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9章 “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 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 话说学校放寒假后，毛泽东带着杨开慧和在长沙求学的弟弟毛泽覃从长沙回到故乡。毛泽覃先回了韶山冲，毛泽东则和杨开慧一起来到了板仓。他们在板仓小住十几日，一来是看望杨老太太和兄嫂，二来也算是度蜜月了。在这十几天里，杨开慧陪着毛泽东踏遍了板仓的山山水水，实地考察，探亲访友。在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这十几天给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不可磨灭的回忆。 1921年2月8日是正月初一，毛泽东从板仓回到唐家圫舅舅家，给全家人拜了年。尔后，他又回到韶山冲过春节。 毛泽东到家后没有见到毛泽建，想起母亲的嘱托，便向毛泽民问起了毛泽建的下落。 原来，自父亲去世后，家里已经难以支撑了。14岁的毛泽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依靠，就不得不回到东茅塘自己的家里。 毛泽东闻听此言，立即跑到东茅塘毛泽建的弟弟毛泽连家，去找毛泽建。他问蔚生六阿婆： “怎么不见泽建？” 毛泽建的母亲蔚生六阿婆说： “你母亲死了，你叔叔也死了，没有人抚养她，就把她嫁出去了。” 原来，毛泽建回到东茅塘后，为生活所迫，只好依旧去讨米。后来，毛泽建的一个亲戚萧南庭见了，就对毛泽建的母亲蔚生六阿婆说： “这么大的妹子，出去讨米太丑了，何不找个人嫁出去算了。我可以帮这个忙，给她做个介绍。” 萧南庭还问毛泽建的母亲放心不放心。毛泽建的母亲说： “有你帮忙，我那有不放心的。” 萧南庭介绍的这一家是他的一个本家，杨林一个姓萧的。萧家母亲去世早，只有一个父亲，还有几亩田地。经萧南庭牵线，说成了这一门亲事。毛泽建不久就嫁到宁乡县杨林萧家，做了童养媳。 毛泽建在萧家可谓是度日如年。每天繁重的家务活、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粗粗细细的事情，全压在她那稚嫩的肩上。尽管做牛做马，却得不到一丝温情，经常被家人责骂，甚至，连饭也吃不饱。毛泽建无比怀念在上屋场的那段生活，时常想起母亲想起三哥，她常常跑回上屋场打听三哥的消息。 毛泽东听了六阿婆的述说，就说： “我要把她接回来。” 毛泽东回到家里，让一个叫毛希乔的农民去杨林送信，叫毛泽建回来见他。毛泽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三哥盼回来了。她立即回到上屋场，见到三哥，早已是泣不成声。毛泽东安慰道： “你莫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做童养媳了，我这就接你回来，到长沙去读书，好吗？” 毛泽建听了，破涕为笑，忙说： “哥哥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 毛泽东让毛泽建把她丈夫叫来，对他说： “我要带泽建去读书，你也一起去吧。” 姓萧的小丈夫说，要回去和他父亲商量商量。结果，他这一走几天都没有回来回话。 2月15日晚上，毛泽东和毛泽民及弟媳王淑兰，还有小弟毛泽覃、小妹毛泽建，表哥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一边吃着韶山的土果品，一边叙家常。 王淑兰，1896年2月5日出生于湘乡县金石乡安乐村刘家湾的一个贫苦家庭。她嫁到毛家时，毛泽东正在长沙读书。因毛泽民排行第4，毛泽东按照湖南的习俗，称她为“四嫂”。 毛泽东对大家说： “今天是正月初八日，是母亲的诞生日，我们要多打一下讲呀！” 他又对毛泽民和王淑兰说： “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后事都是你们料理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 毛泽民由于哥哥外出求学，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务农，帮助父亲持家理财，学得是能写会算。毛泽东一席话，勾起毛泽民心中的艰辛，他说： “费心倒莫讲，我们在屋里当然要尽力。只是这些年家里日子也不好过。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要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民国八年，娘先死，不久后爹死；民国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这几年钱用得太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欠了人家的钱？” 毛泽民说： “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顺义堂的几张票子。牛，别人家在喂；可欠人家的票子，总得还钱呀！” “能抵消的有么子东西？” “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只有两头猪，还有几担谷。”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讲的都是实在的。但是，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国乱民不安嘛！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们两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个安生的地方，你们都跟我出去吧。” 他指指毛泽民，又说： “润莲细时在家里搞劳动，没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毛泽民和王淑兰都瞪着眼睛望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继续开导说： “我和你嫂子都投入了革命事业，泽覃和泽建也跟我去。古话说：一人犯法满门抄斩。你们留在家里也是不可能了，只有革命这条路可走。当然，你还可以走另一条路，或宣布和我脱离兄弟关系，或躲避他乡，但我相信你不会走那条路的。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嘛！” 毛泽民问道： “我们都走了，那田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账目又怎么办？” “好办，好办得很！”毛泽东笑着说：“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告示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人家要钱，快春耕了，不能让人家买牛呵！别人欠我们的帐，就莫要了。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就让给作田的人住，仓里剩下的谷子也不要动了，到春荒时给那些最没有饭吃的人吃。还有，穿过的衣服又用不着的，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出去不要带蛮多的东西，带多了倒是个负担。” 毛泽民说： “跟你出去，我同意，你最好多住几天，跟我作个计划。” 毛泽东说： “你做主就是了。我还有事，不能在家久呆。” 最后，毛泽东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打些鱼，拿些腊肉，送给左右邻居和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还请了邻近一些辈份高和年纪大的人吃晚饭。 正月初十这一天，毛泽东带着毛泽覃、毛泽建离开了韶山。就这样，毛泽建跟着三哥高高兴兴地开始了她新的生活。后来，萧家到东茅塘要人，说是没活人就要死尸，还问了毛泽东的地址，写信去要人。毛泽东给东茅塘回信说： “泽建不会回来了，让萧家再找一个媳妇吧。” 一个星期后，毛泽民、王淑兰夫妇也带着孩子离开了韶山，来到了长沙城。毛泽东把毛泽民安排到自己任主事的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他把堂表弟文东仙安排在附小当工友。 新的学期开始了，已经回到长沙的杨开慧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同毛泽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在这一天，杨开慧和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陈昌的爱人毛秉琴，用6元钱操办了一席晚餐，毛泽东请了几个好友何叔衡、陈昌、方维夏、谢觉哉、彭璜、王季范到家中小聚。朋友们看到饭菜同往常一样简单，吃到最后，毛泽东和杨开慧才向客人宣布说：“我们结婚了。” 毛泽东和杨开慧以其惊世骇俗的结合，在其周围人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把他们两人的婚姻誉为“理想的罗曼蒂克” 其实，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事这样简朴，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才这样做，相反，毛泽东此时手里还握有巨资。原来为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章士钊募捐了两万块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支配。虽然已经用去了大部分，还有剩余的一部分在他手里。公私分明的毛泽东，从不为自己动用其中的一分一毫，而是要把这些钱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不仅如此，就连母亲为女儿办嫁妆的百十块银元，杨开慧也交给毛泽东，用于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前，都住在集体宿舍里，结婚后，杨开慧继续在学校学习，每逢周末，她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又甜蜜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过多的沉溺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中，他的心里牵挂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 毛泽东和杨开慧互相帮助，学习马列理论，开展社会活动。杨开慧经常和共产主义小组一道，听毛泽东联系中国国情和湖南省情，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答大家提出的疑难问题，深受启迪。 1921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鼓励与帮助下，毛泽建考取了长沙城内小吴门西的伍家井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能够进入学堂，对于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毛泽建来说，着实不轻松。虽说她在上屋场，靠自学认识了不少字，但毕竟还没进过学堂，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毛泽建是个心性很高、不甘人后的女子，她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时常学到深夜。 毛泽建勤奋好学，进步很快，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课，更为突出。 1921年春，毛泽东在一师附小高小部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毛泽民一边工作，一边在补习班里学习。毛泽东给浙江的许志行写了一封信，要他来长沙读书，也把他安排在补习班里学习，并负责他的一切费用。 补习班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所选国文教材，大多是五四时期进步的文艺作品。毛泽东总是向学生热情地灌输革命思想，深入浅出地给他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引到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些青年在思想上、学习上都有很大提高，有的还能写较长的文章，反帝反军阀的思想十分鲜明。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 1921年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陈昌等人继续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陈昌向毛泽东请求从自修大学派一些人去当教员。 1921年3月，毛泽东与从法国归来的萧子升发生了激烈地争论。萧子升说： “像刘邦和项羽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说：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 在新形势下，新民学会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毛泽东和萧子升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萧子升主张保存新民学会，以无政府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主张解散新民学会，他提出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毛泽东说： “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 毛泽东和萧子升这一对老同学老朋友，就此在思想上彻底分道扬镳了。尽管毛泽东此后还不断地争取萧子升，但最终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此是后话，待后再说。 3月14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28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目的是为了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担任了中韩互助社通信部中方主任，何叔衡任宣传部中方主任，贺民范任经济中方主任。社址设在船山学校。 1921年4月，毛泽东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其他负责人，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一起倡议劳动立法，并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 原来在1921年4月，取代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赵恒惕，为了愚弄人民，巩固他的既得地位，在长沙各报刊公布了《湖南省宪法草案》，假惺惺地征求民意，许多政客为之捧喝。 4月2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登载于该报开辟的“省宪草案讨论”专栏。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省宪草案“第1个最大缺点，就是人民权利规定的不够”。 毛泽东文章中写道： “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亲属遗产之权”，“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在这3项中，以“第3项则尤其紧要，现在无职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明确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他说： 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生存权。 毛泽东指出省宪草案第两个最大缺点是： “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这样下去，“事实上仍是有钱人当选，无钱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平民的政治”。 毛泽东提出对省宪草案作根本的修改，加上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求得正当职业权和有正当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毛泽东在该文中着重谈了劳动立法问题。他认为省宪法草案至少要在“行政”章之“实业”一款里，明白加入下列两条： （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等项，以省法律定之； （二）省政府对于同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行业工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 毛泽东的《省宪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的发表，使省宪讨论进一步扩大和热烈。李六如、易礼容等相继撰文揭露省宪草案的虚伪性，要求写入保护劳工利益的条文。 是年3、4月间，湖南劳工会在黄爱、庞人铨领导下发起了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国有的罢工运动。 1921年五一节前，湖南学联准备联合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原来，湖南劳工会成立初期的会员多数是工业学校的学生。后来，劳工会逐渐在长沙华实纱厂、光华电灯厂、造币厂、黑铅厂、兵工厂、泥木、理发等个行业工人中发展会员。仅仅2年的时间，劳工会就建立了20个基层工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人团体。所以，毛泽东要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首要的重要问题，就是要争取这个人数众多、比较庞大的工人团体，逐渐地把它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和任树德一起去找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商谈关于在五一节联合游行示威的事。 任树德是毛泽东结交的第一个泥木工人朋友，他为人诚实，在同行中颇有威信。因他经常到船山学社做零活，毛泽东就和他进行了多次谈话，了解泥木工人的生活情况，趁机向他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彼此之间拉近了距离，成了好朋友。 毛泽东、任树德和黄爱、庞人铨坐在一起喝茶，慢慢地聊着。 毛泽东为了缩小和黄爱的距离，并不急于谈游行的事，他有意把话扯远，说起1918年冬天，他带着新民学会会员赴京时，从北京到天津塘沽，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情景。毛泽东又说起李大钊。黄爱也说，他知道李大钊，他的朋友周恩来很是敬重李大钊。毛泽东告诉黄爱说，李大钊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还说，自己虽未与周恩来见过面，但知道周恩来也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因为，最近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信说，周恩来等人组织了“工学互助团”，正在积极研究俄式革命，他们是拥护马克思的。毛泽东巧妙地把话题转到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上。 “我们不同意！”黄爱激动起来，他说：“我们只注意经济斗争，劳工必须在经济上求解放，而不能带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我们只需要工会，不需要什么政党。” 毛泽东知道到他们受无政府的工团主义影响很深，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说服的，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任树德提出了“五一”节游行的事，黄爱坚决拒绝。他说： “劳工会是搞经济斗争的，参加游行就带了政治色彩。如今为了第一纱厂的复工问题，正在和赵恒惕政府谈判，如果搞了政治斗争，就可能使复工的希望完全破灭。” 毛泽东看到黄爱的态度，也不强求。 两天以后，赵恒惕政府为湖南第一纱厂的事逮捕了黄爱，工人们准备营救，但不知该如何办。毛泽东趁机对庞人铨说： “龙庵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管你们，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一方面组织劳工会和学联派代表准备和省公署谈判，开展请愿运动；另一方面准备组织游行示威。赵恒惕对劳工会和学联提出谈判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群众被激怒了。五一节联合大游行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5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庞人铨组织了长沙织造、铁业和泥木等行业工人和各校学生1万多人，冒雨举行了浩浩荡荡的国际劳动节游行大示威。群众队伍里打着“劳工神圣”的旗帜，他们高呼“宁可不要命，不可不做人”的口号，沿途散发《劳动节略史》、《告工人》和《社会革命》等传单，在街头进行演讲，引起了社会上巨大的反响。 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赵恒惕政府不得不释放了黄爱。 毛泽东马上到第一纱厂去看望黄爱，他深情地说： “正品兄，这件事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湖南劳工会的工人代表和一部分学生在湖南一师举行了劳动节联欢会。大家进行了讲演、游艺活动。在这次联欢会上，大家食用的纪念面包上还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 毛泽东的影响和教育下，黄爱、庞人铨在1921年下半年开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为了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他到工人聚居的地方去攀谈，到茶馆里去同那些“苦力”交朋友。在同工人的交往中，他了解了长沙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产业和行业工人的劳动、生活和工资等情况，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然后又运用这些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去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并逐渐把他们组织起来。 就在这一年的5月，长沙出现了一位英烈人物，震动了中华大地。毛泽东闻之，也激愤异常。这位英烈就是易白沙。 易白沙，名坤，字越村，长沙人。家居长沙白沙井附近。曾任长沙县立师范、湖南一师历史及国文教员，后任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他在5月伺机刺杀北洋军政首脑未成，去广州谒见孙中山，请求组织军队北伐，未能如愿，愤激之下，来到广东新会长陈村海边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故里，蹈海牺牲，以死报国。 毛泽东由易白沙的壮烈，想到恩师杨怀中的英年早逝，一个个杰出人物都离去了，他悲愤难忍，挥笔写下了一幅挽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这正是：毁家纾难我大难，毛公取义敢为先。 忧国忧民为劳工，痛悼英烈哭先贤。 再说在中共一大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议决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1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说：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随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五个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 此时，除上海、北京、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以外，在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6月上旬，一个神秘的外国人来到了上海，这个人看上去年近40岁，身材高大，戴一副金丝边近视镜，一副知识分子的风度，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透着敏锐和机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马林。 早在马林到达上海的前几天，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克尔斯基就到了上海。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会见了李达、李汉俊，他们经过几次交谈，一致认为在中国建立党的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于是，李达、李汉俊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在广东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在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同意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担负起了发起创建中国党的历史任务。 李达、李汉俊分别发函给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请他们各派代表2人，于7月间到上海参加中国组建中国党的代表大会。 毛泽东接到上海发来的开会通知后，立即到湖南通俗报馆，找到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何叔衡，召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开会。 湖南同志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可见，毛泽东与何叔衡是一对志趣相投相辅相成的革命老搭档。 经过大家商议，决定派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欲知中国共产党成立情况如何？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发展工人运动争取不同政见的黄爱、庞人铨，不急不躁，可谓用心良苦。他在黄爱、庞人铨等人在现实面前碰了壁无路可走之时，立即伸以援手，助其脱困，再晓之以理，终于将他们培养成为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做思想工作的人们不可不借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