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

三、政治民主派

这个派别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主流是从文革后期西单民主墙以来，始终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的反对派力量。1989年是这一派别影响力的最高峰。此后因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迫害，他们逐渐从主流社会的视野中消失潜隐。另一个源泉是从1992年以来，不断被体制挤出的激进人群，他们或者因为生活遭际，或者因为个性原因，被迫脱离了生活的常规，并敏锐地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从生活经验出发对现行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驱追溯至反右、民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和偏向改良的温和派两种。他们毫不掩饰对于一党专政的厌恶，对于多党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他们最为核心的追求。与自由市场派相比，他们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与侮辱的群体，甚至和访民、宗教徒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接触，来动员和组织他们。这个派别通常认为底层苦难不幸的来源是政治上的专制、缺乏自由、没有法治。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际上与这些底层人有类似经历。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们获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时，他们也会用底层的革命来吓唬和威胁统治者，促使他们开始政治改革。不过，从根本上讲，他们基本上不太认同与执政者合作的渐进改良道路。由于真诚的理想主义，敢于向强权挑战，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常常得到媒体的高度认同和道德褒奖。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他们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从正常的生活常态中溢出的，因此虽然脱离了和其他阶层的联系，但在个人交往上，他们却可以深入到每个阶层，并因其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受到较之其他派别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并据此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网络内部，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认同程度较高。可以说虽然很少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但对他们的同情遍布四方。这种主张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低阶层，有极大的潜在号召力。

由于几乎没有回头过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们非常坚决和勇敢，行动能力非常强。因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们的行动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积极主动。虽然89年的悲剧依旧是他们的心结，但其救国救民的悲情意识在不断减退，对于普通民众的冷淡抱有较强的宽容性，更多的参与者愿意把反抗定义为个人的意愿。在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和自由市场派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总体来说，对于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他们没有太多明确的主张。

他们对于现实的批判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非常有穿透力；对于种种掩盖真相，打压反抗者、侮辱受害者总能感同身受，常常自发援助围观，有时甚至能对事件产生较大影响。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得到了媒体的有力支援。同时，他们往往和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形成友好同盟，从业主委员会、环保组织各种民间NGO到中小企业的自发组织都会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实质性帮助。

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他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派的激进形态。与自由市场派强调利益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权利。权利与利益密切相关，但二者也有着鲜明差别：利益是具体的、特殊的，而权利是抽象的、普遍的。从总体上来说，两者在思想主张上有很多接近之处，但各自依赖的阶级基础则有很大差别。他们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动力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派，在网络上和媒体上与温和国家主义展开有效论争和争夺群众的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采取种种抗议行为捍卫产权、公民自由的也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他们很少得到来自自由市场派的资源和道义支持。

他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与缺乏基本人权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其他的种种矛盾则是这种矛盾的衍生和变化。在他们看来，官民冲突的前景必然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总之，与20年前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也更为坚韧。他们不再对上层给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众的认同，在精神上较为自足和独立。

他们或许是在民情上最为接近中国现实的政治派别，因为他们不鄙视民众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励民众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场。随着政治分歧的加剧和演化，这个派别和自由市场派的结合会非常容易。而这两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将使两者形成巨大的互补，其政治能量将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