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77--80章

第80章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应有的，经济建设

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

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话说1933年初春，王观澜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情况：

他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了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补充修改。出乎意料的是，连去几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他碰到了乡苏主席，约好开会时间，可是，到了时候谁也没来。王观澜怎么也想不通，叶坪是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里农民群众的生产情绪为什么会这样低落？他就找乡苏主席谈话，得到的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王观澜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实际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了农会，摇身一变都成了“贫苦工农”了。农会给逃亡地主还留着田，真正的贫雇农分到的田地又少又坏。

毛泽东听了汇报，非常赞赏，他告诉王观澜说，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    

3月，毛泽东派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县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了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毛泽东的想法，是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一天夜里，贫农团准备开会，王观澜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好！好！把群众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脚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毛泽东一听，就高兴地说：

“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

叶坪试点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对划分剥削阶级的阶级成分，是在严格掌握剥削方式、剥削的时间和剥削的数量上，区分地主同富农的界限；对如何严格区分富农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界限等方面，也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此为基础，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局发来一份指示电，其中关于毛泽东的问题，指示电中说：

“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以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

由此，博古、张闻天等人不敢动毛泽东，就只好又开始对毛泽东的拥护者们下手了。

3月31日，中共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

邓小平是于1931年8月在上海汇报红7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的，先是担任瑞金县委书记，自1932年开始，调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

此时，毛泽覃任中央局秘书长；原来曾先后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谢唯俊，现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局说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纯粹的防御路线”，还给他们扣上了“反对中央局活动”的帽子，加上反党派别小组织的罪名，要求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在他们的“申明”中，批驳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他们的污蔑；他们在“申明”中还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等人被送到红军总政治部接受批判。邓小平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低估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但是批判他的人还是不满意。邓小平只好说：“我再也没有别的可说了。”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又出了一个大叛徒孔荷宠，他坐着国民党的飞机飞到瑞金上空，指示目标进行轰炸。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不得不离开叶坪，迁到瑞金西郊沙洲坝附近的乌石垅。

博古看中了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就将杨宅作为中共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住在沙洲坝村的元太屋，这里距离瑞金县城五六公里。此后，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1年零3个月。

毛泽东住所的正屋前面有一道土筑的围墙，门前有两株连根的大樟树，樟树的绿荫下面是一口塘。有一天，毛泽东发现老表在水塘里挑饮用水，这水又混又有虫子，就问是怎么回事。老表回答说：

“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浇地、洗菜，全都是靠这水。”

毛泽东问：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干净水？”

老表说：

“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山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

毛泽东听了老表的话，一直思索着怎样解决吃水难的问题。第二天，他带着有关人员到附近进行实地考察，见乌鸡岭确实有一股山泉，就立即组织红军干部战士用粗竹子做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来，用一只大桶把水接住，暂时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燃眉之急。但是，因为路途太远，沿途竹管子漏水又多，用水还是个大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里打口井，彻底解决用水困难。老表们听说毛泽东要打井，都表示怀疑，他们说：

“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再说也没有人会打井啊。”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战士们打了一口井。可是，这口井附近有坟场，群众都不愿意吃这井里的水。后来毛泽东带人又重新选择地方打了一口井，使群众喝上了清甜的井水，再也不喝水塘里的脏水了。沙洲坝人在井台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刻两行醒目的大字：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93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有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参加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定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予他们组织上的处分。

5月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同志2次申明书的决议》，全部或部分地撤消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内机关的领导职务，并在会上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做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消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又被撤消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据统计，在反“罗明路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所以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有187人受到点名批判；有33人被撤销职务。除了前边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以外，还有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等。

贺敏学的罪名是：在军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他被撤消了红24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覃的妻子、瑞金组织部的副部长贺怡同时受到了牵连，“左”倾冒险主义者逼着她揭发毛泽覃，并要求她与毛泽覃划清界限。生性豪爽的贺怡坚决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我没有看到他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

于是她就被撤消了职务，被送进党校学习。中央党校校长博古要开除她的党籍，经副校长董必武力保，才保住了她的党籍，但仍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又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去做群众工作。

董必武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逃到了日本。后来他又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32年9月来到中央苏区。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连与贺怡在一块生活的父母也不放过，他们说贺家成份不好，就是一些在组织内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的工作，也不让贺焕文夫妇插手了；贺怡的老爹老娘没有办法，只好又去教书挣钱，维持生活。

贺怡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去诉苦。此时，贺子珍也不能幸免，她长期管理文件，也被改为收发员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就这样，博古还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此后，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再接近毛泽东了。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人，也很少再同别人谈话。

还有一个人的下落需要借此机会在这里交代一下，他就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贺敏仁起初在黄公略领导的红军里当战士，红6军成立后，贺敏仁成为一名小司号员。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后，有人报告师部领导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走了1000多个花边（即银元——笔者注）。师部立即将贺敏仁五花大绑捆起来，要枪毙他。团长、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待批复后再执行。等到中央回电说可以缓期执行，在调查落实后再做处理的时候，人已经被师部枪毙了。后来查证落实，贺敏仁拿的只是一二百个铜板，折合银元也就是一两块钱，是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

后来贺子珍回忆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先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时期，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再说5月8日，“左”倾冒险主义者操纵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1次常委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正副总政委；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这样，“左”倾冒险主义者就可以直接操纵红军部队了。

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议还决定：在前方另外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兼1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工农红军总政委兼1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

此后，博古、项英便在瑞金主持了中革军委的工作。

5月，任弼时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自此，任弼时离开了“左”倾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罗荣桓被调离红1军团，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当巡视员。

就在5月份，谢觉哉也几经周折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到瑞金后，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处，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一见谢觉哉，充满深情地说：

“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

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老战友，毛泽东让弟媳钱希钧到老乡家里买了3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毛泽东说：

“我这里现在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不久，谢觉哉开始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

5月23日，毛泽东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了题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的讲演。

5月26日，张闻天发表《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一文，提出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该文还说必须要开展查田运动，把分得了土地的地主和分得了好田的富农统统查出来。

5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

1933年6月1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强调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要注意“倾听中农群众的呼声”。

训令同时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在查田运动中分析农村阶级的指导文件发到基层。

6月2日，中共中央局根据毛泽东、胡海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决议错误地认为：在中央苏区差不多占80%的面积，群众在200万以上的地方，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也没有最广泛的发动起来；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决议再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决议强调说：这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检举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要没收富农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中央苏维埃政府《训令》和中共中央局《决议》的发布，标志着查田运动就要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

毛泽东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让王观澜筹备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让谢觉哉拟一个召开会议的通知。谢觉哉将通知草稿拟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谁知这个不足1000字的通知草稿，竟被毛泽东删改得只剩“通知”2字了。谢觉哉望着毛泽东新改的通知，吃惊地问：

“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东西了？”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只说了两个字：“您学！”

谢觉哉回到办公室，反复学习毛泽东删改的通知，立刻意识到自己写的稿子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过50，被毛泽东称为“谢老”而护短，他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学习。

6月上旬，博古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史称“第2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李富春、陈毅、杨尚昆也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他说：

“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并未实现，相反，红军第4次反‘围剿’采取的仍然是‘诱敌深入’的办法，也恰恰是在1932年9月26日我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提出的预定战场上，取得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