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摇头究为啥？

傅作义摇头究为啥？

1949年，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同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代表之一的戎子和同志有一段对话。傅作义问：“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戎子和同志充满信心地回答道：“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30年、40年，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会腐化。”傅作义将军对此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就当时而言，戎子和同志的结论肯定是有现实依据的。众所周知，在还没建立新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以纯洁的党风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由此，也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曾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45年7月4日，毛主席在回答黄炎培先生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毛主席“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秘诀。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惩腐兴廉的思想在全党得到了更好地落实，创造了20多年高度清廉的世界奇迹。有人为此精辟总结了毛主席惩腐的五大“绝招”：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二是“预防为先，防患未然”；三是“作风民主，监督有效”；四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遗憾的是，共产党在执政大约30年开始，也就是全面实现改革开放以后，毛主席惩腐的五大“绝招”被特色取代，从而导致“历史周期率”开始显山露水，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官场腐败的急速蔓延。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是国际著名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

所谓清廉指数，是由该组织根据世界各地企业界及民众对当地贪污情况观感，所整合出来的指数。清廉指数在８．０～１０之间，评价为比较廉洁的国家（地区）；清廉指数在5.0-8.0之间的，评价为轻微腐败国家（地区）；清廉指数在2.5-5.0之间的，评价为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地区）；清廉指数在0-2.5之间，评价为十分腐败的国家（地区）。

综合相关研究资料，我国的清廉指数从1980的5.2下降到2011年的3.6，其间的1993——1996 年，还一度沦为世界上“极度腐败”的国家！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清廉状况尽管有所改善，但清廉指数则一直在3.1到3.6之间徘徊，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

这只是外国人对中国腐败状况的评价，可能不甚客观，或者不甚全面。那么，国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该白皮书称：“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绝大部分公众对该白皮书的“满意率”和“抑制率”表示了极大的质疑，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70.6%”的“满意率”其实不足6.7%，腐败现象抑制率其实不足8.83%！这当然只是民意表达。在某些人眼里，可能不算权威。

那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讲话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吧？我们不妨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2011年3月14日两会闭幕，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回答媒体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表示，“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十分严肃地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官场腐败不是严重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温家宝总理会将其列为“当前最大的危险”吗？胡锦涛总书记会将“消极腐败”列为当前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并且连用三个“更”字，来突出和凸显其危险性吗？

傅作义将军当年对“我们共产党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会腐化”的结论摇头，难道他有先见之明？难道他能未卜先知？如果戎子和同志泉下有知，看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他会不会为此而感到痛心疾首？或者深切失望？

人们不得不质问，是谁，将毛主席当年创造的廉洁奇迹在旦夕间化为乌有？又是什么因素，导致30年以后的共产党最终还是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怪圈？众多这理论、那思想的执政者是否该为此感到赧颜？是否该为此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