过反复研究作出的医学结论。

　　斯大林大概在1912年创办《真理报》时就认识诗人和寓言作家杰米扬·别德内依，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二十年代两人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到三十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斯大林认为别德内依在他的作品中宣传了错误思想，而别德内依未能很好接受批评，两人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老一代的革命作家还包括绥拉菲莫维奇，斯大林是尊重他的，但是交往不多。而在流亡国外的作家中，斯大林似乎特别看重布宁的才华和欣赏他的文学笔法。他曾指示驻法使馆注意布宁的思想动向，作过劝说其回国的尝试，但没有成功。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那位曾一度流亡国外、1923年回国的A.托尔斯泰的情况。斯大林对他这样做当然感到满意和表示欢迎的，给了他特殊的礼遇。一方面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信任他，给他较高的地位。他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进入了苏联作协的领导班子，成为科学院院士，被授予列宁勋章。他的创作也受到重视，曾先后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托尔斯泰为了表示对斯大林的感激之情，创作了中篇小说《粮食》，其中写了国内战争期间保卫察里津之役，颂扬了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斯大林与这位被称为“红色伯爵”的作家之间的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客客气气，相互尊重，没有发生过争执和纠纷，不过还不完全像一家人那样亲密无间。

　　再讲一下斯大林与老一代诗人的关系。由于勃洛克与勃留索夫先后于1922年和1924年早逝，斯大林未能与他们有具体的接触。他看重的有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三人，据说1924~1925年间曾会见过他们，与他们商讨过把他的故乡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译成俄语的问题。不久叶赛宁自杀身亡，这样就剩下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先说马雅可夫斯基。这位诗人曾是未来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接受了十月革命同时诗歌风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使得他的作品既保持着语言的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又易于理解和接受，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斯大林原来对诗人的艺术风格有一定的保留，这时也表示要像老百姓喜欢那样喜欢他的诗歌，曾几次出席诗人的朗诵会，听完朗诵热烈鼓掌表示赞赏。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4月14日开枪自杀。斯大林感到突然，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他在痛惜之余感到失望，对诗人的态度变得比较冷淡起来。而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受到冷遇，他的文学遗产不受重视。全集未能顺利出版，马雅可夫斯基陈列室没有如期设立等等。于是诗人的女友莉丽娅·勃里克于1935年1月24日给斯大林写信反映这些情况，斯大林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作这样的批示，说明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之前他似乎对帕斯捷尔纳克抱有很大希望，也许曾有意把他树为诗歌界的旗帜。帕斯捷尔纳克也很崇敬斯大林，两人有过直接接触，关系显得非同一般。布哈林在第一次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关于诗歌的报告时，把马雅可夫斯基与已故的勃洛克、勃留索夫、叶赛宁等人放到所谓的“转折时期”来讲，言下之意，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在《同时代人》一节里则突出帕斯捷尔纳克，称他为“当代最优秀的诗歌巨匠之一”。事先斯大林曾经看过这个报告，没有对这些说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帕斯捷尔纳克被看作苏联首屈一指的诗人，大有被树为旗帜之势。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在抒发内心的感受，具有远离现实生活斗争的倾向，语言过于雕琢，不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斯大林虽然看重帕斯捷尔纳克的才华，但是认为他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自己对文学的要求，同时也知道布哈林对他的赞扬遭到了文学界许多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觉得需要慎重考虑在诗歌界树谁为旗帜的问题。恰好在这时收到了勃里克的信，便作了上述批示。批示中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这不无批评和纠正布哈林的说法的意思。斯大林的批示使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使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定起了很大作用。

　　刚才已经讲到了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这里再补充几点。三十年代初原来没有完全接受苏维埃时代的现实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了较大转变，思想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31年的格鲁吉亚之行加深了他对这一方沃土培育出来的斯大林的认识和了解，产生了一种敬爱之情，曾带头写献给斯大林的诗，这种感情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帕斯捷尔纳克除了在诗歌创作上有其特点外，而且具有独特的性格、价值观念和处世态度，喜欢谈论哲理性问题，思考问题有不同于常人之处。斯大林对这一点也是了解的，因而对他的某些表现表示理解和采取宽容的态度。例如1937年肃反期间，作家协会曾起草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的信，要求帕斯捷尔纳克签名。他拒绝了。在当时签名不签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不签名自己就有被追究和被捕的危险。亲人们再三劝说，他固执己见，就是不签，理由是自己无权充当决定别人生死的法官。如上所说，斯大林理解有才华的人个性强的特点，知道这个情况后说了“别动这个远离尘世的人”这样一句话，使他免遭一场劫难。在随后十多年里，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联系不多，大概由于斯大林的关照，遇事能逢凶化吉。

　　再讲一讲斯大林与曼德尔什塔姆的关系。他知道这位诗人，但是没有同他有过直接联系和交往。曼德尔什塔姆于1933年11月写了一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称为“没有先例的反革命文件”的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诗，他在此诗流传开来后于1934年5月被捕。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信为他求情，斯大林立即在信上批道：“是谁给他们逮捕曼德尔什塔姆的权力的?不像话……”。同时他又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了解曼德尔什塔姆的情况，主要想知道这位诗人是不是“大师”。结果曼德尔什塔姆被从轻发落，被判处三年流放，送到条件较好的沃罗涅日服刑。斯大林比较宽容的态度使得曼德尔什塔姆的思想感情发生重大变化，写了《颂歌》等颂扬斯大林的诗。他在1937年流放期满后回到莫斯科时正是大清洗时期，可是他活动频繁，朋友们同情他的遭遇，把他看作受难者。不少原来与他意见不合、对他没有好感的作家非常不满，而且将这些表现视为政治问题。作协领导人斯塔夫斯基便请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曼德尔什塔姆再次被流放，而且被送往远东，最后病死在那里，结果造成了本来有可能避免的悲剧。

　　通常被归入“同路人”的著名作家有A.托尔斯泰、皮利尼亚克、普里什文、巴别尔、费定、爱伦堡、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拉夫列尼约夫、列昂诺夫、吉洪诺夫、左琴科等人，此外还有一位算不上是“同路人”的布尔加科夫。A.托尔斯泰的情况比较特殊，斯大林与他的关系上面已作了介绍。布尔加科夫的情况也在上面提到过，斯大林曾肯定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当布尔加科夫因生活和创作陷入困境，上书中央要求允许出国时，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他，为他安排工作，使得他留了下来，并能继续进行创作。

　　总的说来，斯大林并不因为“同路人”不是党团员和思想有摇摆而另眼看待。他重视他们当中有才华的人和肯定他们的有价值的作品。1929年他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曾提到分别写了《铁甲列车》和《决裂》的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拉夫列尼约夫这两位“同路人”作家，说他们带来的益处要比十个、二十个或一百个不会用艺术方法写作的党员作家多得多。24斯大林对“同路人”作家的创作的重视可见一斑。另一位“同路人”作家列昂诺夫也引起斯大林的注意。他仔细读过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贼》，并对另一部长篇小说《通向海洋的道路》提出过修改意见。战争年代则对剧本《侵略》作了高度评价，打电话给列昂诺夫进行了赞扬，支持它上演。再说一说斯大林与爱伦堡的关系。他不仅重视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肯定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称赞写国际题材的《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而且觉得此人有政治头脑，再加上在国外有广泛的联系和较大的影响，便一直把他视为有用的人才，尽量加以保护和利用。

　　不过斯大林与“同路人”作家中的一些人也有过纠葛，例如他与皮利尼亚克之间就发生过。这位作家在中篇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中写了一位高级将领住院治病时根据上面的命令动手术而死亡的事。这样写实际上影射攻击斯大林，说红军统帅伏龙芝就是这样根据他的命令被整死的。小说发表后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认定这是“对中央和党的恶毒攻击”，下令没收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皮利尼亚克做了检查，承认了错误，不过当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他照常能够发表作品，而且还同斯大林有书信来往。斯大林曾几次同意他出国访问，他访问回来后还向斯大林汇报，看来关系比较正常。从中看不出斯大林有记仇的表现。大清洗时他主要因被控充当外国间谍而被处决。有人认为斯大林没有保护他是因为没有忘记他对自己的攻击，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一直怀恨在心，乘机除掉他，这只能是一种缺乏根据的猜测。

　　新生代作家遍及小说、诗歌、戏剧各个领域。斯大林对这一代人比较关心和重视，对他们表示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上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他信任其中的少数人，委以领导作家协会的重任。受到他的器重或与他有较多联系的有小说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巴甫连柯、利别进斯基、潘菲洛夫、西蒙诺夫等，诗人别泽缅斯基和米哈尔科夫以及剧作家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阿菲诺盖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基尔顺、波戈廷、柯涅楚克等。斯大林与这些作家或有直接的交往，或曾与他们通讯联系，为他们解决生活和创作中的问题，对他们的作品作出评论。法捷耶夫是原“拉普”领导人中第一个得到斯大林信任和重用的作家。他曾先后两次被任命为作协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称为作协主席团责任书记，第二次称为总书记。斯大林不仅赋予他领导作协的重任，而且关注他的创作，曾对他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提出修改意见。法捷耶夫接受了，对小说作了重大修改。上面提到过，斯大林虽指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有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但仍肯定这部作品。后来当他得知小说第3部的发表遇到困难时，便亲自过问，在了解情况后准予继续连载。肖洛霍夫曾给斯大林写信反映他家乡的地方政府强征粮食造成农民吃不饱饭并有完不成春播计划的危险，斯大林收到信后立即作出反应，采取了具体措施。由于肖洛霍夫常向斯大林“告御状”，当地受到处分的干部怀恨在心，便捏造罪名，企图逮捕他。他便秘密跑到莫斯科求见斯大林。斯大林保护了他。再说一说西蒙诺夫。斯大林十分看重这个年轻人，他刚三十岁出头就被任命为作协副总书记。斯大林还重视他的创作，肯定他的作品，这使得他连续六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在诗人当中米哈尔科夫受到了受到了的亲睐。最典型的例子是1943年在征集苏联国歌歌词时，斯大林从收到的大量歌词中看中了当时还不那么有名的米哈尔科夫和他的朋友埃尔-列吉斯坦的作品，并且具体帮助他们修改定稿。斯大林重视戏剧创作，曾对许多作品作过评论和提出过修改意见。这里只提一下他对柯涅楚克在战争年代写的剧本《前线》的评价。这个揭露部队高层领导的矛盾的剧本发表后，西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持否定态度，他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禁止。斯大林作了完全相反的评价，认为它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将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这个剧本得到斯大林的肯定后，在全国各地成百家剧院同时上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用较多的篇幅讲了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接触较多，关系比较密切。把许多事实展示出来，有助于比较直观地说明他对知识分子的 看法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