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妖镜按：王蒙，这位八九十年代鼓吹“躲避崇高”论、羞羞答答为“追求堕落”正名的前文化部长，近年来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不得不正视毛主席伟大而崇高的一生。从下文可以看出，王蒙对毛主席发动文革初衷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而准确的。但不知王蒙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正是受了毛主席营造的打破一切组织结构去追求彻底平等的思想和社会氛围的启蒙，才由学生时代就加入地下党的革命青年变为了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既然要彻底平等，每个人人格就也要平等，而在多数人无法崇高的情况下，就只有集体堕落才能实现彻底的人格平等。其实，中国革命本身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很深，尤其是文革期间一度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广泛传播，自然会造就出一大批王蒙式的人物。
王蒙：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我相信1966年的中国，“文革”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词《沁园春·长沙》有句曰：“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196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退出联合国，首倡在奥林匹克运动以外另搞一个新兴运动会等，乔冠华趁着酒劲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苏加诺敢摸老虎屁股”，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一说是在对苏加诺表示支持的一个外交声明里，毛泽东给加上了“苏加诺摸了老虎屁股”的字样。为此还引起了前苏联外交部的自以为是的责备：“怎么能用这种低俗的词儿?”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要摸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财哭爹叫娘，魂飞天外，并消灭了这个阶级。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姆指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君谈笑定“资”“社”。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实在是不堪一摸。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严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也最为高深莫测。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在1989年底，前苏联解体以后，我听到过咱们的一位喜欢琢磨事的部级领导干部讲，资本主义大国要搞对我们的和平演变，优势在他们那一边，我们的应对方案就是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就是说靠组织的力量抵御演变。他的话应该说完全符合列宁的教诲。
但是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他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语出林彪)!
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前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风光绮旎秀丽醉人，有人甚至说那是一个消磨斗志的地方——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前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前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
(本文摘自《中国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