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力量到底有多大？

左派力量到底有多大？

远航一号

            在多维论坛上看到安玛推荐的署名马小飞的一篇文章——“薄熙来案的政治陷阱：反薄就是与13亿为敌”，其中说到，全国13.5亿人，其中13亿弱势群体都拥护薄熙来，而反对薄熙来的权贵富豪、西化派、法律党等不过5000万人。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说，这样来估计挺薄和反薄的力量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事实是，相当多数的人民群众目前仍然处于政治上不觉悟、不参与、不组织的状态；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势力却掌握着生产资料、金融财富、媒体、军队和警察。所以，在表面上，资产阶级、汉奸买办卖国势力确实显得很强大。目前要组织大规模的挺薄群众运动，也确实时机不成熟。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左派，即反对汉奸买办卖国势力、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派别，到底有没有力量？有多大力量？力量在哪里？

            我回国期间曾经与一位同志探讨。他提出一个标准，他估计全国的左派骨干大概不超过5万人。他的根据是2011年乌有之乡发起的声讨茅于轼运动，经过较长时间的宣传动员，最后参与签名的大约5万人。从短时间的动员能力来看，今年上半年，红色中国网发起过反对铁路私有化的公开信，有300多人签名。主要是与红歌会网相联系的左派同志发起过揭露南方系以及狙击茅于轼的群众性街头运动，参与者约几百人。

            当然，近年来，各地曾经多次举行过纪念毛主席的群众性活动，全国累计参加的人次应有几十万人。去年，全国各地曾经爆发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参加的群众可能有几百万，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和标语是由左派主导的。

            综合来看，目前全国范围来说，有一定思想水平、有一定活动和组织能力、比较经常和积极参加左派活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估计至少有500人，不会超过5万人，合理的估计值大约在5000人上下。

            从长远、根本来说，全国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全国人口的80-90%可以成为左派的潜在群众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正常统治时期，甚至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处于比较被动、比较麻痹的状态。

            如果我们具体地分析，工人阶级中有过社会主义经历的“老工人”，是左派的第一个基本的群众基础。九十年代时退休下岗工人约5000万，加上家属约1亿人。这部分工人阶级，经历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两个历史时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比较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从自己或家属的亲身经验中了解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拥有与新工人相比以及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较高的阶级觉悟。近年来，在老工人的实际斗争中，产生了一批有马列毛觉悟的工人阶级政治积极分子。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贫富两级分化的加剧，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因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和地位方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由过去的自由派一统天下发展到现在自由派、民族主义和左派三分天下。其中，民族主义正在逐步向左派靠拢。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队伍有多大？2011年，中国的国企、外企和股份制单位就业人员总数为1亿4000万。如果再加上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7000万，那么城镇有比较正规就业的人口大约有2亿人。如果其中一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一般社会上所谓的小资、白领、中产），那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相加就是1亿人，加上家属可能有2亿人。如果其中资产阶级有5000万，小资产阶级就有大约1亿5000万。其中，可能有5000万属于进步小资产阶级。

            这样中国左派目前在社会上可以依赖的基本群众，包括老工人及其家属，再加上进步小资产阶级，大约是1亿5000万，占整个人口的10%强。如果去掉人口中没有政治活动能力的少年儿童和高龄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4000万）相比较，则不到六分之一。如与城镇人口7亿1000万人相比较，则约为20%。这个估计，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曾经有一个社科院的调查，认为有四成民众持左派政治倾向。这可以看做是左派目前群众基础的上限。

            在资本主义的正常统治时期，左派能取得这样的群众基础，这到底是多还是少呢？我们可以与1989年之前自由派在全国的政治动员能力以及群众基础相比较。1989年之前，在1987年，曾经有若干地方爆发过自由派领导的学生游行示威，规模大约在几百人至几千人。1989年之前，像在北大那样的地方，虽然老师、学生普遍受自由派思想影响，但是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政治积极分子估计也就是二、三十人。加上社科院、党校、政法等地方，整个北京的自由派政治积极分子估计在50至100人左右。北京的政治活跃程度要大大超过全国其它地方。所以当时自由派在全国的政治积极分子可能也就是1000至2000人。也就是说，左派目前在全国的政治积极分子数量有可能已经超过了当年的自由派。

            就社会上的群众基础来说，当年的自由派在农村是毫无政治影响的。1989年的政治运动，农村完全没有参与。1989年时，城市人口不到3亿，占全国人口26%。工人阶级只有极少数参与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大多数工人虽然受到自由派思想影响，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复辟是抱怀疑态度的，因而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自由派的主要社会基础还是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部分人，占当时城市人口的比例大约也就是五分之一甚至更少。知识分子、大学生，加上其他受较多自由派思想影响的群众，可能也就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弱。

            当然，以上这些，说的都是社会“承平”时期的情况。1989年的经验证明，一旦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出现了革命形势、革命高潮，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可以发生迅速的、激烈的变化，反政府的政治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成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当然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退）。1989年，在最顶峰的时候，自由派有可能在全国的主要大城市具备了动员一半左右城市人口的能力。

            根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左派的政治未来，我们可以做哪些估计呢？首先，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以依赖对廉价劳动力剥削为基础、以出口制造业为核心的半外围资本主义经济。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必然严重的依赖外国的技术、市场和能源原材料；决定了中国的阶级矛盾和环境资源矛盾必然特别尖锐；也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必然具有相当的买办性和对外投降的性质。这些特点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五至十年）爆发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当这种危机爆发的时候，政治形势就会发生与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相当不同的变化。首先，在危机时期，社会平均利润率将大幅度下降，相当一大批资本家将亏损、破产。这样，相当一大批资本家将无法再作为资本家存在下去，而那些仍然勉强维持的资本家也将无法进行正常的资本积累。与此同时，大批工人失业、大批农民工返乡就业失败、大批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将使社会上的一大批劳动力无法进行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入长期的、全面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将会很快面临财政收入萎缩的问题。一方面，财政收入下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府的各种正常职能仍然要维持，资本家还会要求减税和补贴。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会引起全面的财政危机。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将很可能被迫缩减各种社会开支，比如教育、医疗、有社会补助的住房、社会保险以及环境保护。这就会直接影响到很大一批群众的切身利益。综合这些因素，中国就会出现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将出现革命形势。

            现在，在左派中仍有不少人担心，一旦中国乱起来，自由派将趁机夺权并实现改旗易帜。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中国现在的政权就是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里。中国未来的危机，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不管哪个阶级，不管哪种政治力量，不管它是掌握军队还是掌握媒体，如果它不能够解决未来的危机，是不可能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胜出的，或者即使得逞一时，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如埃及的穆尔西、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四一二后的蒋介石）。

            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剥削、依靠掠夺资源和环境的出口制造业资本主义再也走不下去了。或者，中国的资产阶级能有什么神机妙算能够不依靠廉价劳动力、不依靠掠夺资源和环境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或者，中国的危机只能通过资本主义之外的办法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现实是，中国现有的阶级矛盾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连在局部地区打黑都不能容忍，更何况是废除廉价劳动力积累模式。

            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自由派主张民主、自由、宪政将会对很多群众有吸引力，甚至有些同志认为，左派只有先跟着自由派搞“民主革命”，政治上才有出路。这是政治上的短见。民主不能当饭吃。无论未来自由派在政治上能否昙花一现（存疑），只要他们解决不了人民群众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和人身安全等实际问题，就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垮台。

            全国左派现在拥有的政治积极分子有几千人之多。经过几年的发展，达到一万人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万人，分布在全国，就有可能在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大中城市，各集中一两百人。这个政治密集度，就超过了1989年自由派在北京的政治密集度。

            未来的具体的政治斗争形势是不可能预料的。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可能像1989年，也可能像埃及。无论如何，革命高潮的一个基本特点，便是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中，很多将会是政治运动，但是也必然有不少是围绕着具体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群众运动。革命高潮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运动的共同作用下，资产阶级统治将陷入瘫痪和瓦解。这将表现在，地方政权失控，无力镇压当地的群众运动；在若干地方，群众夺取并直接掌握政权。这还将表现在，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军队发生动摇，上层矛盾白热化、公开化。

            如果左派届时能够在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地方集中相当数量的政治积极分子，就完全有可能积极全面参与、影响直至领导当地的群众运动，并在群众运动夺取政权时趁势夺权。

            到了那时，无论左派是否能在初期取得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现实的政治、经济形势将逼迫所有的群众运动以及地方政权左转。一切地方政权要生存，首先要有财政收入，其次必须要能维护地方秩序。当资本主义危机来临的时候，工商业资本家纷纷破产倒闭，无法再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来源。另一方面，现在在各地普遍存在的警匪勾结、依靠黑社会维稳的社会统治模式将土崩瓦解。

            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将首先铲除地方黑社会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资本家（即重庆模式！）。接下来，为了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除了惩办一些最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将别无出路。但是，在打了“浮财”以后，要解决持久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问题，就只有靠发展公有制企业。政治上有利和必要时，可以先通过清算历史上的非法私有化，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积累“第一桶金”。

            只要形成了上述的政治局面，左派就完全可能掌握危机来临时全国政治变化的主动权，并进而取得全国范围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