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 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话说1932年7月15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 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规定：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红1方面军主力乘机由南雄、信丰北上，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实行“北上作战”，同国民党军主力决战；同时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根据红军战争一贯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诱敌深入”、“避强击弱”等战术原则，提出了一个北上方案：他说：红军应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道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意见后，决定亲自去前线一趟。 7月21日，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研究决定：以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一道主持后方工作，他自己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来到信丰前线的红1方面军总部，同在前方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合，共同研究红军行动方略。 周恩来到前方后，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的情况与敌我态势，很快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 7月25日23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当前作战方向致苏区中央局电》，他们在电报中写道： “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断绝的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会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定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诚、罗卓英等4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以任弼时为代书记的中央局给前线复电说： 不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提议由周恩来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 7月29日，周恩来又致电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他陈述自己的意见说： 如果由我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泽东负责，方能指挥适宜。” 1932年8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重新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苏区中央局会议经过争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 红1方面军从赣江东岸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南丰方面敌人，解决陈诚、吴奇伟、朱绍良等增援部队，逼近夺取吉水、樟树、新滏等城，并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抚州，联结赣东北。 苏区中央局还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同时，苏区中央局又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联名签发了《红1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命令说：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1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毛泽东终于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上。 在8月8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红1方面军随即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 8月15日，红1方面军经过连续行军一个星期，抵达同国民党军接近的招携、东韶一线，对方竟毫无察觉。毛泽东、朱德发布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 “我军有迅速消灭该敌、占领乐安城之目的。拟于明（16）日向守城之敌攻击。”“令林彪同志为攻城总指挥，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第5军团为为总预备队”，第3军团“监视宜黄、崇仁之敌，并策应我攻城军”。 8月16日，红1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突然向安乐之敌发动攻击，发起了乐安、宜黄战役。 8月17日，红1方面军攻占乐安城，歼灭了由孙连仲指挥的国民党守军新编第27师1个旅，俘敌3000多人。 这一天，敌机前来袭扰，被红军击落1架。红1方面军打下飞机这还是头一次。林彪非常高兴，他对聂荣臻说： “聂政委，我们在敌机前合个影。” 聂荣臻也兴奋地说： “好，好！蒋介石送来的飞鱼，正好做个纪念。” 于是，警卫员用照相机给林彪、聂荣臻二人拍了一张照片。 8月19日，红1方面军迅速转兵宜黄。 8月20日，红1方面军攻克宜黄，歼灭守军第27师3个多团，俘敌2000余人，第27师师长高树勋仅带领数人逃走。 8月23日，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乘胜进攻南丰，一举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毛泽东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打得迅猛异常，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3城，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不少山炮、迫击炮，还有包括机关枪等在内的长短枪4000余枝和大批弹药和物资。南昌、抚州大震。不仅江西敌人全部被调动，而且，还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前方领导人准备乘胜攻取南城，打开赣东局面，作为反“围剿”的后方。 8月24日，毛泽东随军抵达南城近郊。这时发现南城守敌已集中有3个师17个团的兵力，早有作战准备，敌方的工事又很坚固，地形也于红军不利。红军如果强攻，势必会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且，敌人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机立断，改变预定攻打南城的计划。命令红1方面军进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待机破敌。随后根据新的敌情变化，红1方面军主力又向根据地的东韶、洛口回师，并主动撤退到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休整，依托根据地内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 由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前方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巳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但是，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却指责红1方面军在南城撤围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撤退到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更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他们还一再催促红1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逼南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 这样，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显然对立的看法。 1932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中央，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电报上写道：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 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进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为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也分别对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去电，提出他们的意见： 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样一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同周恩来、毛泽东等红1方面军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激化起来。 9月25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继续批评前方领导人的方针。电报中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1个月以上。与这时正遭受敌军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红军不能呼应配合，而会给敌军以布置的时间，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苏区中央局，对目前不能按苏区中央局指示去攻打乐安的吴奇伟第90师予以解释，电报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1、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和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卤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2、（原文略）3、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进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我们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之准备。）这样才能胜利的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4、中局如同意这一布置，请即刻复电，以便明晨开动。如必要我们待机攻宜黄，则只能在此等候不动，因开进宜黄而不能打，将更加错误。5、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30日开为好，3天赶到宁北的小塘。6、如何？待复电。 周、毛、朱、王 这是前线军事领导人第1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9月26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除了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外，也不同意立即举行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其理由是： 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所以“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当即联名复电中央局，坚持说： 待去闽西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中央局全体会议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10月10号以前为妥。” 这是前方军事领导人第2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就在9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气魄，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以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10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的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致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来夺取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还在《训令》中大胆地预定了未来和敌人决战的战场，是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地区。他在《训令》中写道： “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要迅速地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区与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和迫近宜黄、乐安、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4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 毛泽东在《训令》中并对战场地区的组织工作也做了详细的部署。这一《训令》的中心，是要将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者的力量结合起来，做好充分备战工作，在有利的条件下，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第4次“围剿”，将战争的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 后来红军第4次反“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布表明，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的预见，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他在《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第4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 但是，毛泽东9月26日的这一《训令》，却使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更为恼火。因为这一《训令》不仅在当前的工作部署，就是在未来的战场预见上，都与他们的指示“大相径庭”。 9月29日，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我们4人并刘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金出发，星夜兼程，计沃（2号）晚可到前方。” 1932年10月1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 出席会议的前方的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有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主持了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