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

通过秦先生《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的最后一章中的段落，可以看到“美国式道路”在秦先生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分家理论”的来源：

许多人往往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美国式”民主革命能否实现，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其实不光中国，中俄等国都曾有过只在“美国式”民主道路上走了第一步（打倒地主）便又吟起了宗法共同体的田园诗的历史。因此，“美国式道路”不仅是对“天然首长”的改造，也是对“平民”的改造。它不仅是要让“掌勺者”放下勺子，更要让群众放弃一切宗法梦幻，在摆脱束缚的同时不要留恋“保护”。……换言之，“美国式”道路必须有文化启蒙，必须破除宗法农民的文化心态，必须有全民族的反思。……过去“美国式”民主革命中途停车固然是宗法农民文化所造成的，但反过来说，我国历史上宗法农民的强大也与我国古典化时代没有走雅典式道路而是走马其顿道路有关，正如俄国农民的宗法文化也与俄国长期走普鲁士道路有关一样。

秦先生在第一篇批判雄文中，为了证明论辩对手的文章是“不讲逻辑也不辨真伪地连缀成文”，不惜自我否定说：“这个‘两条道路’或曰两种‘分家’方式的说法在我们的社会转型或经济转轨理论中的确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以‘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而不是经济转轨再认识）为副标题的此书中，它只是个顺带提及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秦晖新自由主义农民学的核心观点’”、“吕先生最尖锐的质问、也可以说是全部宏文用力点的所谓‘秦晖隐瞒’案，除了表明她的无知还能说明什么？”——秦先生到底有没有“隐瞒”，事实已经足够清楚。此次六篇檄文，从“隐瞒”笔者书评的存在，到“隐瞒”自己在书稿中的直接表现，用诬陷和谎言来抹杀论辩对手的基本观点，甚至不惜陷自己于自相矛盾之中，秦先生所作所为已经突破了最基本的学术真诚的底线，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他自己。如此不光明磊落，又该叫什么“做派”？“写商榷文章先要了解商榷对象的论述，最起码是了解他关于所商榷议题的论述，这应该是首要而且不难的要求吧”，——秦先生自己先请对号入座。

秦先生利用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大众传媒上仗势欺人，其表现是宣称对手“密集了太多的硬伤，使我驳不胜驳”，不过是“外行”，不具备批评他的资格，以此封口，取消对手的合法性。他拉来了董正华教授的文章作为“专业”例证，却不提及董教授相关的具体观点。他说自己在《田园诗与狂想曲》的再版序言中对笔者长文中“‘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略举了些例子以酬其劳”，在此次第六篇题为《后人不能篡改历史》的反驳文章中，再次抄录了不过是同样的指控，据称只是“曾节录仅五百余字的一小段，硬伤就达十多处，真是信口开河，出口就错”！很遗憾，秦先生此次六篇大作专为反驳七年前的拙文而来，为什么不再“节录”一段五百字来“校勘”，或者更多举一些“俯拾即是”的“常识性错误”来教诲对手，而是不惜自己炒自己的冷饭，自己“抄袭”自己呢？秦先生不过是欺负大众传媒的一般读者不辨真伪而已，这一点上，倒是不枉为“公共知识分子”。

董正华教授的文章其实早已拜读。2008年6月我们共同参加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 “The End of the Peasant: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Agrarian”学术会议，有幸与董教授相识，我们有激烈的争论，更有友好的交谈。会后，董教授还特意从北京给我邮寄一本英文的复印资料，——这里，也希望借此机会感谢他。学术观点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学术研究应该恪守学术原则，则是共识。

其实，董教授在《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中涉及列宁的“美国式道路”问题上，并没有站在秦先生一边，他并不认为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主张与土地社会化（民粹派的主张）之间是不相容的，即秦先生论证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转向民粹派的土地社会化主张是政治投机行为。相反，董文认为：“俄国革命阵营中一直有‘土地社会化’（即平均分配土地）与‘土地国有化’两种土地纲领之争，二者都反对沙皇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普鲁士道路”，列宁在理论原则上坚持土地国有化，但是并没有一般地反对平分土地”，列宁其实再三说明的是民粹派的土地平分原则包含了最激进的革命因素，——这其实也是本人七万字长文所着力论述的内容。董文指出：

十月革命中，历来强调“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列宁认为土地平均分配也可以是“达到完全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核心是“走革命的道路”，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消除农奴主-地主经济，…… 但由于社会革命党主张土地问题要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反对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因而它的“社会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在左派分裂出来以后，这个党本身也跟临时政府一起被农民革命摧垮了。“土地社会化”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实行的。从颁布两个土地法令可以看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国有化还是社会化，而在于要不要支持和组织农民立即起来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要不要在实际行动中拒绝“普鲁士道路”。

这个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国有化”与“土地社会化”的共识，是符合基本史实的，在这一点上，我和董文并无分歧。而我和秦先生的最大分歧正在于如何理解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转变。列宁在1899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后的俄国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已经占有优势，但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1907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就纠正了这个说法：

“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这个被革命揭露的“错误”来调整革命的方向，是革命教育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秦先生的逻辑里面，这个革命的转变却成为列宁投机革命的机会主义罪证。在秦先生的论述中，上述转变正是列宁倒转历史车轮，变得比民粹主义更“民粹”的表现，以下论述来自《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真正的实质并不在于原来对资本主义高估了而现在调低一点儿。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需要借助反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村社复兴运动来推动革命，即借助“倒转历史车轮的”运动来推进“社会进步”！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就不能像普列汉诺夫与孟什维克那样拘泥于旧有的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在逻辑上或“经济学形式”上并没有错，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借用”民粹派的纲领，甚至于比他们走得更远并反过来斥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就势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