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知识分子

2013-7-18 21:5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795| 评论: 0|原作者: 张捷|来自: 红色文化网

摘要: 张捷最新文章：斯大林与知识分子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张捷 | 点击：2438 | 时间：2013年7月18日 14:50斯大林与知识分子张捷　　首发红色文化网http://www.hswh.org.cn，转载请注明。高尔基和斯大林　　关于知识分子，斯大林有过许多论述。他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了说明，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不同类型，叙述了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变化。总的说来，他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不过对新旧知识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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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讲了斯大林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以及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下面将在这基础上讲他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所作的论述为制订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而且这样做时有时已具体谈到政策本身，如提出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态度的问题。现在再集中地谈一下政策。

　　斯大林重视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全社会文化水平很高，既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又有繁荣的文化艺术。有人把他的观点概括为“社会知识化”。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这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和农民全都变成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水平。25后来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则把说法改为“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26这样说比较准确。总之，他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反对对知识分子采取轻视和蔑视的态度。1938年10月10日他在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蔑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依斯基主义”27，同时嘲讽了仍然以工人自称的赫鲁晓夫。28斯大林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可见一斑。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者的知识分子还正在培养和形成。因此斯大林在实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把相当大的注意力和精力花在如何正确对待旧知识分子上。如上所说，他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总的方针是区别对待，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待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对其中拥护苏维埃政权、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在工作中加以重用;对思想上还有摇摆的人，则采取说服教育和争取的态度，欢迎他们的进步;对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就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如他们有破坏活动，则依法加以惩处，二三十年代处理沙赫特事件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对待其他部门的旧知识分子总的政策基本相同，不过具体做法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斯大林深感培养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这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得新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而有力措施之一，则如上所说，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高等教育。据统计，在革命前的1914年/1915年度，全国只有高等学校一百零五所，在校学生十二万七千人;而到1940年/1941年度，高等学校增加到八百一十七所，在校学生八十一万二千人。科学工作者1913年为一万一千六百人，而1940年则为九万八千三百人，增加的幅度是很大的，增加的都是新培养的人。

　　大致到三十年代末，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旧知识分子逐渐年老，而且知识老化，愈来愈跟不上形势，因而他们逐渐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人民出版社位，新的知识分子开始唱主角。斯大林在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的草案的报告中就指出，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百分数很小，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因此，这已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29

　　1939年3月10日他在党的十八大上做关于联共(布)中央的总结报告时又讲了旧知识分子的分化瓦解过程和新知识分子力量的形成动员和积聚过程。他说：

　　“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和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30

　　也许斯大林对知识界的变化估计得过于乐观，没有充分考虑到知识分子问题的复杂性。但是不可否认变化确实是很大的。根据这种估计，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了某些调整，开始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知识分子。

　　为了表明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苏联政府在斯大林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的具体措施。首先恢复和完善了职称评定和学位授予制度以鼓励知识分子积极上进。到1950年，被授予博士学位的有八千三百人，授予副博士学位的有四万五千五百人。成为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和教授的有八千九百人，成为副教授的有两万一千八百人。与此同时，根据职称、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战后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曾大幅度提高。副教授和副博士的工资大致为熟练工人的四倍，而教授和博士则为七倍。在知识分子当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像先进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一样，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同时被授予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不少科学家曾不止一次地获得这个称号，其中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数学家动力学家凯尔迪什、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和伊柳辛等人曾先后三次荣获此称号，另一位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和化学家涅斯缅扬诺夫等则两次获此称号。再就是用授予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方式奖励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人。

　　1939年12月在斯大林六十岁诞辰时，设立了斯大林奖金，授予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优秀作品。起初奖金共分以下十六项：一、数学和物理学;二、技术科学;三、化学;四、生物学;五、农业科学;六、医学;七、哲学;八、经济学;九、历史和语文学;十、法学;十一、音乐;十二、绘画;十三、雕塑;十四、建筑学;十五、戏剧艺术;十六、电影艺术。奖金各为十万卢布。1940年2月2日增设四项斯大林文学奖，奖金也各为十万卢布，分别授予诗歌、小说、剧本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优秀作品。斯大林奖金设立后按照规定，每年评奖一次，就是在战争年代也照常进行，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停止。各个领域的大量的优秀成果获得了奖赏。有的人曾多次反复获奖。在这方面飞机设计师伊柳辛创作了记录，曾先后获奖七次。获奖五六次者大有人在。如上所说，西蒙诺夫共获奖六次，在作家当中高居榜首。授予奖金既是精神上的鼓舞，又是物质上的奖励，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和开拓创新起了很大作用。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根据历史的经验，深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他提出要用十年时间跑完落后于先进国家的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离。他动员全国力量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用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由于竭尽全力搞发展，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到三十年代末在某些方面已开始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需要致力于备战，因此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被置于重要地位。在枪炮坦克以及飞机的设计制造方面迅速取得重大进展，为用先进技术装备苏联军队从而对最终取得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轻工业和各种民用工业发展较慢，比较滞后。

　　战后，斯大林审时度势，又致力于原子能科学和火箭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根据记载，仅1946年一年，他就签署与此有关的六十来个重要文件。执行这些决定的结果，苏联不仅很快获得了核盾牌，而且在航天事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斯大林逝世后过了四年，1957年苏联就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人类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丘吉尔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八十岁诞辰时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时说：“斯大林是最伟大的、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离开时它已拥有原子武器。”31他这样说，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实现这种巨大的飞跃，知识分子功不可没，说明他们服务得不错，同时也说明斯大林的知识分子政策取得了成效。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以上事实并不说明斯大林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完美无缺的。同时也并不说明任何时候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奉为上宾，受到优厚的待遇，都能发挥他们的才干。他们也有受批判和受压制的时候，有的人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和受惩罚，甚至死于非命。这样的事比较集中地发生在1936年至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下面就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这次肃反运动并不肇始于知识界，知识界只是被全国掀起的大清洗的浪潮卷了进去。即使如此知识界受到的伤害也是很大的。而就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一般说来，从事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和历史等学科)研究的人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被卷进去的人较多，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部门的人相对少一些。由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清除党内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和各种特务间谍以及其他的“人民的敌人”，因此过去与反对派有过联系或支持过反对派的人，宣扬过各种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观点的人，多次出国以及与国外有较多联系的人首当其冲。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学科(例如生物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由于存在严重分歧和激烈的斗争，这时便相互揭发，上纲上线，甚至编造事实，结果造成一些人受到惩办的悲剧。有人估计，大清洗中学术界有五百多人被处决，其中包括教授、博士、研究生和其他科研人员。在受到惩办者当中包括著名育种家、遗传学家瓦维洛夫，他于1940年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就连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也曾受到冲击，一度被捕和被关押。文学界同样存在肃反扩大化问题，究竟有多少作家受到惩治，尚未见根据档案材料统计的具体数字，但是许多事实说明，打击面是很宽的。首先，一些曾一度赞成过托洛茨基的观点或者早期参加过托洛茨基派的活动的人遭到了清洗;其次一些人因其创作的思想倾向而获咎，受到惩办。再就是多次出国或与国外有某种联系的人被怀疑有叛国行为而被逮捕和处决。总之，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遭到了劫难，同时这也影响了其余的人的情绪，这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损失，而且也使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积极性有所挫伤。

　　卫国战争胜利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通过了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多项决议，发动了对文艺界的某些人士和某些作品的批判。首先是1946年8月开展的对列宁格勒作家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批判以及通过的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起因是两杂志看重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等作家，不断刊登他们的那些被认为思想政治倾向有问题的和不健康的作品。而导火索则是左琴科被聘为《星》杂志新编委会成员，同时发表了他的小说《猴子奇遇记》。8月9日，由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出面召开会议讨论两杂志的问题，斯大林亲自出席，发表了讲话，并在别人发言时多次插话。他强调文学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要求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崇洋媚外;强调在不同制度下杂志的不同性质，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杂志是用来赚取利润的企业，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是属于人民的;指出开展正确的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反对只讲朋友义气、不讲原则、胡乱吹捧等等。他在讲话中反对两杂志把宝贵的篇幅提供给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那样的作家，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并在插话时使用了骂人的字眼。联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讲话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两杂志的决议，批评了两杂志的错误，决定撤销《星》杂志原主编的职务，改组该杂志的编委会，停办《列宁格勒》杂志等。接着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做报告，在批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时，话说得更厉害。苏联作家协会也通过决议，改组作协列宁格勒分会的领导机构，开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作协会员的会籍。这就是当年震动整个知识界的关于两杂志事件的大致情况。

　　上述8月9日的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影片《灿烂的生活》，斯大林也发表了讲话，对它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还对两部历史题材电影《海军上将纳西莫夫》和《伊万雷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月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灿烂的生活》上演。

　　在此前的十来天，联共(布)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建办法》的决议，指出现代主题的剧本受到排挤，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的剧本，并把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编入上演节目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缺乏原则性的布尔什维克的戏剧批评。决议要求艺术工作委员会在最短时间根除所有这些严重缺点和错误。

　　1946年8月在讨论两杂志时，斯大林曾批评过崇拜西方和外国人的表现。1947年5月他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会见苏联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时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主题非常重要，而一般知识分子，例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往往缺乏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感情。他还说：“他们毫无理由地崇拜外国文化。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不是百分之百的大人，习惯于认为自己处于永远是学生的地位。”接着他让日丹诺夫拿出一封党中央分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密信，其中讲的是关于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克柳耶娃和她的丈夫罗斯金擅自把专著送到西方出版而受到追究的事，让法捷耶夫读给大家听。读完后他又说道：“应当消除妄自菲薄的习惯。”32后来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于是开始了一场反对妄自菲薄、反对缺乏自信和自尊、反对毫无理由地崇拜西方的运动。法捷耶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行动起来，揭露了戏剧批评界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批判了“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

　　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指出这部歌剧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作者走上了对苏联作曲家的创作极其有害的形式主义的道路。决议重提了1936年《真理报》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及其对苏联音乐发展的危害性的揭露，列举了战后联共(布)关于文学艺术通过的各项决议，指责苏联音乐界没有遵照决议中的指示进行任何改造。决议最后要求中央宣传鼓动部和艺术工作委员会努力改正苏联音乐的状况，消灭中央决议中所指出的缺点，并保证苏联音乐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

　　就这样，在战后的三四年内，联共(布)中央就文艺界的问题发动一场场批判，通过一项项决议，要求消除存在的缺点和不良倾向。一些文艺界的重要人物被触及，他们的一些作品遭到了否定。这里首先需要弄清，各项决议所揭露的问题在战后的文艺界是否存在?应该说，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的，也许有时话说得夸张了些，但有的人确实有崇尚西方文明的表现。因此决议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指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必要的，而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斯大林本来知道，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个性特点，对待他们应当采取与对待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态度。可是他在这时却没有这样做，见到这些知识分子的不恰当的表现和有问题的作品，便上纲上线地进行严厉批判，用通过决议这样的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问题，甚至采取惩罚的手段。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一时能把某种不良倾向压下去，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他们还会不断有错误的表现。刚才提到过，音乐界就是如此。而且往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严厉批判歪曲和丑化现实生活的倾向的同时，可能出现粉饰和美化生活的另一种倾向，这后一种倾向在战后的文学创作中不断有所加强。总而言之，要解决文艺界出现的问题，不能采取所谓“骑兵奔袭式”的方法，不能靠通过几个决议和下几道命令，而要求对创作知识分子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引导他们深入现实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定的效果。

　　斯大林在领导文化艺术各个部门时，力图尽可能多了解各部门的情况，以便在处理这些部门的问题时能够作出正确的决断。当某些学科内部发生不同学派的论争时，他的表态尤其特别重要，有时决定着这些学科发展的方向。例如，他曾对语言学界内部的争论进行了干预。在一段时间内以马尔为首的学派曾独霸语言界，他们宣扬语言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排斥其他学派，打击不同观点的学者。斯大林发现后，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他把持不同观点的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契科巴瓦请来进行长谈，以便了解情况，并建议他发表文章，以便进行公开讨论。接着他自己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的看法，纠正了马尔关于语言的错误观点。这样一来，语言学界一派独霸的局面得到了改变，这对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这样做得到学术界许多人的赞同。

　　但是斯大林并非像有人吹捧的那样，是旷世的天才，是精通各门学科的泰斗，是永远正确的。事实证明，他在介入学术界的论争时，并非任何时候都做得对，也有过大的失误。最突出的例子是支持李森科对生物学界的遗传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上面说过，斯大林推崇米丘林，他认为在生物学方面米丘林的观点是唯一科学的观点，自然对遗传学是否定的。三十年代生物学界在遗传学问题上发生了不同观点的争论。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一些人自称为米丘林学派，反对遗传学，将其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科学”。他们给遗传学派扣政治帽子，把这一派的学者在自己著作中引用外国学者的话的做法看作对外国人卑躬屈膝的表现。在大清洗中遗传学派的一些人由于受到怀疑而遭到惩办。卫国战争时期，争论曾一度中断，战后重新爆发，而且更加激烈。

　　由于斯大林推崇米丘林和否定遗传学派，李森科派得了势，李森科当上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斯大林认为李森科也不是理想的人选。1947年10月18日，他在同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谈话时一方面明确地说：“摩尔根派和孟德尔派是被收买了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科学自觉地支持神学。”另一方面在谈到李森科时也这样说道：“李森科是注重经验的人，他在理论上不行。这是他的弱点。我对他说：如果您作为农业科学院院长而不能动员大多数人跟您走，您算是什么样的组织者呢?”33不久尤里·日丹诺夫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处长。他对生物学界的争论有自己的看法，便于1948年4月10日在联共(布)州委和市委的讲师班上讲了一堂题目为《当代达尔文主义的争论问题》的课，指出生物学界李森科派与其对立面的争论并不是苏维埃生物学派与资产阶级学派的斗争，不能把所有苏联生物学家分为两个阵营，有人这样做，更多的是追求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发展科学，而且是违反真理的。这实际上是对李森科派的批评。

　　李森科得知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对他的诽谤，便立即写信向斯大林告状。信中说，这是要求他保证各种不同学派都得到发展，对他来说“这个要求是无法实现的”。他觉得农业科学院院长很难当，如果让他只搞科学研究，他将感到高兴。这实际上是以辞职相要挟。斯大林收到信后没有马上回信。不过他在6月召开的一次尤里·日丹诺夫被邀请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一位同志讲了一堂反对李森科的课。他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中央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错误的说法具有右倾调和主义的性质，有利于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显然斯大林是不同意尤里·日丹诺夫那样做的。

　　不久，全苏农业科学院要召开例会。李森科把他要在会上做的报告呈送斯大林审阅。报告题目为《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的状况》，其中阐述了他对生物科学的一贯看法，虽然没有提到尤里·日丹诺夫的讲课，实际上许多方面是对讲课的回答。斯大林基本上赞同李森科的观点，并添写了一些话。例会在1948年8月召开。李森科做完报告后，参加会议的遗传学家纷纷表示反对。李森科让他们一个个上台发言，然后宣布报告是经斯大林批准的，这就把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置于反对斯大林的境地。于是有人认错，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会后，一些主要的遗传学家被解除职务，有几人被逮捕，中学和高等学校禁止讲授遗传学。这使得生物学界的斗争上了一个台阶，开始动用组织手段、甚至采取惩罚措施来解决问题了。这不仅阻碍苏联生物科学的发展，使之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状态，而且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但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错误地对遗传学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同时由于反对崇洋媚外进而不赞成苏联生物学家学习西方经验，因而在生物学界的争论中支持李森科而反对遗传学家。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他认为李森科理论水平低，不善于团结人，不是学术界带头人的理想人选，同时他也知道学术界一派独占的做法不利于学术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对语言学界进行了干预，改变了那里由马尔一派垄断的局面。因此也许他觉得在生物学界也应该这样做。大概他经过反复考虑，于1952年夏天给马林科夫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消除李森科在生物学界的垄断，成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集体领导制的主席团，吸收反对李森科的人参加主席团，首先是吸收齐清和热尔巴克。”34可惜，这个指示下得比较晚了些。斯大林没有看到生物学界在贯彻他的指示后发生的变化就逝世了。

　　斯大林与知识分子是一个大题目。以上作了一篇大致的考察，最后觉得需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在他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他对知识分子下的定义特别重要。他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社会各阶级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阶级，是提供服务的人。明确这一点，可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和表现有正确的理解。其次，过去常常有人认为斯大林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他遭到批判后，更断定他不仅不重视，而且迫害知识分子。以上引用了大量材料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情况恰恰相反，他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肯定他们作出的成绩，与知识界的某些著名人士有过密切交往，并不是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是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专制暴君。再就是斯大林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前后有过调整和改变。应该承认有过某些失误，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但是总的来说，他实行的政策在团结和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动员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②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174～175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④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2～273页。

　　⑤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6～187页。

　　⑥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5～286页。

　　⑦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⑧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66页。

　　⑨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2-23页。

　　⑩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39页。

　　11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7页。

　　12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