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07年）
今天4月30日，是越南人的日子，也是世界上所有正义人士的日子。因为32年前(1975)的今天，一场历时长达10年、规模最大、最为血腥和改变了国际格局的越南战争，随着美国承认失败，美国军人最後仓惶撤出西贡，而正式宣告结束。中国是越战的参战国之一，所以这一天应该也是中国人的日子。
这段历史已经尘封了32年，本应随着岁月的消逝而逐渐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淡忘、消失。但是近来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一再失利，在伊拉克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于是又勾起了他们对越战那段梦呓般岁月的苦涩记忆，成为目前美国政坛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就是这个月(4月)的10日，美国麻州的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邀请1972年打着反战旗号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乔治?麦高文 (George McGovern)(1)到校演讲，主题就是〈越南怎样改变了美国和我〉。虽然现在已经是八十四岁的高龄了，但是他还是一本反对越南战争的初衷，严厉抨击布什总统和共和党的伊拉克政策，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使美国又在中东陷入了另一个大泥沼。他深表遗憾地回忆说，「我曾经祈求过，我们千万不要再犯像越战那样大的错误，但是没想到，我们竟然把越战的这个灾难性的教训就这麽快地忘掉了。现在的伊拉克越来越像是我们的第二个越南了」，然后提高嗓门大声强调说「用武力是绝不可能打败恐怖主义的。」(2)热情的听众对这位元老政治家忧国忧民的智者的警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大厅里历久不息。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听众，也难免不被他的一腔爱国热情所感动，而且也深深感到布什总统发动的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像当年的越战一样，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反战势头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当然，越战这场梦呓，在美国人的记忆里怎么可能会随着岁月而淡忘、消失呢?实际上，越战结束後的这二三十年来，美国的有识之士、政治家、评论家、学者，不时地从各个角度对越战的历史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
下面举出五位有代表性的言论作为佐证。第一位是当时主导越战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越战结束十六年後，他痛苦地回忆说，美国人被打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高估了自己现代化武器对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为此，他深感内疚，甚至在电视上当众流下了忏悔的眼泪。(3) 2000年4月14日，他在上述的麻州威廉斯学院的一次专门讨论越战的大型公开的讨论会上，又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一再强调他当时作了令他遗憾终身的错误决策，并告诫美国当局和美国人要谨记和汲取这个痛苦的教训，切勿在东亚轻易用兵。
第二位是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克里福德( Clark Clifford)。他回顾说美国之所以失败，主要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全力参战，实际上，除了原子弹没有动用外，什麽高尖端武器都动用了。共计派遣了二百五十多万人到越南，其中五十四万多为地面部队，死了五万八干多人，伤了十多万人，总共消耗弹药七百六十万吨(相当於二战时的三倍)，耗费近三千亿美元(一说六千亿美元)，打了十年之久，所以不能说没有尽力，不能说美国出卖盟友。只是因为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贪污腐化，内斗不已，民心涣散，兵无斗志，是个扶不起的阿斗。(4)
第三位是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他说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全国意志无法集中，思想无法统一，以致社会陷於混乱，政府陷於瘫痪，无法有效运作。(5)
第四位是上述的乔治·麦高文。他在上述的演讲中认为，「我们有的是战舰、飞机、坦克，但是如果你的对手是一群愤怒的、狂热的、不要命的游击队，你就不可能把他们打倒。这就是越战的教训」;「别人这样恨我们，为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6)
最後一位是麻州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他认为越战是美国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扩张战争，是一场不义的战争，遭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难逃失败的命运。( 7)
当然越战是美国人的切身问题，有刻骨锥心之痛，不断地进行反思是很正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美国至今记述和讨论越战的书籍多达一万二千多本(根据美国国会图书绾的书目)，有关的专论、小说、杂文、电影，更是不计其数。可见美国人对越战是多么的重视，多么的刻骨铭心!
然而，反观越战中作为美国主要对手之一的中国人，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之苦的当代中国人，一个关心中国南大门安全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这场与中国国运密切相关的战争呢?说来颇令人失望。首先是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不敢大声地像在朝鲜战争时将之称为「中国人的反帝卫国战争」一样，而把越南战争也说成是「中国人的反帝卫国战争」，也不敢把越南战争称之为「抗美援越战争」。(8)其次是相对於美国有关越战的书刊文献而言，中文这方面的学术专著竟然少得可怜，(9)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专论和回忆散见於报章杂志。
我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是令人困惑的，甚至是病态的，不但有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的发扬，还危及国家民族的安全意识。所以，我们应当正视这种现象，并加以纠正，明确指出越战同中国国运的关系。这是军事史家、历史学者和爱国主义者，不可回避的责任。
有鉴于此，本文之撰写就是要尽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并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在正式进行论述之前，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病态现象。本文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後毛泽东时代的官方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对越战的历史定位定了基调，就是刻意贬低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不把它看成是中美继朝鲜战争後的另一次战略较量，不把它正式算成另一次中国的对外战争。它在解放军战史上的地位比不上邓小平领导的1979年历时仅三个月的惩越战争。所以，现在官方所讲的越战一般是指邓领导的「惩越战争」，而不是指毛晚年所打的「抗美援越战争」。
君不见1981年6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经中共中央通过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对毛晚年的反帝事业仅用了不到七十个字来加以概括：
他晚年仍然仍然警觉地注意到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
请读者注意，其中与越战有关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只有寥寥的十三个字。而这十三个字中，却又是泛指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非单指越南战争，「越南战争」这四个字，在《决议》中压根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样一份对毛一生特别是晚年相当於「盖棺定论」的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中，竟然对这样一场由毛领导的中国同美国进行的攸关党国命运的激烈战略决战，会如此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实在不是邓一再强调的要党员和国人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态度;当然，这是一份政治性的文件，不是一篇学术性的历史论文。
当对照《决议》中对「抗美援朝」的叙述时，就更证明了这点：
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也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其中具体地提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於此可见，《决议》作者有明显的抹煞越战历史真相、厚此薄彼的政治倾向。
《决议》的基调是眨毛扬邓的，所以如此处理「抗美援越战争」，不足为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揭露《决议》为什么要贬抑抹煞中国在越战中所起的作用，而是要明确论述越战是毛晚年反帝反修斗争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一个影响深远的关键构成部分，所以必须还其本来面目，恢复其历史的真相;所以本文的标题是〈毛泽东晚年还打了越战〉。当然，这个标题隐含的意思是，虽然中国是越战的参战国，但不是唯一的参战国，因为当时的越战是多种力量在越南战场上的较量，除了中国站在越南人民这边之外，还有当时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容内的国家和人民。但是中国是主要的参战国，支持者，无论是从战略、战术还是物资、军火，中国都承担了主要责任。而中国如此积极地支持越南，主要是毛作出的决策，所下的决心，所以本文在标题中特别加上「还」字，即〈毛泽东晚年还打了越战〉，就是要突出这点。
官方既为「抗美援越战争」定了基调，中国军方和学术界，岂能别树一帜，同官方唱反调?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靠现有的极其有限的中文资料，和大量的英文资料来拼凑出一幅毛晚年领导「抗美援越」的宏伟历史画面。这是毛晚年留下的一笔珍贵的遗产，我们作为深受其惠的後人，岂能不继承珍惜?(11)
好在越战离我们并不太远，只有30多年，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中国在越战前所处的恶劣的外在环境。那是冷战时期，是两极世界，是两霸横行霸道的时代，是国际矛盾极其尖锐的岁月，是中国夹在两霸的夹缝里讨生活的屈辱时代，是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时代。( 12)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的舵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国境四周安宁，为了创造促进发展经济的和平大环境，毛晚年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突破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於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13)否则，连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但是，如何突破美苏两霸的包围圈呢?突破点在哪里?选定了之後，如何着手进行?在在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非凡的胆识和魄力、丰富的战争战斗经验和细致严密的战术安排。
毛把突破点定在越南。越南和印支是冷战时期六十年代两大阵营矛盾冲突的焦点，毛选择这个突破点是形势使然。(14)但要在越南打开这个缺口，意味著必然要再次同美国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又正同苏联进行激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之争，也是水火不容。这就意味著可能同时同美苏翻脸，意味著中国可能两面作战，这可是兵家的大忌啊。
「抗美援朝」时，有苏联作为战略後盾，现在美苏一齐反，以一敌二，中国有这个实力吗?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吗?
毛的许多老同志、老战友都认为，这是主席拿党国的命运孤注一掷，作一场胜负难测的豪赌。所以，对此深表疑虑不安。《决议》中说毛晚年「左倾」，「骄傲起来」，「专断」，「不谨慎」等，都是这种情绪的表露。
所以毛晚年面临了他战斗的一生中又一次两难的困境：不突破两霸的围堵，中国将无法生存发展，但要同两霸摊牌，兵戎相见，中国又没有那麽大的有形物质实力。怎麽办，何去何从?
但毛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还是无法说服党政军内握有实权的务实派。他们认为，美苏不是在封锁围堵我们吗，正好我们借此关起门来，渐进地、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科技，充实国力，以备将来有一天同两霸摊牌。毛认为这不实际，两霸不会让你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在两霸的围堵封锁夹击之下，你没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 如何大搞经济建设?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但这些人中不少是开国元勋、老同志、老战友，以及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权威、社会的名流啊!都是一些具有善良意愿的正人君子啊!
对毛来说，进退都是充满危机，他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包围在危机之中，但都没有像这次这麽复杂、这麽令他呕心沥血，这麽险象环生。进虽然危险，可能还会伤害到一些无辜的正人君子，但却可能打出一条血路、生路;退，虽能暂可自保，但终将无法避免一战。毛的一生，曾经作过无数次的政治和军事豪赌，对他来说，再作一次冒险的决策不难，难在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作全面的准备，才能「不打则已，一打必胜」，一打就要打出长期的和平。但作这样的打算，作这样的准备，就无法不影响到全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这可是会搞得全国大乱、天下大乱啊!
具体而言，同时反美、反苏，涉及到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策略问题，党内的团结甚至接班人等问题。这对毛一个身心俱疲的迟暮老人来说，的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首先，从理论上要打破两极世界的格局。实际上，毛在六十年代初，就已意识到来自南疆的美国的威胁，并预感到将无法避免同美国再次一搏。所以毛在当时就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先从理论上开始作出打破冷战两极世界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这点，《决议》的作者也看到了，并曾予以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