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罢工求偿超越法定标准：原因，及其重大意义 秋火 前两天(2013年7月25日)消息：深圳龙华富士康下属的群康科技公司5-6月上旬全面停工，影响2000余人，涉及人员分流问题。富士康集团媒体部总监刘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还有3400多名待分流人员。就解决办法劳资意见冲突——据媒体报道：“一种少见的新情况是，工龄较长员工集体表示希望被富士康辞退，而富士康表示希望员工留下”[1]。显然，工人想拿补偿走人，因为群康科技75%员工平均工龄3-5年，有的15年，要补偿的话工人平均可以拿一万多元钱走人，富士康却要为此支付巨大的补偿金，还意味着大量熟练工人瞬间流失，当然不愿。刘坤的话意味深长：“如果员工觉得有不合法之处，可以去劳动诉讼，由法院给出判决结果，依照法院判决执行。希望一切行动以法律为底线。” 如果纯粹从法律角度讲，资方没有违法情况下（且资方只在厂区内分流的话）工人提出要求补偿走人，法院是不支持的[2]。所以刘坤才有底气对媒体那样讲。 富士康这次几千工人“要求被辞退”的确是工人斗争的新情况，但已经不少见，至少2011年11月上海赫比罢工、2012年9月上海伟创力大罢工和同年11月深圳捷和百得大罢工中，工人都提出过超越法定标准的诉求。其中上海伟创力罢工中，工人甚至一开始就提出“N+8”，远超过法定标准。对此，中国劳工通讯（CLB）在“2011-2012工运观察报告”中写道：“新生代农民工行动诉求的第二点变化是，诉求并非完全限定于法律而是基于自己对诉求合理性的认识。例如，在企业发生产权转让或者变动的情况时，即使资方承诺不会因此裁员，工人们仍然会提出经济补偿金的诉求；在工厂搬迁的时候，那些不愿随之迁移的工人也会提出高于法定标准的经济补偿金要求。这种行动诉求的变化也是工人将诉求付诸集体行动的动机之一，即，他们希望通过集体行动，获得高于法定标准的利益，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诉求是合理的。”（但该报告谈罢工事件时大有问题，我写了一些笔记澄清，见[3]）。 进步工人如何看待这些工人超出法定要求的诉求？有些话人们不好意思明讲，但却是很普遍的想当然，是本质上异于工人立场的心理流露，例如“因为工人不懂法律”，乃至“劳工太贪心、想敲诈老板走人”。后一种想法的普遍程度是惊人的，不仅资本家公开露骨这样说，有的照顾工伤者的护士这样抱怨，甚至有的劳工NGO工作者都私下嫌工人提出“过高的赔偿要求”，我还听说富士康一些线长都觉得大量工人向公司要补偿不妥[4]。我却认为，越来越多普通工人提出这样的诉求完全可以理解。 纵观工人主动求偿的罢工抗争，往往都是资方决定重组、搬厂、更名、分流之前，极力回避与员工沟通，甚至连一个说法都不给员工。这就让人觉得资方暗地交易、出卖工人利益，甚至一分钱都不想补偿给员工。今年以来越来越老板更欺瞒工人、偷偷搬厂。这些都更激发工人愤起抗争。往往罢工就意味着工人已完全丧失对资方的信任，于是工人压根不相信资方事后再说什么——包括承诺分流或搬厂不裁员、不减薪等等。所以工人才要求公司辞退自己，拿补偿走人。 工人还受本阶级群体长期斗争得来的果实鼓舞，根据自己和其他工友的抗争经验提出诉求。2012年9月伟创力上海马陆公司大罢工中，工人就是根据此前伟创力外高桥不景气时都满足了N+2赔偿，而罢工时马陆公司还是盈利的、又得到政府补贴给工厂的搬迁补偿费，因此工人认为“要求N+8合情合理”[5]。但CLB谈论这件事时有一点偏颇，他们只引用了工人网友的部分说法，认为罢工第4天时工人仍不满于资方提出的N+2赔偿、还坚持N+8诉求，所以继续罢工。但我看完该网友的说法后，才意识到其实还是这个问题：工人极不信任资方——这位网友把资方贴出的N+2方案称为“没有公章的方案”，揭露资方还在偷运设备，他写道：“对于今天的罢工公司领导要负主要责任，如果不是赔偿方案一拖再拖，一而再再而三的忽悠员工，也不会闹到现在这样，而且公司还隐瞒员工在夜间将部分设备搬迁走”[6]。 工人提出较高赔偿要求的更深刻根源在于，资本家的长期压榨下工人吃尽了苦头，对工厂绝望，更不指望前景，当企业发生变更、甚至要“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时，更使那些老员工决心要求更多赔偿、再一走了之。上海伟创力工人在罢工中这样写道： “伟创力马陆做为伟创力全球最赚钱的公司之一，这是所有员工的努力工作的表现。我们小伙子进来，大叔出去，小姑娘进来，大妈出去，这是我们的付出。然而相对于我们的贡献，公司给与我们的回报呢？仅仅是N，竟然连无法维持经营的伟创力常州都比不上！要求N+8合情合理。”[7] 劳资对立尖锐且工人极不信任资方，参照前人抗争既有成果，资本家长期剥削压榨下终而爆发，这些就是工人提出较高补偿要求的原因。这三大因素集中体现于2011年12月持续近一个月之久的深圳海量存储公司大罢工。 首先，罢工是资方并购前夕、不断有损害工人利益传闻（工龄超十年员工重签合同、工龄归零等）资方却不做解释情况下爆发的。罢工发生后，工人要求公司及时公布交易进展、给出合理的赔偿方案，资方却只口头答应、一直拖着不解决（直到12月13日数百警察打压仍不能扑灭罢工后过了几天资方才拿出方案！）。CLB报告谈论此事时又偏颇，没有说明资方一直回避工人，工人才以集体行动掌握了主动权，此时资方仍回避解决问题，工人自然要提自己的方案[8]。 海量罢工的“要改嫁先赔偿”，既参照了劳动法[9]，又参照了前人的抗争经验——2011年11月百事可乐五个所在城市工厂网上串联的罢工，员工诉求不一、呼声最高的是N+12，最有意思的是劳资双方都不是依据什么法规提方案，因为劳动法“并未对N加几的财务赔偿有具体的规定”，方案是劳资直接较量中形成的，工人只有凭自己的直接罢工行动才拧成一股合力迫使资方让步——这就是抗争经验！2011年百事可乐工人仍与资方就“N还是N+12”争执不下，海量罢工恰恰爆发于12月4日，正紧接过百事可乐工人罢工求偿的新鲜经验[10]。 最后，海量罢工的“过高赔偿诉求”更集中着长期积压的累累伤痕：①资方要工人为泰国分厂的水灾损失买单，强迫工人休15天年假；②许多工人干了十多年才拿一两千工资；③加班工资按底薪算，还限制加班时间；④克扣社保；⑤08年以前一直低于法定最低工资，还千方百计进一步压榨工人，导致07、08年两次全厂大罢工[11]。这些账算到最后，工人倒要反问一句：仅仅2N+1就能补偿工人多年来的巨大牺牲吗？恐怕连资本家长期超额剥削的部分都补不回来，更不用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使资本家“依法经营”也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全部“私有财产”都是工人的血汗劳动乃至断指、尸骨堆起来的！ 现在反倒要问：工人的赔偿要求真的“过高”了吗？几万块钱就能补偿工人多年付出吗？就算最高的2N+1——按十年工龄、1500元基本工资算，也才3万1千5百块钱，这在大城市不过是写字楼的工薪族半年工资而已，就算带回老家农村还不够结婚财礼，也未必够在县城开个服装门面。资本家单是每年从一个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就不止31500块！——因此，工人不应只满足法定的待遇了，更要寻思夺回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这个战斗的政治经济学道理更容易理解了。 工人越来越多越过法定标准提出补偿要求，恰恰说明工人的觉悟正在迅速前进。所有这些抗争中，我们都能看到工人对资方日益加深的强烈敌视；它们无论成败都让工人认清法律的资产阶级本质，和依靠自己力量取胜的道理。这让统治阶级越来越恐惧和忧虑，让改良主义办事员们反感、矛盾不安，而我们革命社会主义者却为工人崛起、工人加速觉醒的重大意义欢欣鼓舞！ 2013年7月27日 （责任编辑 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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