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 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话说在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新河主持召开有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4个铁路工会参加的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粤汉铁路总工会是中国铁路工人建立得最早的一个统一的工人组织。 11月1日会议通过了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随即，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代表粤汉铁路总工会出席，并被推为会议主持人。 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等人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等为各部正副主任。 代表会议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情况，通告全国。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是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下辖工团15个，会员30000多人；它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自此，湖南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周围。 湖南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使赵恒惕政府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散布谣言，不断制造挑衅事件，想方设法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工人中的少数落后分子，也发生了动摇，他们害怕发生新的黄爱、庞人铨事件。 毛泽东提出必须力争主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与赵恒惕进行正面的说理斗争。 中共湘区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派出代表和省政府及赵恒惕谈判，迫使赵恒惕在工人运动和集会、结社等问题上，公开重申他在粤汉铁路罢工时所立下的“不予干涉”的诺言；同时，就势解决具体纠纷事件。 11月11日，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毛泽东，率领联合会所属15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23人，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灜干、警察厅长石成金。 11月12日，毛泽东等人会见了省政务厅长吴景鸿。 11月13日，毛泽东等会见了省长赵恒惕。 毛泽东等人和赵恒惕政府交涉、谈判的主要内容有10项：1、政府对工界的态度；2、工人集会结社自由问题；3、工界的态度；4、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触，免生误会；5、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6、人力车工人问题；7、理发工人问题；8、制笔业工人问题；9、机械工人问题；10、缝纫工人问题。 毛泽东依然以赵恒惕的“省宪法”为武器，严正责备赵恒惕非法杀死黄爱、庞人铨。他手里拿着“省宪法”，义正词严地说： “省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了‘不得无故捕人，逮捕后24小时以内应送司法机关审讯、处理么？’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被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能停止他们的必需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名誉上、法律上所受的损失，真不可数计呵。”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赵恒惕哑口无言。他又指着省宪法说： “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省宪法’第12条说：‘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需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12条就根本取消了。 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毛泽东的话有理有据，无懈可击，终于迫使赵恒惕不得不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 这次说理斗争是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典范。毛泽东以他特有大智大勇，彻底斗败了赵恒惕之流。赵恒惕事后对他身边的人说： “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是年11月间，毛泽东写信给在学术上已有名声的李达，邀请他来长沙，担任自修大学校长。李达欣然应允，并亲自讲授马列主义。 11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邀请各印刷公司经理谈判，要求将铅印活版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减少至8小时，正式排字工人工资增至每月12元，其余各种工人另定合理的工资标准。 在此之前，印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才8元，最低工资只有4元，平均每日劳动时间长达12小时，非常辛苦。 毛泽东为了帮助铅印工会工人代表与各公司谈判，亲自拟出了一个生活表，他在这张表格上注明一个工人家庭每月生活所需：煤1元，米6元，油盐酱醋1元，房租3元，应酬1元，小菜1元5角，共计15元5角。谈判代表们根据此表提供的数据，提出要求将工资增加到12元。 谈判的结果未能使工人们取得满意，工会负责人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指示立即罢工。 11月25日，印刷工会宣布所有印刷工人开始罢工，全城10余家印刷公司立即同时休业，10余家报纸杂志当天停刊。 第二天，长沙市已经看不到一张新报纸了，全城为之震动。 省政府一开始还以为工人不能坚持下去，所以就不闻不问。殊不料印刷工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让罢工工人在湘乡中学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集会，集资办伙食，以防雇主分化瓦解；二是在罢工群众中选举总代表、秘书、总纠察，又设立东南西北4区纠察主任，使“团体颇固，秩序颇佳”；三是通过文化书社，两次借款大洋80元给予支援，解决罢工工人们的生活困难。 罢工已经坚持8、9天了，工人们仍无复工的消息，这时候省政府才慌了手脚，他们一面派出军警强迫工人上工，一面联合报业资方，声言要“把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 “当时一小部分工人摄于军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至湘潭去”而失去工作，所以就动摇了。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不能中途妥协；湘潭工人已经联络好了，资本家企图转送湘潭付印也是不可能的。 听了毛泽东的劝告，“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工人的“力量更坚强了”。罢工坚持到第14天，社会上各界人士因为久无报纸，怨声益大，出版部门对各印刷公司亦催促甚急，要求他们从速解决。 省政府和资方被迫找工人代表谈判。毛泽东邀请报界知名人士及有关工会代表从中调解，最后双方议定：排版工人工资每月增加到11元，日工作时间也作了修改。 1922年12月11日，各印刷公司陆续接受调解，印刷工人们先后上岗工作，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次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可能损害了毛泽东与《大公报》编辑部的关系，此后，毛泽东很少或者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 在此前后，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还发动和领导了长沙理发、缝纫、织造、笔业、人力车、鞋业、洗衣等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均获得了胜利。 此前，毛泽东对于9000多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尤为关切。他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字，把这两个字组成“工人”一词，然后再写一个“天”字。他微笑着告诉人力车夫们说，我们把“人”字放在“工”字的下面，就构成了一个“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是天，就可以当家作主。 有些人力车夫具备了入党的条件，毛泽东就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一个地来到旗下，举起右手随着毛泽东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 毛泽东还给每位新党员发一份党员证书和一些学习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些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全市3100辆人力车的车主降低了车租，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2年冬，毛泽东第6次来到安源视察工作，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总结罢工斗争的经验。他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对工人代表们说：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只是斗争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整个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责任重大，必须加强团结，不要散漫，要防止毒蚊子咬。不团结，散漫了，就会被毒蚊子咬伤，毒蚊子咬了就会发烂，又会做牛马。我们要团结一致，才不致再做牛马。” 毛泽东离开安源的时候，指示安源党支部，要趁着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形势，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将在罢工斗争中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稳步壮大党的组织，以迎接更严峻的斗争。 12月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把何葆贞叫到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里，他郑重地对何葆贞说： “安源路矿从去年9月大罢工胜利以来，工人们都踊跃参加俱乐部，工作非常紧张，那里迫切需要女同志去，经湘区委研究，认为你去是最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 何葆贞说： “我愿意到工人中去锻炼，只是没有工作经验，怕辜负了湘区委的重托。” 毛泽东说： “不要紧的，在实践中学习吧！你必须记住，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好群众的学生。自己虚心一点，与工人打成一片，大家一定会欢迎你的。” 何葆贞连连点头，说：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很好，那里的工作很紧张，你现在去办好组织手续，准备行李。”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发生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 省工团联合会先后4次发出通电，揭露吴佩孚、萧耀南是一伙“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俱乐部，遣散原有的路矿工人。毛泽东在这危急关头，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安源的负责人到长沙开会，他分析了敌我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指示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采取稳重步骤，暂避敌人锋芒，不轻易举行罢工，但又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做好随时可以罢工的准备，这样，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安源的负责人们回到安源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就去找路矿当局谈判，揭露他们准备派军队解散俱乐部、镇压工人群众的阴谋；声明只要当局保证本地工人不受压迫，工人就尽可能不罢工。同时，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工会组织，号召工人做好罢工的准备。 路矿当局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如果出现罢工，只能给他们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终于不敢干涉工人的活动。此后安源的党团组织，到1923年就发展到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到1923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还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把俱乐部同工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第联系了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们逐渐增多，已经由罢工时的700名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 毛泽民是在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的。此时，他是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毛福轩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员。后来，合作社大整顿时，毛泽民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总社时，毛泽民出任总经理。 再说毛泽东为了落实中共中央1922年8月西湖会议精神，作为中共湘区区委书记，他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活动。 1923年3月，毛泽东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在湖南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3月底，毛泽东因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在22年11月已经成立了俱乐部，中共湘区党委和毛泽东决定派小弟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亲自到码头为小弟等人送行，他再三嘱咐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 还不到18岁的毛泽覃，第一次离开哥哥外出独立工作，他听着哥哥的嘱咐，频频点头，眼含着激动的泪花，向哥哥挥手告别。 后来，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果然不负哥哥所望，他除了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工人夜校教员以外，还经常参加劳动，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4月，毛泽东派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农村发动农民。 后来刘东轩在1923年5月6日利用回家机会，在衡山、衡阳、湘乡交界的白果一带，同农民进行了广泛的联系。这一年9月，白果一代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民工会，加入者3000多户，万余人。农民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地主富农谷米运出的运动，斗争了地主。但是，岳北农民工会很快遭到军阀赵恒惕的残酷镇压，农民被杀70多人，农民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房屋被烧毁。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湖南及时采取了“弯弓待发”的方针，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发展。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两个，会员约4万人。此是后话。 4月10日，毛泽东和李达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纲领，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由担任自修大学的校长李达任主编。毛泽东为《新时代》写了“发刊词”。他写道：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帮’，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 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他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两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方法更发利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行封建的统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几年都说不定。”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这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的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能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定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毛泽东这篇文章初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预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 正是：身在草莽，洞观天下。条分缕析，入骨三分。 言之凿凿，后果成真。斯文为证，料事如神。 再说《新时代》还刊载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人阶级应有之觉悟》；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评》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理论水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和李达的文章，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引起了湖南当局的恐惧和仇视。 4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清水塘草拟工作计划，忽然传来“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毛泽东打开房门，一位在赵恒惕政府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他急促地说： “赵恒惕派兵抓你来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赶快转移吧？” 毛泽东立即收拾好重要文件，从屋后翻墙出去，沿着坎坷漆黑的小路，悄悄地离开了清水塘22号。 赵恒惕没有抓住毛泽东，恼羞成怒，便在长沙城遍贴布告，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赏格出到1万大洋。 毛泽东并不惊慌，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好湖南的全盘工作，由李维汉接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把领导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分别交给郭亮和夏曦。 后来中共湘区委员会又先后增加郭亮、夏曦、夏明翰等人为委员。他们继续领导湖南的工农运动。这是后话。 有一天，新民学会会员邹某在街市上买东西，忽然遇到了毛泽东，他大吃一惊，连忙拉着毛泽东的衣襟，来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巷，说： “润之，你看见布告了吗？赵恒惕要通缉你，你快走吧！” 毛泽东神色自若，他说： “我早知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有毛泽东3个字，敌人怎么那么容易抓住我？” 此时，毛泽东不能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因为当他决定抛家舍业去上海时，毛岸英才刚刚半岁，而杨开慧又怀上了第二胎，只好由她的母亲向振熙来照顾她们母子。昔日聚在清水塘小屋的那些革命青年，相继离去，杨开慧也不得不带着小岸英，暂住别处。 即将离开丈夫又离开革命集体的杨开慧，不免感到格外的孤独寂寞。是啊！为革命，为毛泽东，杨开慧牺牲了很多。自从结婚以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和家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简直就是应接不暇。而毛泽东却是长年在外奔波，回到家里便伏案疾书，两人难得有交流的时间。可是，杨开慧觉得自己有时候并不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时间一长，夫妻之间难免为生活琐事产生小矛盾。现在，丈夫又要离去了，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负担，将会更加沉重了，怎能不使她愁肠百结呢？ 毛泽东结束了和杨开慧在一起生活的最长的两年时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爱妻和幼子，他要先到安源去安排工作。 这时候，毛泽建已经转为共产党员。毛泽东临行前，把毛泽建找来，叮嘱她也马上离开长沙，到衡阳去，住在夏明翰家里，一面继续学业，一面从事革命工作。 4月下旬，毛泽东化妆离开长沙，第7次来到安源，随行的还有蒋先云。毛泽东在俱乐部向工人代表们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少奇、李立三、何葆贞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 “我们工人应该跳出水井，眼光看到全国。现在，反动派端起了刺刀，我们不少的群众领袖被残害，不少的工会被封闭。但是，这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们镇压得越厉害，我们反抗得越坚决，他们今天在这里掏枪，我们明天就在那里展开斗争。” 毛泽东大声问工人代表们： “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东方不亮西方亮。反动派搞镇压，他搞他的，我们搞我们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还强调说： “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安源的情况也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很好保存俱乐部。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努力。过去，全国工人支援了安源，我们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援全国，要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 毛泽东还指示中共安源地委，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工人俱乐部依然“巍巍独立”，被外界称为“小莫斯科”。 毛泽东得知何葆贞不但已经入了党，而且在4月中旬刚刚和刘少奇结了婚，非常高兴。会后，他来到刘少奇、何葆贞的住室看望他们，关心地询问他俩的工作生活情况。何葆贞说： “我们一切都好，请您放心吧。” 毛泽东说： “你们俩志同道合，奋斗目标一致，结婚后更要互相鼓励，把革命工作做好。” 何葆贞想起毛泽东、杨开慧一直对自己的关怀备至，她非常感激地说： “我一定永远记住您对我的教导，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 何葆贞自此再也没有见到她崇敬的毛泽东。从1925年到1932年间，她随同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工作。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工作，党组织把何葆贞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营救被捕人员，可是她在33年3月底也不幸被捕，与帅孟奇等人一起被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女监，此时尚未暴露身份。34年秋，何葆贞被互济会的一个叛徒出卖，受到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刑具，何葆贞耳边时时响起毛泽东的教诲：“你要永葆革命的贞节啊！”所以，她始终回答敌人的都是这样一句话：“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何葆贞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一个童养媳出身的青年学生，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代女杰，令人可敬！ 这正是：自古巾帼多豪杰，敢叫须眉不丈夫。 欲知毛泽东后来行踪如何？且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面斗赵恒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理力争，使雄霸一方的诸侯也无可奈何，徒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面对赵恒惕的重赏缉捕，毛泽东临危不惧，先后安排好长沙和安源的工作，从容离去，非大智大勇之人断不能如此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