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自1995年以来，特别是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后，在私有经济老板的收益几何级增长的推动下，对公有制经济的老板们实行了年薪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1500位央企负责人的税前收入情况。从2004年到2006年，央企负责人人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和47.8万元。”（2008年8月11日《大河报》A11版）“中国平安年报显示该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4000万元，董事长马明哲税前报酬为4616.1万元，另有2000万元奖金，总薪酬每天收入18.12万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记录。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税前薪酬为2285万元，占本年度在公司领取报酬的14位高管薪酬的近49%”（《大河报》2008年3月22日A32版）“央企高管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以上，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普宏德会计事务所有关负责人称，对央企财务统计年报中的天价薪酬，已经见怪不怪。统计称，现有央企155家，去年高管薪酬均超越民企。以中国神华（赵紫阳透露李鹏老婆朱琳曾任大股东）为例，去年神华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有8位，其中两位付总裁年薪为304万元。”（《平原晚报》2008年7月8日） 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最低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遭遇其它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的。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做出推算。全国享受低保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数字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和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了卖血、自杀等事件。……有社会上的失业者，还有国有企业下岗的2700万人。”（《大变化》第25页）这些下岗职工多是40、50岁以上的人，再就业十分困难。 第三，绝对贫困人口还在增加，“ 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按照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计算，中国2003年的贫困人口为214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6%。联合国2006年按同样的贫困线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指出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都可以发现穷人。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穷人不但相对贫穷，而且绝对贫穷。从2001-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11页） “国家统计局发布2006年居民消费率为36.3%，2007年为35.3%。……1981年曾达52.5%。以后基本是每况愈下由五十几、四十几、下降至三十几。现在同1978年相比，人口增加了3.5亿多，而居民消费率却下降了13.5个百分点，这同官方一再讲要解决民生问题，岂不是背道而驰吗？”（同上第113页） 第四，农民工，全国目前大约有农民工1.5亿人左右，他们每天工作时间最长、干的活最累、最苦，而且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为了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学、供老人治病、以及盖房子、取媳妇等农民的所有负担，几乎都要依靠出外打工解决。大部分从事建筑安装、少数人进入煤炭、矿山、砖瓦窑的“包身工”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奴隶性的“血汗工厂”，如许多报纸报道的“黑砖窑”、“黑煤窑”等事件，这里不再熬述。“据广东共青团省委调查，进城青年的65%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普通工，80%以上几乎每天干10-12小时，超过半数的人月工资只有400-800元，多数单位还拖欠工资，70%以上没有订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保，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他们中感到苦闷的人数超过2/3。据统计近十年全国有8300多万人进城务工青年。”（《文摘周报》2002年2月4日第二版）。 6、干部腐败屡禁不止 私有制的迅猛发展，一切为金钱奋斗的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资产阶级以金钱、美女收买党政干部之风愈演愈烈，我们只反贪官、不反资产阶级的犯罪政策，促使资产阶级行贿的胆子越来越大，并且趋向公开化发展，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形成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不治之症。腐败侈弥之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屡禁不止。 特别是国外资产阶级行贿收买我国高管（官）的手段更加隐蔽，杜绝了执法机关的监督侦察，使贪官们更加放心，都乐意和外商打交道、谈生意，赵紫阳说：“所谓跟世界资本主义接轨，在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发生外国人用钱买权来行贿，使中国政府产生腐败”。（《谈话》第163页）赵的谈话反映了中国高层的腐败真象。一些人在与外国资产阶级交往中干出了许多损害祖国利益的伤天害理的卖国勾当，还美其名曰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造成许多贪官仍能步步高升，甚至有可能成为篡夺党和人民最高权力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我国反腐败愈反愈烈的死结所在。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可能以贪官反对贪官，不过是应付、走走过场而已，根本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更重要的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不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和认识问题，不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禁止运用“四大”这个锐利武器，仅仅依靠专门机关进行反腐败，缺乏群众运动的镇刹作用和广泛的侦破线索，许多案子、明明有严重的腐败现象，也只能不了了之。这又是反腐败成效不大的死结之一。 7、社会阶级矛盾普遍突显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各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重新组合的过程，那些有权势的、信息灵通的、原来的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早就存有发财致富意识的人，迅速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它们与引进的外国资产阶级一起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工人、农民工、知识分子成为被雇佣者、出卖劳动力与智力的被剥削阶级。农民虽有地种，但同时也受着工头、生产资料供应商、机械大户、种粮大户、林业大户的剥削，他们普遍感到政府对农业稅减免，没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的快，政府对农业机械和商品粮贡献的补贴，大部分被机械大户和种粮大户（农村新生的资产阶级）占去，许多农民又成了工头、种粮大户、山林大户、机械大户的打工仔。 总体上看，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由毛泽东时代的主人翁地位重新沦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地位，遭受着新老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生活在最底层，许多人极为困难，成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新的一族，成为反剥削、反压迫的先锋。应该指出，国有企业的职工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要好的多，但也变成了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8、吃喝浪费惊天动地 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时从毛泽东到人民群众勤俭办一切事业，艰苦奋斗蔚然成风，党风、政风清正廉洁，社会秩序安全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一片欣欣向荣景象。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世道就全变了，贪污和浪费变成了“锦上添花”。 第一，是吃喝浪费成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普通迎送接待，少则十几个菜，外加烟酒水果，已是“家常便饭”，如遇上面来人检查、调研，则要高一级，生猛海鲜、名菜佳肴、游龙戏凤、一绝一档，尝遍特产海鲜，还要歌舞一番，夜莅桑拿、洗脚城、夜总会等等。还有借开座谈会、协作会、研讨会等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乘开竣工、开盘、开业、开学典礼之机，或单位县市、省区之间轮流做东、吃、喝、玩、乐之外，再发纪念品、安排旅游节目、云游于山水之间，走一路、吃喝一路、玩乐一路，花费自然惊人。2006年11月1日《大河报》转载《瞭望》报道：“公务接待中的腐败迹象有几方面：公务接待耗费巨大，超标严重，今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有关数字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消费超标严重，在公务接待方面，进豪华酒店，喝高档酒，吃天价宴席，到豪华娱乐场所进行豪华消费的现象已见怪不怪；消费随意性，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都要由公家埋单；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现象严重，公务考察变为公费旅游，公务会议发放高档、精美纪念品，多开、虚开公务消费发票套取财政资金等现象也比较普遍。”看来胡锦涛上任伊始，西北坡自付餐费30元（开票）的模范带头行为，并没有产生多大效应，许多人可能还会反感甚至公开对抗。20世纪90年代群众说“两年吃掉一座三峡水库”进入到21世纪初“一年吃掉两座三峡水库”，浪费惊天动地，那里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呢？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第二，送礼成风。中国是礼仪之邦，一向注重礼尚往来，原本是我国几千年的民间习俗。但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本来由个人出钱的礼尚往来，变成了公款送礼，花样翻新，种类繁多，诸如“下对上”的“高攀型”、“钱对权”的“交易型”、“媳”对“婆”的“依附型”、“哥”对“婆”的“利用型”、“公对私”的“欢迎、引资”、“疏通”、“利己”型，往往利用民间习俗，在春节、新年、中秋等节前送名烟名酒、高档食品，发展到送高档电视、金银首饰、高档汽车、“红包”、有价证券、股票等等。逐年加码，一浪高过一浪。 第三，公款旅游浪费更是惊人，据中国旅游报报道，旅游业收入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1997年旅游收入近3000亿元，到21世纪估计已达数万亿元，这说明我国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令人难堪的是公款旅游也水涨船高，据报道，内地某市组织乡以上干部到江苏、张家港城市学习取经，150人乘坐十几辆大小汽车，浩浩荡荡，从青岛沿海到张家港，考察三天后，又沿海到苏州、上海、宁波、温州、福州、石狮、厦门、广州、深圳，历时35天，花费100多万元；公费出国更严重，许多省、市局委的一、二把手和企业的有关领导，都要轮番出国“考察”、“学习”，换一茬领导再去，先日、美、后欧洲，近的也要到港澳新马泰等地。 总之，我国许多人才解决温饱问题，日子很不宽裕，又被新的“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还有许多下岗工人和贫困户为温饱而发愁，有的甚至为生活所迫去卖笑，走绝路，据2079期《文摘报》报道，“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但是我国许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却不顾国情，掀起了一股吃喝、送礼、公款旅游之风，一年花掉3700亿元，等于两个三峡工程，其中多数是党和国家的高中级干部，你们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却干着损公利己的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确已腐败透顶了；另一景点是资产阶级群体丛生，一些富豪吃8.8万元一桌的“极品宴”，坐880万元一辆豪华车，住几千万元的豪宅，一些人出国豪赌，一夜输掉几十万、上百万。真是两重世界两重天啊！ 9、社会犯罪日益严重 各类犯罪活动呈迅速上升之势，有些竟是屡禁不止，屡杀不绝，“九十年代中期的发案率是八十年代前半期的八倍，我们正在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国际上犯罪种类中国皆有之，如私造贩卖枪支弹药、电脑犯罪、绑架人质，伪造货币和信用卡等。”（《关键时刻》第557页），黑社会组织已生根、发展，有的已和境外相联。总之，从刑事犯罪到经济、政治犯罪；从公开抢银行、商店、截路、杀人放火到偷拐、诈骗；从制毒、贩毒到吸毒；从拐卖妇女儿童到卖淫、嫖娼；从走私、贩私到窝赃、销赃；从出口骗税到偷税、漏税、虚开增殖税发票；从制造贩卖枪支、弹药到抢枪组成黑社会团伙，争霸一方；从印制假币到销售假币；从个别犯罪到团伙作案，许多都是一条龙、成系列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在，旧社会没有的，现在都有了，资本主义各国有的中国都有了。每天的电视、广播、各种报纸，都不断报道公安、武警侦破大案、要案的新闻故事，真是忙坏了广大干警，他们确实为社会治安立了大功。 尽管治安力量成十倍增长，先进侦破设备、器材应有尽有，为此，国家和人民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但是社会犯罪仍是有增无减，社会治安人人担忧。 10、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经济，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对我国的自然环境、基础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的号召下，对国家的煤、铁及钨、金、银等稀有金属矿藏进行了非法与“合法”的野蛮的乱采滥挖，不仅严重破坏了矿产资源，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还对国有大矿的生产安全造成很大威胁，有的大煤矿被个体小矿乱挖、透水淹没。据统计，全国现有地方性和个体采金大军10万人，他们进行掠夺性开采，每采一两黄金，就要损失7-8倍的矿石储量。而且每年开采的数十万两黄金去向不明。 由于乱砍乱伐树木，许多地方的森林覆盖率降低，有些地方减少一半以上，有的地方已被砍伐完，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河床淤塞，生态失去平衡，形成多年的水患和旱灾。1998年8月28日午间电视新闻讲，川西林区，20多年中乱砍乱伐，森林面积由30%减少到百分之十几，每年流入长江的泥沙达100亿吨，要恢复到砍伐前的水平需时100多年以上。造成今年的水灾泛滥，今年的降水量本来没有1954年的降水量大，但由于泥沙淤塞，长江河床抬高，形成水位超过1954年的状况。 “据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测算，1993年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GDP的3.16%，生态破坏（森林、草原、农田、水资源、湿地、土壤侵蚀、人为灾害）占到当年GDP的6.87%，两项合计损失，占GDP的10.03%。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求实》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称：据专家估算，我国每年大气污染、河流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4%-8%。 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1997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GDP的7.7%。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4年全国污染损失占当年GDP的3.05%。但并未包括自然资源核算，环境成本中也未计入生态破坏损失，即使环境污染损失，其内容也是不全面的。”（《大变化》第73页） 全国政协委员牛文元在2006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中写到“中国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还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扬沙、浮尘和沙暴频繁发生；草原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占草原总面积1/3，并且每年还以200公顷的速度增加。”据《每周文摘》今年第3期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仅中国西部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500亿元，占当地生产总值的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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