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 一、打开文革的突破口 水陆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为什么当时要组织写作这篇文章？ （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要求 从一九六三年初起，毛泽东就住在杭州，召开了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主持讨论和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主持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十条，发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等等，要在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 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毛主席把一份会议的简报批给吴冷西，说：‘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些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那里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这说明：毛主席把国际国内的一系列斗争是作为伟大的革命来领导的。而在这些斗争中同时包含着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六四年春，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央档案馆找到当年毛泽东驳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毛泽东高兴地对人说：“我的这几篇文章估计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写的，因为文章里没有提起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我所有的文章里最带有感情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初的九评吧！这几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要公开发表得做一些修改，否则不利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们。但是，这对现在一些至今不肯改悔的人来说，公开了也有好处。” 这之后，毛泽东到南方巡视，长期住在了杭州，他是在修改准备要出版的他的《毛选》五卷。毛泽东说：“现在条件成熟了，我过去写的九篇文章，要收入到五卷里面去。” （二）六四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 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京剧《李慧娘》的锋芒逐渐地转向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冯定的假共产主义人生观论、孙冶方的价值法则论，等等。 毛泽东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看，他对人说：“许多的批判不疼不痒，没有触及到反修的根子上。” 七月二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他提出了中央应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负责文化部、中宣部的整风、整顿工作的意见，周恩来首先表示赞成。在谈到挂帅的人选和组成人员时，刘少奇的注意力很自然地对准了陆定一。他说：“就你这个中宣部长挂帅吧！” 陆定一连连摆手：“我当组长不行，我才浅学短，而且很迟钝，我作不了组长，只能当助手。中宣部自己挂帅解决宣传部门的问题，无论如何也是压不住阵的。” “是的，自古以来医不自治嘛，你这个宣传部长已经很不称职了，我看也得换个人来领导你们。”毛泽东的眼光落在了彭真的身上，轻声问道：“你怎么样？敢不敢干？” 彭真没有退路，只得说：“既然别人不干，那就我来干吧。” 毛泽东笑了：“我看文化大革命这个帅，还是让彭真同志来挂！” 于是当场拍板，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小组，即后来称之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任组长，副组长是陆定一。中央特别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 毛泽东还特意地说：“康生同志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你们要让他发挥反修勇士的作用呀！” （三）《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要煞车 一九六四年九月下旬，彭真带着乔冠华和王力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国庆十五周年邀请外宾的事。 毛泽东听完他们的意见后，指着彭真问：“你这个五人小组的工作搞得怎么样啊，江青他们搞了京剧改革，我看学术上也要开展批评，不要搞得死气沉沉嘛。” 彭真说：“江青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历史界的看法也太偏激，照她看来，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王力说：“现在学术批判一开展，动不动就提到政治上来，弄得大家很紧张。此外，文化上的整风也不能太扩大化了，凡事都应有个界限。譬如京剧改革我看不能一律排斥传统戏，对鬼戏也要具体分析，不必一律禁演……”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对江青同志有点意见，这没关系，可以当面吵嘛，真理就是大吵大辩中才能辨明嘛。她也许有点‘左’，但文化战线上的革命不搞不行的。另外，学术批判也是要有个界限，不能乱批一气。我看郭沫若、茅盾、范文澜这三个人不准批。此外，再加上一个翦伯赞。至于其他人的批判，也要抓准问题，要有理有据。文化战线的思想现在很混乱，必须来一个革命，进行一番总清理。” “主席，你看过吴晗的文章吧？”彭真试探地问。 毛泽东点点头：“早先看过他的《朱元璋传》，我看他分析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曾批评过他，不知他改了没有？后来听说他写了不少杂文，可惜读之不多。” “这个人政治上是跟党走的，我了解他。但学术上的观点是否展开批评讨论，我还在考虑。但是，学术上的经常讨论应该允许嘛，这也符合主席双百方针的观点的。” “这是你份内的事，当然由你决定啊！”毛泽东回答。 江青在二月二十二日批评了电影上的错误路线，批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和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二月二十三日，周扬召集文联各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大煞车。他指责前一段的批判面太宽了，对群众性的批判，不能采取尾巴主义而放任自流。要批判那种放空炮的教条主义、罗列罪状的做法。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有无党性的问题。我认为，《林家铺子》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能完全抹煞它的进步作用。” 彭真对刘仁等人说：“江青想拿北京开刀，不能让她的计划得逞。她要发表议论，你们不要理她，不要和她顶撞，由我直接请示毛主席，拿主席来压她。这个女人自以为她在文艺上是内行，就到处发表意见，弄得人们几乎没法子抓工作了。” 一九六五年三月初的书记处会议上，许立群和姚臻分别向彭真、邓小平传达了江青对他们的谈话精神。 邓小平说：“怪不得上海首先开始批判《林家铺子》和《不夜城》这些影片，全国也陆续地批判起来了，原来风源出自江青身上。这样的批判，要降降温度，人民日报应该发表几篇评论文章，鲜明地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的观点，也不要否定有一些缺点的现代文学作品。谁也不是圣人，怎么能一点点错误都没有呢？我对那些动不动就批判别人的做法十分地反感！” 刘少奇签发了《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认为：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学术和文艺战线上对一些作品和电影的批判，已经过火了，妨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许多的批判，实际上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搞那些文海战术，以空论对空论的形式，这对文艺革命不仅无利，而且很有害。所以，中央书记处要求各地和各报刊马上煞车。 左派反映：“这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两种声音。”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党中央就已经事实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不然我们还要搞什么革命。文艺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些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不管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噪音，我都是坚决地听毛主席的，听你的！” “我们继续按照我们的计划办！” 毛泽东看到中央书记处的这个纪要后说：“看到了吗？你们的文艺革命刚刚搞了不到一年，人家就要搞反攻倒算了。他们搞的这些名堂很厉害嘛，你从这个方面进攻，他们就从那个方面复辟，弄得你们手忙脚乱，总也打不到点子上。究竟下一步你们怎么办？需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总之是要打进攻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 他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 两天后，陆定一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四）彭德怀要翻案 一九六二年春季，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写了要求甄别的翻案书，刘少奇曾经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说：“我听说中央组织部已经为不少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平反了，彭德怀在这个时候能不仿效吗？我很想听听政治局同志和书记处的意见。如果彭德怀这个时候要求出来工作，我们能答应吗？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文艺界为彭德怀翻案的人不少呢。利用小说和戏剧进行反党，值得注意。”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以安子文为首的中央组织部，斥责道：“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的同志对组织部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组织部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的指示而活动，究竟想干什么？干部政策必须以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文件为准，不能让他们另外搞一套。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就要采取措施。”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中央书记处研究了彭德怀的安排问题，刘少奇把研究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书记处决定让彭德怀出来搞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在一段时间里先不要公开露面，等一定的时候再考虑恢复他的一部分工作。” 毛泽东问道：“恢复什么工作？” 刘少奇说：“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还没有撤职嘛，他还可以参加组织会议。这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请主席最后考虑定夺。”毛泽东说：“再放一放，我还没有考虑成熟。这个问题关系甚大，需要多征求一下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刘少奇曾经对李雪峰、李井泉、刘澜涛等人谈话的时候说过：“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你们要敢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哪怕就是毛泽东同志不高兴也得提呀，再不提我们都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了。譬如对彭德怀的工作安排问题，我们就存在着一些错误。连赫鲁晓夫对待马林科夫都没有不给工作的处理，无非是不受重用罢了。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给彭德怀安排工作，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这一点，应该提醒毛泽东同志！”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同志任该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一）领导和督促监察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二）领导和督促监察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三）领导和督促监察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地方军工等）的进行。（四）如西南局三线建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中有重大不同意见时，报中央解决。”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七点左右，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等候着彭德怀。 毛泽东拉住彭德怀的手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会来参加。周恩来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不能来了。我们一起谈谈吧。” 当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都到齐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照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 刘少奇说：“现在不是请你出山来了吗？到了一定的时候，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不能性急嘛。我们党认识一个真理也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彭德怀说：“过去的问题今天不要再提了，让历史给我们作结论吧。” 毛泽东点点头：“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的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按照你所说的，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最后，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也是中央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让他到三线是我考虑决定的，也是积极的，诚心诚意的。这件事，由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局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们来找我谈。就这样吧！” 彭德怀似乎觉得他赢了，他要东山再起了。连刘少奇也露出了亲近之意。他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了。所以，要考虑到放虎归山的后果。 （五）评《海瑞罢官》是一个恰当的突破口 《海瑞罢官》涉及到：吴晗——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刘少奇 毛泽东收到了一封信，是反映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问题的： “主席：我冒着一定的风险给你写这封信，为的是让你关注一下文化界的动向。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召开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吴晗于九月十七日写了《论海瑞》的文章，而早在庐山会议之前的六月十六日，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向党进攻之前，他别有用心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一九六一年吴晗终于完成了他所谓七易其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目的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对这样的东西，希望主席能够明察秋毫，予以关注。” 其实，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８月１６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这番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话，胡乔木很快告诉了吴晗，吴晗赶紧在自己刚写好的《论海瑞》一文中，加上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歪曲海瑞的话。 １９６２年３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罢官》，把戏调到北京民族文化宫演了两场。看后，让停演。剧团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打探停演原因。过了好长时间，才传出消息说江青认为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不准再演。 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江青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４位正副部长陆定一、林默涵、周扬、齐燕铭，要他们对《海瑞罢官》开展批判，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当场拒绝，别的部长也都不同意。 １９６４年７至９月，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３９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 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 彭真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江青看完了吴晗关于海瑞问题的文章和剧本，对吴晗和有关的人进行了调查，形成了她的看法： 第一，吴晗和廖沫沙、邓拓这些人联系密切，不同寻常。 廖沫沙是个什么人？三十年代，他的文章，他在上海的时候的社会关系，都有不少问题。 邓拓，毛主席批评过他的文章，也批评过他在人民日报所犯的错误。 第二，虽然没有发现他们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共鸣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第三，吴晗关于《海瑞罢官》和所有海瑞的文章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海瑞那样的人物，或者说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他们理想中的海瑞。” 第四，吴晗和彭真、邓小平的关系很密切。 第五，彭德怀要翻案，是要在全党全国造舆论的。没有一个合适的舆论，谁也不敢提出他的问题。这一段，经常有人在高层吹风，要让彭德怀站出来。有人已经开始逼宫了。彭德怀的第一步已经得逞了。 由此可见：过去批判了《李慧娘》，批判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嚣张气焰，但是都没有选准突破口。现在，抓住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可以打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大革命的缺口。 二、写作过程： （一）从北京到上海 首先，在北京，彭真不同意批。 江青亲自来找彭真，她问：“有一出戏叫《海瑞罢官》，你知道吗？” 彭真回答：“我看过，这出戏是吴晗同志写的。”“恐怕会有一些缺点。” 江青说：“不是缺点的问题，而是有政治问题，应该引起讨论和批判。你先看看，完了咱们再交换意见。”“这些日子里我看了许多的戏，对北京的文艺界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可以从北京发起这场革命。” 彭真问：“是主席的意见吗？我看还是先召集一些同志座谈一下，抓住主要的矛盾再说。” 彭真很快看完了吴晗在一九六零年写出并上演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后在一次会议中对江青说：“我看了《海瑞罢官》了，没什么大的问题。吴晗这个人我了解，政治上跟我们党多年，改造得差不多了，是可靠的同志。他是搞历史的，在文艺上只是一个外行，他没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 江青说：“是吗？”“我提醒你，历史界同样很复杂啊！有一批很坏的人，总是打着各种旗号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段来反党，你得注意。” “好呵，北京真是一块独立王国了，看来我们插不进去。”江青对康生说。 在北京只要一听是触动吴晗，立刻有人摇头，害怕呀！这个人和上面的许多人来来往往，他经常是打着一些人物的招牌呀！ 其次，在北京找人写作也遇到困难。 她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特意嘱咐：“这件事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不管写成写不成，此事不能让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人知道，也不能报告总理。总之在未发表之前，这件事一定保密。” 开始想到了戚本禹。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这些分析很有说服力，说明了这个人在革命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和我们的出发点一致的。你找过这个人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以由这个人来执笔搞。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在现实的政治态度上怎么样。” 江青说：“我已经了解了，他在中央信访机关工作，接触人当然很广，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有接触，而且他说话比较随便，不利于我们的保密工作。” 她又说：“戚本禹才三十三岁左右的年纪，是山东威海人，没有上过大学，是高中文化程度。” 毛泽东说：“不上大学也未必没有真才实学，那些上了大学的也不见得真有什么本领。有的人是越读书越蠢，现在的大学如果不加改造，是不会真正地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我和远新他们谈话的时候，就主张他们到农村、工厂去，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这才是他们的主课。戚本禹搞历史研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经验，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后来也想到了李希凡。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江青在北京先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李希凡把批《海瑞罢官》理解为写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与吴晗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还认为要把《海瑞罢官》与１９６２年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很难，因为两者扯不到一起。１１月间，江青为批判周扬的文艺思想又找过李希凡，但李希凡认为周扬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水平比自己高，所以也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去做。 江青考虑再三，只有到上海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