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3章 “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 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 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话说在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的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风尘仆仆，开始了在湖南农村32天的实地考察。 毛泽东这次主要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5个县的农民运动。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长沙出发，考察了湘谭、湘乡、衡山3个县。 1月4日黎明，毛泽东和戴述人乘船离开长沙，当天到达湘潭县城。毛泽东在湘潭县境考察的重点是韶山。一年多以前，他在这里刚刚开展过农运工作，如今形势怎样？他十分挂念。 1月6日，负责湘潭、湘乡、宁乡党和农运工作的湖南区委特派员、农运特派员毛福轩手提皮箱，陪同毛泽东考察湘潭、湘乡两县。他们由县城经银田寺首先来到湘潭第一区农协所在地——银田镇白庙韶山特别区农协所在地——清溪寺。农协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一年来韶山地区农会会员大增，农民已经普遍地发动起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当他听到土豪劣绅家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们也可以踏上去打滚的时候，爽朗地笑了起来，称赞说： “滚得好！” 靠近韶山的宁乡农会干部闻讯也赶来了，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乡国民党区分部实行“二民主义”。毛泽东连忙问道： “什么是‘二民主义’？” 宁乡农会干部解释说： “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斗争的鞋匠欧二保关进了县监狱，这不是取消了民生主义了吗？” 毛泽东说： “说得好。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 毛泽东吩咐身边的戴述人说： “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会议，揭露那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 银田寺农会干部向毛泽东汇报说： “团防局长汤峻岩等人，滥杀无辜：民国2年以来，杀了50多人，活埋了4人。被杀的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个是完全无罪的叫花子。汤峻岩说是‘杀两个叫花子开张’。农民们纷纷要求对汤峻岩进行法办。” 毛泽东说： “像汤峻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月7日，韶山特别区第一、二乡农民协会，听说毛泽东要到韶山冲考察的消息，天还未亮就敲响了挂在乡农协前面的古钟。农会会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第一乡农协所在地毛震公祠，欢迎的队伍排了几里路长，“欢迎毛委员考察农民运动！”“农民革命万岁！”的口号声，在整个韶山冲回荡。韶山人民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自己的领袖。 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毛宇居在欢迎大会上致辞说： “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 毛泽东向农会干部询问了乡里农运的情况，他对欢迎的群众们讲话说： “我在外面听见有人讲，农民运动搞‘糟’了，在这里听农协委员讲，农民运动搞得好。我看是好得很！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孙中山革命40年没有做到的事，你们几个月就做到了。你们建树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 毛泽东还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农民协会就是要办得热烈些。地主是少数，我们贫苦农民是大多数。穷人团结起来，就能打倒土豪劣绅。” 毛泽东看到祠堂里还有许多妇女，特别高兴，说： “今天妇女同志来的不少。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又作怪，妇女不能进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妇女翻了身，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 群众中立刻响起了热烈地掌声，不少妇女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毛泽东见到毛宇居的夫人谢素贞，拉着她的手说： “大嫂子，你和乡亲们这样热情地欢迎我，真是看重我毛润之啊！谢谢你们！” 谢素贞说： “润之先生，你是穷人的领路人，乡亲们都希望你帮穷人们说话，找出路啊！” 毛泽东点点头，脸上露出一种刚毅、坚韧的神情。 午饭后，第三、第四乡农协来了二三百人，欢迎毛泽东前去视察。毛泽东临行前，慷慨激昂地对乡亲们说： “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在第三乡农协所在地毛鉴公祠，农民协会举行了欢迎毛泽东的大会。毛泽东表扬了韶山农民运动，号召农民要破除迷信，他说： “过去遇到旱灾，就拜菩萨，结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农民修了塘坝，解决了一些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动手。民国14年，我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山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的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过去穷人没得饭吃，农运一搞起来，减租减息，也有饭吃了。’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协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也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晚上，毛泽东回到韶山自己的家里，许多亲友和群众都前来看望他，他和大家围着火炉亲切交谈，一直到深夜。 1月9日，毛泽东离开韶山，下午到达湘乡县团田瓦子坪组织农民，开调查会。 是日晚，毛泽东回到外婆家唐家圫，在舅家歇宿。毛泽东不顾疲劳，把表兄表弟表嫂表侄都叫到一块儿座谈，讲革命形势，讲办农会的好处，他说： “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 第二天，毛泽东离开了唐家圫。二姑家表弟贺晓秋拿出身边仅有的几块现洋，送给他作路费。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到这个曾经养育过他的外婆家了，但他却一直眷恋着唐家圫的山山水水，更惦念着外婆家的亲人们。 1月10日，毛泽东在湘乡境内听取农会干部汇报。农会干部说： “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什么‘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粪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晓得搞什么啰，弄得乡里不安宁’。” 毛泽东说： “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要把他们打倒，他们怎会讲我们的好话呢？你们要把团防局的几百条枪夺过来，建立农民自卫军。你们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帮助你们培养。” 后来，省里果真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来到湘乡搞农运。 1月11日，毛泽东抵达湘乡县城。 1月14日，毛泽东离开湘乡，经肖家冲于15日来到衡山县的白果。当晚，毛泽东在二区农民协会会所圣帝殿里，召集农运干部开调查会。农运干部汇报说：农会在乡里独裁一切，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不敢说半个‘不’字。毛泽东称赞说： “你们做得好！农民运动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必须迅速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把一切绅权都打倒。不然，一切减租减息，一切要求土地和其它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赞扬岳北农民说：他们敢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就像《西游记》里的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他鼓励农民干部要把这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点向三乡七泽，引向其它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毛泽东听说白果这儿的妇女勇敢地打破封建族权，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就吃酒，族尊老爷们也只好随她们的便。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不久前白果妇女们吃酒的芳山公祠堂，召开妇女座谈会。妇女们争着向毛泽东讲述怎样放脚，怎样剪巴巴头，怎样禁止家婆折磨媳妇、不许丈夫虐待妻子的事情。毛泽东认真地听着，表扬她们做得好。 毛泽东离开白果，一路上先后在福田铺、宋桥、世上冲一带考察。他在福田铺调查时，区农协特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歇脚，可是他却坚持要住在一个小伙铺里，晚上，把旅客找来开调查会。 1月20日，毛泽东到达衡山县城。县农协干部向毛泽东汇报说，全县乡农民协会的职员中，赤贫占50%，次贫占40%，贫苦知识分子占10%。毛泽东连连点头赞许说：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 农协干部汇报说： “衡山县的监狱里，关押有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毛泽东说： “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要释放被关押的农运干部，要组织群众放爆竹迎接他们出狱。” 毛泽东还非常关心湖南最早的农会——岳北农会中为革命牺牲的4位农会干部，他指示县农协干部说： “要对烈士们重新安葬，对烈士的家属要好好地照顾，要严惩杀人凶手。” 毛泽东在衡山的4天考察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典狱长、资产者，就是土豪劣绅的家里，他也要去走一走，以便能够听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声音。他在衡山县城里，还特地拜访了一个过去的小狱吏谭汉卿。正是这个小狱吏，使他“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 毛泽东和陪同他的陈新宪在参观岳北工会旧址和慰问烈属的归途中，不断地用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一边深思，一边慢慢地走着。随行人员中有人不解地说： “湖南农民运动为何首先在岳北搞起来，而且声势那么大，震动中外？” 毛泽东突然抬起头，停步在大道上，左手叉腰，右手扬起食指说： “首先是岳北人民忍受不了赵恒惕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早有反压迫的革命要求；一是我们鉴于当时搞工人运动，几起几落，都是孤军作战，虽然在几个大城市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可是忽视了占80%以上的农民群众。丢掉这股大力量，怎么能使革命成功呢？再者，我们当时在策略上也是为着牵制赵恒惕，以巩固安源、水口山、锡矿山及铁路沿线几个主要工运阵地。特别是赵恒惕长期统治湖南，是镇压革命运动的罪魁。赵恒惕是岳北白果人，因此，我们在湖南就来一个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在我离开湖南之前，湘区委从水口和安源抽调几位敢于战斗的同志，来到岳北赵恒惕的家乡，像孙猴子一样，一个筋斗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闹腾起来，好比一把尖刀插进赵恒惕的心脏，赵恒惕确实慌了手脚。我们当时的斗争目标是针对赵恒惕的。这就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首先在衡山岳北爆发的原因。” 湖南农民大革命对封建势力的猛烈冲击，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1月2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他向中共湘区委员会通报了考察3个县的情况，还在党校、省团校作了农运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在总结这次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1月27日，毛泽东乘火车到醴陵，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考察。 毛泽东在醴陵见到了罗学瓒。老友相见，格外亲热，千言万语，难以诉说。 原来，罗学瓒是在1922年从法国回到了长沙，那时，毛泽东正在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罗学瓒在区委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为阵地，为党培养人才，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以后，他担任过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职务。1925年冬，他以党组织的特派员身份，来到醴陵从事农民运动，不久，就担任了中共醴陵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县立开联女校和县立中学的教员。到北伐前夕，醴陵全县各区都已经建立了党支部，并建立了44个基层秘密农民组织，会员1.7万余人。 毛泽东一到醴陵，就和罗学瓒一同住在先农坛的房子里。罗学瓒多次为毛泽东主持召集座谈会，汇报醴陵农民运动的情况。 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个大土豪叫易萃轩，原来是个“乡里王”。农民运动刚刚开展时，他拼命反对。农民运动起来后，他又伪装开明，拼命巴结农会。乡农会挂牌那天，他送猪送谷，还送给农会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匾。毛泽东听到这一情况，提醒农会干部说： “土豪劣绅表面上投降农会，实际上还暗中同农会作对，不要上他们的当，要加劲做政治斗争。” 1927年2月1日，毛泽东不顾隆冬的寒冷，在罗学瓒的陪同下，步行十几公里，来到醴陵南乡东富寺。醴陵的干部汇报说： “东富寺30几个菩萨都给农民和学生烧掉了，有两个名叫‘包公老爷’的小菩萨被一个老农民抢走了，他嘴里还说着‘真造孽’。” 毛泽东开导他们说： “破除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之类的东西，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的。我们现在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反而会给土豪劣绅造成农民协会‘不孝祖宗’、‘欺神灭道’的口实。” 毛泽东在东富寺的群众大会上，号召广大农民要坚强地团结起来，他指着东富寺的围墙说： “这墙是用三合土筑的。三合土中的沙子是散的，可是加进黄泥、石灰，用水合拢，干固以后，用羊角耙也挖不进去。” 2月2日，毛泽东离开东富寺，经龙凤庵到渌口考察。 毛泽东和罗学瓒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是他们两人的永别，从此以后，他们就中断了联系。后来罗学瓒还担任过中共湘潭工委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1929年4月，他在杭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于同年8月27日英勇就义。 且说2月4日，毛泽东到长沙县考察。 毛泽东在整个考察中，看到农民们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有的农民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被关进了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 毛泽东还注意到，现在的农民们甚至包括孩子们都已经很快地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念。他看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了，于是就跺着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还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个乡绅吼道：“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吗？” 毛泽东看到“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农民为了禁赌，“烧了一担麻将牌”，感到很开心。他看到轿子被砸，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农民们是“最恨那些坐轿子的”。 2月5日，毛泽东因为时间关系，原计划中还要考察的几个县没有去成，就结束了他32天的考察活动，一路风尘返回到省城长沙。 毛泽东此次考察，不辞辛劳，行程700多公里，广泛接触了农民群众和有经验的农民干部，普遍走访了农、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和负责人，他每到一地，总是认真地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座谈会，全面听取汇报。他根据事先列出的调查提纲，亲自提问，亲自记录，还回答那些农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从来不摆架子，始终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群众和干部请教，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将考察醴陵、长沙两县的情况向中共湘区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他还对中共湘区委员会在农运政策上和处理实际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 原来，中共湘区委员会由于受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影响，也过分地看重了农民运动中出现的个别问题，于是就发出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甚至开展“洗会”运动。 中共湘区委员会听了毛泽东关于湖南农运考察情况报告及批评意见后，表示完全赞同和接受。区委在1927年2月向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检讨说： “我们自认为，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区乡农村执行委员，几乎不自觉地站在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觉，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可以说，此时，已改变了前一个阶段认为农运过左和纠正农运过左的观点和做法。改变了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徐特立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谈起了在老家五美乡的观感，他说： “没有见过不识字的妇女和儿童这样伟大。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起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孙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毛泽东也向先生介绍了他32天的考察活动。徐特立深有感触地说： “我原以为人民大众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我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教育，一小部分用来帮助学生，结果失败了。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农民运动一起来，我才知道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 2月12日，毛泽东带着5县调查获得的大量材料，带着一种新的感受，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没有带家属，一个人先行离开了长沙。 2月13日，毛泽东回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这是国民党组织专门为毛泽东安排的原属于一个商人的一栋别墅。别墅虽然邻近街道，但那厚厚的灰色的砖墙，却也隔离了大街上的喧嚣。别墅里有一间卧室，安排给了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澎湃居住。毛泽东除了卧室外，还有一间书房，他在这间书房里最终完成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章。 2月16日，毛泽东就视察湖南农民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简要的信，报告了他考察的行程之后，又叙述了他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写道：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报告了他在考察中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陈述了对今后农运方针政策的一些意见： “1、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2、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3、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一个联合战线。” 毛泽东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提出10点意见，其主要主要有： 农民运动分为3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立联合战线时期。应该注意的是，“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过渡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二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 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是土地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千百万贫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在继续高涨，他们迫切地要求进到这“别一个革命”，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住的。现在是群众向左，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却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无论如何，党目前“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农民运动发展的县应成立地方组织。 毛泽东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个来自革命实践之中的意见啊！所以，他在信的末尾又写道： 上述意见，只是“举其要目，详细情况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 2月下旬，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从长沙来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和毛泽东团聚。 这时的杨开慧快要分娩了，身边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但她为了使毛泽东集中精力写作，不顾身体虚弱和劳累，夜以继日地对毛泽东搞出来的农运调查材料仔细地分类、选择、综合，然后，又用蝇头小楷，工整地誊抄在稿纸上。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就写出了洋洋洒洒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这篇调查报告里，充分估计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着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他写道：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毛泽东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痛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谬论，也驳斥了那种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误观点。他要求革命党人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要“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要“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调查报告》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农民不夺取政权，“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要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革命武装又是革命政权的主要支柱，因此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调查报告》强调了贫农的伟大作用，痛斥了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动谬论。毛泽东写道： 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还以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嘲笑了那些党内害怕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他写道： “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抄寄给了中共中央。可是陈独秀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他拒绝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这一篇重要文章。毛泽东只好又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抄寄给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刊物《战士》周刊。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曾经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1、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 所以《战士》周刊在1927年3月5日，也只是首次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而此时的瞿秋白，却十分赞赏毛泽东的观点，他对陈独秀的做法非常气愤，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几十天的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1927年3月12日，瞿秋白不顾陈独秀等的反对，在他参与编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1927年4月11日，瞿秋白又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交给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题，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他还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和毛泽东的壮举。他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这正是：三十二天为谁忙，踏破草鞋多少双？ 自古英雄惜英雄，大文至今留芬芳。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为推动农民运动而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关于“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的话，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预言。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性是多么的准确！而他所说的“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又是何等的英雄豪迈啊！后来革命成功了，毛泽东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衣锦荣归。当他再次回到故里见到父老乡亲时，则是在他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的1959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