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

根据《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的披露，其实在 1961年赫鲁晓夫想使得农业发展的企图已经“无功而终”，1961年的谷物收成是近五年中最低的。秦先生反驳说：赫鲁晓夫接任后如果粮食报酬连续十年“逐年减少”又没有别的报酬，农民还能活下来吗？赫鲁晓夫的确热衷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但是我们要看前因后果。1961年赫鲁晓夫实行货币改革，国家与合作社贸易中确定的价格是：国家用一个新卢布代替十个旧卢布，——这导致农民用非市场的方式抵制，即大量减少对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在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于1962年决定采取经济措施刺激农产品的生产，即把肉类价格提高35%，油类提高25%，这也属于秦先生歌颂的： “（赫鲁晓夫时代）在提高收购价和扩大自由交易比例方面还是有可观进展，集体农庄售粮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但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这样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上述维基百科提到的诺沃契尔卡斯克工人大罢工。工人们喊着“肉！肉！提高工资！”并且写下了“把赫鲁晓夫当肉！”“打倒赫鲁晓夫政府”的口号。工人们的游行遭到了武装镇压，23人被打死（比维基百科说的多一人），87人受伤，其中三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116人被捕，其中14人受审判，7人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判处十至十五年监禁，——这一事件成为赫鲁晓夫垮台的严酷标志。该书给这一章的标题正是：“把赫鲁晓夫当肉”！

接下来的故事轮到了1963。在《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特别为1963年开辟了一章，题目为“1963年的黄金面包”：1963年收获一亿零七百五十万吨谷物，也就是比1958年几乎少了三分之一。国家在谷物生产上滑到了1955年的水平。因为立即就限制用谷物喂牲口，所以就开始宰杀牲口。结果肉类生产是增加了，而挤奶量下降到六千一百二十万吨，即低于1959年的水平。赫鲁晓夫保证国家肯定能解决粮食问题，在肉类、牛奶和油的生产上按人口平均能轻易地超过美国，现在这话就站不住脚了。

用A.阿朱别伊的话说：“1963年开始感觉到……面包供应断断续续。为这事写的信像潮水般涌向报社（《消息报》）。……作家诺索夫写道：“1963年秋天面包厂停止了计划中的长面包和圆面包烘烤，糖果车间关闭。白面包凭盖了章的证明只供给某些病人和学前儿童。” 面包商店里规定只能限卖手头拿的面包，卖的也只是灰不溜秋的长面包，这是掺了豌豆做出来的。

阿朱别伊写道：“赫鲁晓夫提议（也许，这是明智的）某个时期用票证，以制止人们用粮食喂牲口。但是事关威信的想法占了上风。决定从国外购买一些粮食。” 买了九百四十万吨谷物，也就是每年总收成的10%。购买谷物靠的不是那时收入还不怎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而是黄金。相当一部分吃掉的面包是黄金换来的。

事实上，1963年的农业失败，正是赫鲁晓夫的滑铁卢之战。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粮食上的成功来源于大规模垦荒，其粮食产量的一半来自新垦区。 但是这却是靠“粗放型增长”，当时的农业部长后来评价说：“50年代中后期，当我们可以向农业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的时候，他（赫鲁晓夫）把赌注押到了大规模开垦荒地上面，当然，这样做见效很快，成果也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明显是个错误的决定。……更为致命的是农业领域发生了‘战略性转变’，转向了粗放型增长，而我们的计划是要转为集约化农业。” 即便如此，至1960年底第六个五年计划也并没有完成既定的粮食指标，1965年收获的粮食甚至少于1960年。 可以想见的原因，新垦地带来了环境生态平衡的问题，垦荒后期大量土地被风沙侵蚀，而赫鲁晓夫却不允许休耕。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重要一章是对 “美国式道路”的迷信而大力推广玉米种植，作为发展畜牧业的经验，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1955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在《关于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报告中，就极力鼓吹美国用扩大玉米种植来增加畜牧业的经验。 这一年他派遣代表团去美国衣阿华州玉米带考察，被衣阿华的大农场主罗斯韦尔•加斯特（Roswell Garst）游说去参观他的大农场。结果是这个衣阿华玉米商后来成了赫鲁晓夫的座上宾，多次访问苏联，还卖了4500吨玉米种子给苏联。 赫鲁晓夫1959年轰动世界的美国之行中，去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见面之前，特别去衣阿华州加斯特的大农场做客并讨论玉米种植问题，加斯特和赫鲁晓夫手拿玉米棒子的电影镜头和照片一时间传遍美国。 但是，强力推行玉米种植的结果是：玉米并不适合在苏联推广，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而且扩大的玉米种植挤掉了冬小麦种植的面积，影响了谷物的增产，这导致他的畜牧业发展计划严重受挫。其标志性事件是，梁赞州的党委书记为了迎合他的畜牧业要赶超美国的壮志，虚报指标，为此梁赞州所有的牲畜都送去屠宰，并且在全国采购肉来完成任务，还是远远完不成指标。欺诈败露，该党委书记自杀，这一事件成为著名的丑闻 。开垦荒地运动与强制扩大玉米种植面积，都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现代化“美国式”农业道路的体现。

其实，我在长文中对赫鲁晓夫和勃涅日涅夫时代农业问题资料的有限援引并非本人杜撰，而是来自于《苏联兴亡史论》这部由中国资深的苏俄经济史研究专家和苏联问题专家陆南泉、姜长斌、徐葵等教授领衔担纲的著作，属于国家重点课题。也许是因为我的引用（对此，我很抱歉），秦先生高调指控该书的硬伤“比比皆是”。

秦先生的证据来自苏俄史研究前辈刘祖熙教授给人民出版社的函，说该书把沙皇的顺序弄错了，“还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话”，但是却不给出这封函的出处，也不给出该函的具体内容，——读者无法验证，这样的做法已经很不“学术”。但即便有上述细节问题，从逻辑上讲，对于这部六十余万字的集体著作来说，完全可以通过修订来不断完善，而不应该成为全盘否认该书学术成就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