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他点燃一支香烟，对着地图沉思了一会儿，说： “敌人虽然有40多个师，近40万人马，分3路进犯，其实只能算3个师，4万人马。” 周恩来大惑不解，轻声问道： “此话怎讲？”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在敌人3路军马中，右路军余汉谋部，系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向与蒋介石不和，出兵助战，只是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一定不肯为蒋介石尽力。左路军蔡廷锴部，以19路军为主，19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而全力进攻红军。因此，这两路军不足为惧，交给地方红军就行了。” 朱德闻言已经会意，周恩来、王稼祥也有所悟。毛泽东又说： “中路军是敌人围剿的主力，然而总指挥陈诚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为人骄狂，排斥异己，先是吞并郭宗华43师，后又改编了川军52师。所以中路军十几个师中，只有第11师、第52师、第59师3个师，自成一纵队，听命于陈诚，其余各师，都害怕被陈诚吞并，一定不肯卖力。可利用敌军派系冲突，设法消灭陈诚这3个师，那么敌人近40万大军，就会自行瓦解。因此，我说敌人近40万军队，只能当有4万人。” 朱德不解地问： “如果先打陈诚的3个师，不就犯了兵家大忌吗？孙子兵法最讲究避实击虚，在敌人几十万大军中，以第52、59、11师战斗力最强，其中第11师又居冠。” 毛泽东笑着说： “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 至此，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已经心领神会，于是就联名发布了《关于向北行动的工作训令》：训令中命令红1方面军由黎川向北行动，寻机歼灭江西南城县黄狮渡和资溪县嵩市地区之敌，占领金溪，吸引金溪西南两面敌人决战。 《训令》中还说：这是冲破抚州地域之敌的围攻线、破坏敌之部署、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关键。 此时，毛泽东还找罗明谈了一次话，其结果成为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借口，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闽西根据地的全盛局面已经遭到了破坏，原属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龙岩、永定、上杭东部地区，全部沦为红、白拉锯战的地区，情况很是紧张和复杂。在闽西根据地内部比较能与敌人作战的红军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8师和第9师共3000余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闽西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毛泽东面对这一形势，他找到因在漳州战役中摔伤也在福音医院治疗即将出院的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首先给罗明详细地介绍了中央红军取得3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然后对罗明说，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当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 毛泽东还说，在杭、永、岩等老根据地，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动员，牵制和打击广东、闽南两方面的敌军，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 罗明在第二天出院后，立即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 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人，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线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域，直接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再说1月4日，红1方面军红3军团和红22军乘国民党军调整之际，向南城以北的黄狮渡发起进攻，战至5日，歼灭国民党军第5师周浑元第13旅大部，俘团长周士达以下1000余人，其余部逃往南城。 1月7日，国民党军第27师、第90师由浒湾向金溪进攻，第14师向黄狮渡进攻，另以1个师由南城向东北出击，进行策应，企图围歼红1方面军主力于金溪以西浒湾地区。 红1方面军以红1、红3军团为右纵队，以红5军团为左纵队，分别迎击国民党军；战至8日下午，红军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重创孙连仲的第27师，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此战红军伤亡也很大，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才华横溢的红14军军长赵博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6岁。 后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在瑞金的叶坪建立了赵博生纪念亭。 也就在这1月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住了，被迫迁入江西中央苏区。博古临行前，在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 张闻天首先到达瑞金。接着，博古和陈云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掩护下，也到达了苏区。博古一行到上杭时，罗明去迎接他们。博古劈头盖脸地责问道： “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回答说： “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听了，顿时心生不快，不耐烦地说： “不谈了。” 博古一行到了长汀，有人提议说，先去看一下正在汀州疗养的毛泽东，博古高傲地伸出小手指说： “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1月19日，博古、陈云抵达瑞金，与张闻天等人会合。博古立即召开会议，将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博古为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 中共中央局委员刘少奇也随之到了苏区。 此时的中共中央局对于毛泽东的态度，略微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他们决定：“对于毛泽东同志，需要最大限度的忍耐，并由同志们影响他，给他以充分的可能在中央和中央局的领导下，担任负责的工作。” 1月21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中央局，提出建议说：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迅速消灭赣江、抚河流域的主要敌人，全国各根据地必须协同作战，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建议“中共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的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也就在1月21日这一天，罗明根据他在长汀、新城和连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向中共福建省委写了一个《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如何巩固发展闽西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和打破敌人的第4次“围剿”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其内容是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相符合的。 罗明把《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送交福建省委后，自知这些意见是不符合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精神的，是不会轻易被采纳的。因此，他又根据实际情况，于1月底又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因为中共福建省委又被称为闽粤赣省委，所以，罗明在报告中的称谓是闽粤赣省委。 罗明在报告中进一步坦率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 “不注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此时，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信，反映新泉游击区应当适应斗争形势，精简机构，合并群众组织，以便集中领导。 1月24日，中共中央局电告红1方面军总部，要求红1方面军主动出击，西渡抚河，攻占国民党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抚州、南昌；电报中还告诫周恩来、朱德说：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不同意中共中央局的瞎指挥。 1月2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局说：在国民党军进攻部署尚未就绪、侧重坚守城防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红11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军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 中共中央局不但对军事上瞎指挥，同时对地方工作也瞎指挥。 193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局通过中央工农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二号训令。训令中说： 根据地内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土地分得好的地方，“要组织突击队、查田队去检查别区的或别县的土地，发动他们重分或对调”。 训令特别强调：在分田和查田中，“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2月3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为了争得战争的指挥权，致电中共中央局说：连续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为取得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局应该常给前方原则上方法上的指示，而具体布置似宜属于前方。 2月4日，中共中央局不顾在前方的指挥者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一再要求，还是强令他们率领红1方面军攻打南丰，进而威逼南城、抚州。 胳膊拧不过大腿，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只有服从了。 2月9日，红1方面军开始向南丰推进。 2月10日，博古以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身份，在《红色中华》第51期上发表《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一文，提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号召“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开展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全线的进攻。”博古还在文章中高唱：我们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合奏最后胜利的壮曲！” 欲知博古等人还要如何瞎指挥，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1933年1月19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一步加剧对毛泽东迫害的第三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毛泽东只能置身于战争之外，去做一些地方群众工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糟糕的历史时期，继1927年上半年之后，再一次开始了。 毛泽东修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草稿的方式方法可真够绝的，他不但把草稿张贴在墙上，请最普通的老百姓提意见，还要请被批评的人来核实参悟。这种改文章法一举两得，真可谓是史无前例，唯他独有。佩服佩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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