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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最为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毛泽东军事艺术的充分展示和发挥。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的军事艺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未雨绸缪，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
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预知有些情况，但对朝鲜内战爆发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当时中国人民正在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准备集中精力全面恢复国民经济。所以，周恩来说：“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①]朝鲜内战爆发后，尽管人民军势如破竹，战局发展极为顺利，尽管1950年5月中旬金日成在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与斯大林商讨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结果时，满怀信心地表示，莫斯科已给了他所需的足够援助，不需要中国再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国直接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洞察时局，敏锐地估计到，朝鲜人民军不可能一鼓而下，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或告一段落。同时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已成为东方斗争的焦点，朝鲜局势也有恶化的可能，甚至美国会公然进犯中国东北大陆。因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有所准备。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权衡各种利弊，于6月底即决定调整国防部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方向由东南沿海地区调整为东北边防，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作战任务由解放台湾调整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②]
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于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了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等有关负责人参加的讨论国防问题会议。中央军委根据这两次会议讨论的结果，于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主力已集中到中原地区的国家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辖3个军)和集体转业到东北开荒种地的1个军，以及在其他地区的3个炮兵师和高射炮兵、工兵等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限于8月上旬全部到达东北地区南部集中整训。《决定》同时对政治动员、后勤准备、兵员补充等作了明确规定。
东北边防军集中后的整训，从一开始，就在师以上干部中明确了准备出国作战的思想，边防军的全部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是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重点是研究美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特点，并根据边防军出国作战时可能的武器装备情况，对连以下分队和单兵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8月18日，毛泽东指示边防军“务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③]
8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朝鲜人民军的战事发展已没有后劲，同美军和南朝鲜军在洛东江一线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此时，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考虑到，如果朝鲜局势进一步恶化，现有东北边防军的力量恐不足以应付事变，因此，建议军委调在上海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第9兵团(辖3个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不久的第19兵团(辖3个军)，分别集中于津浦、龙海两铁路线，以便机动，作为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以为未雨绸缪之计。此建议得到毛泽东批准。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专题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的作战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议上强调指出：朝鲜战争长期化形势的出现，“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尽管“朝鲜进行长期战争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的。但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看来这个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肩上。”因此，“必须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出手就胜。”[④]
虽然东北边防军的实际军事训练时间仅仅一个多月，战前的军事训练和其他各种准备均很不充分，但是，正是有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战略预见，未雨绸缪，适时组建东北边防军进行整训，才为后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的局面，并使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出手就连连取得胜利。
二、毅然决策，震惊了全世界
胡乔木曾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泽东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⑤]在朝鲜处境危急，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直接出动解放军给予援助时，中国是否出动军队支援朝鲜人民作战，这对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是十分艰难的抉择。当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一周年，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不但大陆的西藏和沿海的台湾等岛屿尚未解放，而且遭受几十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新解放区许多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已建立的也不完全巩固，还有大批股匪没有剿灭，土匪为害严重;占全国农村总人口和土地面积2/3以上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总之，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未步入正轨，并且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大部分军队已转入支援工农业生产，没有充分的训练。如果出动军队到朝鲜作战，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面对的是现代化武器装备最强、训练有素、具有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的美国军队，新中国的国力能够支撑这样的战争吗?中国出兵能够打胜吗?如果不能打胜，甚至被美国军队打回来，中国社会能够稳定吗?国民经济恢复能有保证吗?正是面临这些实际问题，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才多次召开会议，慎重研究讨论是否出兵援朝问题，正是面临这些实际问题，在政治局研究讨论时多数成员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
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顾虑，这些顾虑都是揣测可能发生的。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应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应该给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头子一个打击，把它的气焰打下去。他认为，尽管遇到那样多条的顾虑，但那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或者应该忍受的困难，也是我们为着争取这个伟大的胜利应该付与的代价。[⑥]
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10月4日、5日两次会议讨论，认识逐步趋于一致，认为，美国已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朝鲜危在旦夕，极盼中国出动军队援助。“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美国飞机已经在不断地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另一方面，“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⑦]即便中国出兵打不赢，而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必须出兵，绝不能引颈以待，并且早打晚打，早晚都难避免一战，因此，晚打不如早打。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了战争双方的优劣条件，认为：与美国军队在朝鲜进行较量，美国虽强也有弱点。美国在军事上是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是战线太长，运输线太长，战斗力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中国虽弱也有有利条件。中国军队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丰富经验;出兵援朝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援;中国已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苏联为后盾，可获得苏联的物资支援等。因此，美国尽管在综合国力和军队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权衡了利弊，全面分析研究了参战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后，于10月5日，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⑧]同时通报给了金日成。
早在中国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斯大林就曾允诺，一旦东北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动到朝鲜作战时，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⑨]。但当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决策后，斯大林违背诺言，说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但同意为中国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援助，后来又告诉中国，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不能到朝鲜境内作战，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帮助中国防空。
斯大林态度的变化，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出兵援朝问题。政治局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不能出动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毛泽东说：“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指美国]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⑩]毛泽东于10月13日将政治局讨论的结果电告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谈此事的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电报指出：“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1]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开赴朝鲜，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的，是基于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保卫中国国家安全的共同需要作出的。这一决策，正确地把握了局部的当前利益与根本的长远利益的关系，是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决心，展现了中华民族保卫和平、维护正义的气概。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那样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就令包括美国在内的世人感到惊讶，不到两个月就打得美国军政当局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举震惊了全世界。
三、灵活指导，取得了战场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突出特点是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这给志愿军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将这些困难概括为：“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12]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全部军事战略指导，就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志愿军总部，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根据这场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实施了富有创造性的灵活的军事战略指导。
(一)根据战争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战场指导方针
在志愿军出动前，根据当时战场态势和志愿军的作战条件，毛泽东经与彭德怀研究，为志愿军确定的第一期作战方针是，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建立防御阵地，组织防御战，站稳脚跟，待6个月后，苏联装备到达，完成训练，在空中和地上均具有压倒优势时，再配合朝鲜人民军实行战略反攻。[13]
然而，志愿军入朝后，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志愿军已不可能按原计划组织防御作战，并且出现了歼敌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放弃了原来的防御作战方针，指示志愿军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立即部署作战。志愿军发起了战略反攻，争取了战场主动，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形势。两三个月就解决了能不能打的问题。
到1951年夏，战争在三八线地区出现了相持局面，美国当局被迫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寻求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同时，就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看，能够将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八线，却难以将其赶出全朝鲜，并且已经实现了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时预想争取的战争情况。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经与金日成协商，适时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14]，在军事上则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
当停战谈判双方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后，志愿军坚守战线不但是军事作战上的需要，而且成了政治上的需要。因此，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守防御的作战方针，指示志愿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15]志愿军据此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有效地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
当正面战线已经巩固，而侧后海岸防御仍是薄弱环节，并有种种迹象表明美军正企图在朝鲜实施大规模登陆进攻时，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指示，指示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16]志愿军协同人民军集中力量加强侧后海岸防御，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问题，美军大规模登陆冒险企图也胎死腹中。
当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南朝鲜李承晚当局破坏谈判已达成的协议时，毛泽东又决定再给李承晚以惩罚，以使停战协定在停战实现后得以被遵守。毛泽东指出：“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17]批准了彭德怀关于再给李承晚军以打击的建议。据此，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即金城战役，有力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和有效保证了停战协定被遵守。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指导，完全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美国除了不敢使用原子弹外，使用了它所有的现代化战争武器和所有战争手段，但是在战场上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二)针对新情况，采取新对策，确保战争胜利
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的特点，为保证志愿军取得战场作战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针对战争中遇到的新情况，创造性地采取了许多有效对策。
第一，实行打小歼灭战的方针
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向来强调打歼灭战，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18]。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一个战役即能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到几个师。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从初期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至几个旅，逐步发展到战略决战期间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几十万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中，志愿军也是贯彻这一指导思想，但由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志愿军虽每次战役均可对美军一个到几个师实现包围，但均未能成建制将其歼灭，只在第二次战役中将成建制包围的美军一个团歼灭，其余只是歼灭其营以下建制部队。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1年5月26日致电彭德怀，提出了对美英军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19]毛泽东将打小歼灭战形象地喻为“零敲牛皮糖”。这是毛泽东关于打歼灭战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具体条件下的创造和发展。
转入阵地战阶段后，志愿军贯彻打小歼灭战的方针，1951年10月底至11月底和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两次组织战术反击作战，选择“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实施攻击，除个别未达目的外，其余均是攻则必克，攻则必歼，有效杀伤消耗了“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和打击了其士气。到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时，不但可以攻歼其营以下建制兵力，而且发展到金城战役时，一次就攻克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阵地，歼南朝鲜军4个师大部。“联合国军”方面不得不请求志愿军和人民军方面早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