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关于重庆事件的自述 (4) (5)

４

各路消息如潮水般涌来。至此，谜底已经全部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低估了美国那个华人神探，也小看了南方那小小的报社，就像当年我在东北看到的朝鲜“逃北者”闯进日本领事馆一样。料想中的绞索，原来是自爆式炸弹。

这三个月发生的变故，将来人们可能不明白的关键地方，我已经交代清楚。

我用人失察，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任由评说，也听凭中央处分。将来在法庭上，让我的妻子谷开来和王立军为杀人案公开对质，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接受公正的审判！真正的策划者、操控者一定会接受最高的刑罚；而被操控的、精神状况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一定会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置。

当王立军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被揭露、被审判、定死缓之刑的时候，希望大家有足够承受能力，完成对一个所谓的打黑英雄的到十恶不赦的罪犯的认识转变。不要因此丧失打黑除恶的信心，山城人民追求正义、享受安全的愿望合乎天理，不容剥夺；不是建立在一两个人物所能改变的。一定也会有人以此事来为王立军鸣冤，那时候，希望你们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

我没有想到局势变化这么快，我愧对北京来人，他年纪比我还小，却为我一夜头白，眼中满是令人心悸的绝望。将来痛苦的何止他这个沉湎诗书的才子？我对这场建国以来的罕见阴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手段，注定要承受后果。

我怕吗？我不怕。这些宵小之辈的小伎俩，小聪明，终究不会代替历史与正义的大道。

“江东弟子多才俊”的字样送到了我的手上，我摇了摇头。重庆的探索与实践，吸引了党政军民各界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爱党爱国人士的关注和支持，这一切都是因为牵挂着人民和国家的未来，从没有人想、也没有人能因此挟众自重。

何况，既然已经汇报了最后那只黄雀的策反，我就决不能再给别人坐实的把柄。

来北京的前夜，“风波亭”的字样又送来了，我置之一笑。天日昭昭，人心灼灼；三尺高悬，史乘如镜。我怕什么呢？

在北京的这几天，我看到那个老书记的儿子上蹿下跳。我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末期，我父亲薄一波找他父亲谈话，完全是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当时我父亲认为，身受平反之恩，前去宣布处分，实属不妥。邓小平坚持要求，父亲才不得已而为之。恩将仇报、落井下石之说，纯属臆测。他们都已不在人世，而这个人却把复仇之剑指向我，可悲可叹，实在有损乃父之德。

儿子和门生故吏联合起来，准备把文革余孽的帽子戴到我头上，实在是颠倒黑白。我的一家在文革中深受迫害，母亲因此死难，我个人也身陷囹圄。请问以什么理由判定我是文革余孽？

重庆所唱之“红”，很多在文革期间是大毒草；重庆打黑，靠的是公检法的依法运作。哪里有红卫兵的揪斗？哪里有造反派的夺权？重庆的经济建设，立足于市场经济和引进外资；重庆的组织建设，三进三同，是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重庆的民生导向，是响应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落实314部署……请问哪一条是文革手段呢？是“走回头路”呢？

真正触动他们神经的，是我提出的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那句话的后一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设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千千万万工农大众的庄严承诺，是改革开放路线施行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我在重庆仅仅是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作了一点微小的探索，他们为什么就已经不能接受呢？

没有了共同富裕，还有社会主义吗？没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共产党执政呢？也就是说，我们和当年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根本区别还存在吗？

所以，背弃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就是背叛社会主义，违背邓小平理论，必然失去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挡不住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的进攻。

现在某些人积极为民营经济鼓与呼，这没有错；但是试图搞私有化的浪潮，那就是不道德的，那就是犯罪。那就是慷国家之慨，大人民之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使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谁进谁退，让市场来决定不好吗？如果觉得公有经济占据垄断地位，使民营经济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那么，我们要做也是完善法制和政策，努力使它们在较为公平的平台上去竞争，而不是人为地割肉补疮，巧立名目把国有经济变成民营经济、把人民的共同财产搬到个人的口袋里，举行瓜分人民财产的盛宴狂欢！

退一万步说，真的要“分家”，也应该由人民来决定怎么分！公有制经济，是中国人民的财产，港澳台同胞都有份，甚至连建国后移民海外的同胞都有份，怎么能说分就分、说送就送、说拿就拿呢？在全国人民授权之前，我们共产党只能是做好职业经理人，老老实实地为老板——中国人民打好工！

重庆积极引进外资，扶持民营经济，同时也大力壮大公有制经济，实现“国进民也进”，难道就不利用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吗？重庆突出“分蛋糕”，难道不是这几年关于改革分配制度、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有益探索吗？拿出国有经济的利润来补助人民，加强民生建设，难道不比把国有资产送给少数人更好吗？如果说我是在收买重庆民心，那么谁有妨碍你们用央企冠绝全球的巨额利润来收买全国人民的心呢？

说到底，重庆的信念和价值，阻碍了一个庞大的权贵群体侵吞人民财产的道路。

说到政治改革，有人把它挂在嘴边，扮演孤独的悲剧英雄，请问你将北辰置于何地？你到底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政治改革不同于经济改革，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摸石头过河，更不能莽莽撞撞“杀出一条血路”。在内部实现重大的理论突破必去的共识之前，不能进行全局性地轻举妄动。那么是不是就只能无所作为呢？我认为不是。我们可以努力实现清廉政治，加强党群联系、密切党群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拿出切实的制度和行动确保官员财产受到有效监督，使官民之间的互信程度不断提高，使官员真正为群众谋利益、成为百姓的贴心人。唯有如此，才能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

重庆的实践和探索，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赢得了民心，从而大大拓展了党在政治改革上的战略主动权和话语权。这正是海外反华反共势力所嫉恨的，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眼里的颜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绊脚石，所以要么策反我，做不到就毁了我。

重庆的一切成绩和经验，都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只要是真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什么不能见容的呢？新一代领导人即将产生，只要以开放的心态，民主的精神，尊重首创，珍惜经验，重庆的小流怎么就不能融于全国的大河呢？

封建残余和文革遗风，到底盛行于什么人的大脑呢？

三月的北京，竟然春寒彻骨！

5

在凉透心寒彻骨的日子里，我知道，捍卫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会遭到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坚决反击；捍卫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会遭到国内瓜分国有资产的权贵势力坚决反击；坚决捍卫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会遭到黑恶势力的后台的坚决反击；坚决捍卫重庆人民的居住权，搞公租房和房产税，迫使中央出台真正的房产调控政策，更会遭到全国所有投资房地产的权贵们的坚决反击。

我知道，共同富裕的承诺已经是当权者的忌讳；我知道，民心已经是我最大的罪状；我知道，平庸和低调早已是上位的必备条件；我知道，我已经被视为接班人顺利接班的重大障碍；我知道，我已经是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不是没有预感到过结局，但是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践行。因为我的使命，就是要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指出前进的方向。我注定被摆上祭坛，让更多的爱国者知道祖国的未来，铺垫出那些反动势力的末路。

想个清楚，走个明白，心中坦然，了无挂碍，正所谓：

愁闻剑戟扶危主，梦听笙歌聒醉人。

留下一些多余的话，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将来奇刑之下，尘埃之中，不见天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何以自明于天下？

他们嘲笑我：你不是获得很多人的支持拥护吗？他们不是喊着要你当总理吗？甚至把你奉为“总书记”吗？“薄总书记”，你还要在我们面前谦虚自己德才不配吗？

我要声明，我从来没有做出过背叛组织原则的事情，问心无愧。但是，我还要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如果，总书记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甘人后，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愿意为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殚精竭虑、仗义死节，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懈追求，为党、人民和国家探索未来的道路，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竭尽全力密切联系群众，想方设法赢得人民支持，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在磐石之上，那么我是！

从我内心来讲，我当然愿意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为党挑更重的担子。不过，我尊重现有的体制，珍惜团结安定的大局。我的政治生命，并不完全取决与我的努力和成绩，更多的是取决于上级。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者，等我被七手八脚地摁倒于尘埃之中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嘲笑你们：你们不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抵制西方民主制度吗？现在体会到没有选票的悲哀了吧？没有选票，你们都不能直接支持你们的领袖、把他推上高位！

那么，你们应该怎么看待发展民主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呢？

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条件下，普选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说到底，民主选举是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的形式，并非价值本身。我们必须承认，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制度，极其成功地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暂时似乎还要继续维护下去。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否采取适当的民主形式，有效地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探索得不够充分。毛泽东做了伟大的尝试，这就是文革。文革问题极多，也失败了，但是至少留下了唯一一个不是靠警察和特务严密控制，却保证了高度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文革，苏东剧变的风潮已经把我们国家打倒在地。

邓小平同志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最终建立了领导人有序交接班的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应该是实现人民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人民和政府之前的有效沟通，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最终，是人民能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

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难处，归根结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人民民主选举和实现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

我们目前的政治制度实质上还是小圈子里的民主，领导人的产生靠的是长期的培养、选拔、接班机制。其优点不多赘述，其缺陷有四点，其一是最高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事实上缺乏人民意志的表达。其二是一旦出现能力较强、雄心勃勃、愿意在最高的位置上为党和国家出力的人，就没有制度上的出路，这必将导致我们国家会错过很多有能力的领导人选；其三是党和国家有被既得利益小圈子劫持的危险；其四是一旦既定接班人发生意外，仓促之间产生的替代者将缺乏足够的权威。

有人说，我们可以发展党内民主，然后由党内带动全民民主。我敢断言，这是死路一条。党内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党直选总书记，而总书记是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就等于是全党选举了最高领导人。这样一来，党内党外民主权力的巨大落差，立即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的敌人。

有人说，我们可以从基层发展民主，从村政府到镇政府到县政府最后到最高领导人。这将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万一将来选出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党的人怎么办呢？

提出这两条路线的人，不是没有脑子，就是别有用心。

我认为，积极可靠的制度，还是现有制度基础上，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过程——选举总书记的过程，体现人民的意志，这样能很好地实现人民民主和党的领导的相容，实现直接选举领导人和间接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容，实现中央培养选拔和个人雄心的相容。

假如，我们的党有这样的制度，今天重庆在组织纪律方面受到的猜忌就不会存在，重庆的探索和实践就能被更好的正视与研究乃至推广；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将难以找到攻击用间的缝隙。

假如，我们的党有这样的制度，我愿意向全国党代会阐述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和中央培养的接班人做和平理性的辩论，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由全国人民投票表达意愿，胜出者出任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并综合各方面意见组成新的常委会。

有全国民意的支持，新的总书记具有天然的权威性。

历史没有如果，大势已经造成。我足踏荆棘，已经走过艰难的路；这段行迹，已经足以昭示后人。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党，为了我们的国家，我愿意一个人踏上祭坛，承受历史的代价。

任何时候，不要绝望！我想和大家分享昨晚接到的一个短信，很像是魏晋时期的四言小诗：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杀害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悲伤有时，欢乐有时；哀恸有时，舞蹈有时；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落有时；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缄默有时，言谈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者，你们不必太久地为我悲伤，你们要为自己而战。你们要捍卫属于自己的共有财产，你们要捍卫社会主义国家。

等到那一天，他们会当众打我的耳光，其实打在他们自己脸上；他们会向我吐唾沫，最终吐到自己脸上。

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一定​在我的左边钉个小偷，右边钉个强盗，那时候，重庆人民和全国的爱国者啊，你们要是还认得我的本来面目，那么，我的一只眼睛流着受伤的鲜血，另外一只眼睛一定流着感激的热泪​。

我愿意回归尘土，这片睡着先贤和烈士的土地是如此温暖芬芳。

将来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因我的存在，共产党干部遭受的耻辱要稍微减轻一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

2012年3月1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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