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 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话说1933年11月，正当蒋介石以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福建发生了一件令他非常头痛的事情。 原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19路军广大官兵，正像毛泽东在第4次反“围剿”前预料的那样：“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此时他们非常厌恶打内战，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0月26日在瑞金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府设在福州市。接着，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在围剿红军的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强迫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反戈一击。 第19路军有正规部队33个团，约5万余人，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控制的福建与中央苏区东线接壤，如果红军和他们联起手来，不仅东线的威胁就此消除，还可以大大增强对付北线蒋军主力的力量。因此，福建事变的发生，第19路军的倒戈，使处境艰难的红1方面军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4面围剿苏区的计划，红军通往苏浙皖赣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是一个实行战略转变、粉碎蒋介石第5次“围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福建事变的当天，即11月20日，由毛泽东与朱德以中央政府和红1方面军的名义，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第19路军，电文中说： “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11月24日，蒋光鼐、蔡廷锴将所部第19路军扩编为5个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蒋介石慌忙召开行营军事会议，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又从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分别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镇压第19路军对他的反叛。 这样，国民党军“围剿”根据地的主攻兵力减少了，减轻了红军的正面压力。毛泽东和朱德几次去找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商议军情。毛泽东建议说： 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1、红3、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聘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正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可以说是集中全国兵力倾巢而出，后方兵力薄弱，守备空虚。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经没有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也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苏浙皖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 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部队攻入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是完全可以“纵横驰骋”的；在援助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同时，必将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仅第5次反“围剿”另有一番局面，而且全国政局如何变化，也都是很可乐观的。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建议。但是，博古、李德却再一次愚蠢地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博古认为：毛泽东和朱德曾经对福建方面提出的“共同抗日3条件，只是宣传口号，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 此时，张闻天提出了与博古相反的意见，他说： “3条件既是宣传口号，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 张闻天主张从军事上支持第19路军。但他的意见也被否决了。 周恩来也提出：由红军主动出击，歼灭途径资溪、光泽入闽讨伐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他的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否决了。 博古、李德不敢采用毛泽东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性战略，主要是害怕会因此而失去根据地；他们也没有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尤其是“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他们还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李德甚至认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他们。 博古、李德说，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是冒险的行动。他们还说：红军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第19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第19路军这一“最危险的敌人”，无异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于是，他们把毛泽东的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就这样，博古、李德等人又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而让第19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军队作战，终于使红军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11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离开瑞金，来到中央苏区有名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才溪乡，每到一个村庄，都住在贫雇农家里，和群众同吃同住，不允许村苏维埃政府对他的生活有一点特殊照顾。 他每天带着检查团的工作人员，下地帮助群众生产，利用饭前饭后地头田边休息时间进行调查工作。每到夜晚，就和好多群众，特别是老人，守着一盏灯，一谈就是半夜。 毛泽东在调查中留意了才溪乡与长冈乡工作的不同之处，尤其是他们的成功经验。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乡的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7个方面。 1933年12月初，福建的第19路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按照《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及中共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请求红军主力东调，与第19路军联合作战。 中共中央局非但按兵不动，他们还把福建事变说成是国民党政客欺骗民众的新把戏。 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发布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12月初，蒋鼎文奉命率领的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红1军团就在附近休整。国民党军的移动情况，红1军团的指战员们看得清清楚楚。由于中共中央局不让出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军的这两个师，在眼皮子地下开过去了。 12月15日，毛泽东回到瑞金，伏案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个长篇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 毛泽东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 “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实现，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而是要依靠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动员群众的领域。这是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 “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着这样的情形：发得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关于乡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情况，他写道： “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象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胜于历史上的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320人，占79 %。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有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33人，占了70％。毛泽东非常惊讶地写道： “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象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运动中，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村中劳动力缺乏和耕畜农具不足的问题。他在长冈乡的调查中，高兴地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他向全苏区广大农村推广介绍说： “劳动互助社的工作，就是优待红军家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它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才溪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10％。荒田开尽，进而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 此时中共中央局内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看到毛泽东又是下乡调查，又是写总结，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他也召集了几个区的工作人员开调查会，与他们一起商讨了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 人民委员会将毛泽东的两个调查定名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与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放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合订本。有人当面称赞张闻天写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就笑着说： “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12月下旬，蒋介石亲赴福建前线，指挥对第19路军全面进攻。 福建战事暂且按下，先来说说中共内部的斗争情况。 1934年1月6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对萧劲光进行公审，书记宣读控告书以后，萧劲光对黎川之战辩解说： “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1个军3个师，我只有70人的1个警卫连，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也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是什么错呢？” 旁听的群众听萧劲光如此这么一说，便不再喊口号了。 在审判萧劲光的过程中，甚至有人主张杀掉他。后来萧劲光尽管没有被杀掉，最后还是被判处5年监禁，开除了党籍、军籍。 周恩来在会议上没有表态。散会后，他立即去找毛泽东，心急火燎地闯入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起身相迎，说： “哦，‘无事不登三宝殿’。恩来，看样子又有什么好消息啰？” 周恩来眉宇紧锁，阴沉着脸说： “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来向你请教呵！” 当毛泽东知道要判萧劲光5年监禁，他悲愤不已，对贺子珍说： “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你去告诉萧劲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贺子珍奉命前往探视萧劲光。她见到萧劲光，含着泪水对萧劲光说： “毛主席很惦记你，要你保重身子，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毛主席说你没有错，黎川失守是‘左’倾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黎川撤退做得对。他们审判你是错误的。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毛泽东虽然同样身处逆境，但他还是利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影响，坚决抵制了“三人团”监禁萧劲光的决定。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王稼祥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后来在2月份，萧劲光被关押1个多月后，毛泽东即将他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有这样2段话： “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认为在苏区业已巩固、敌人进行堡垒战的新条件下，这种过时的方法必然会导致战略重点、甚至大片地区无法挽回的损失。” “同时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 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 全会听取了3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 李德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 “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全党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把原来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查田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又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 1月18日，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1人，他们是：博古 王明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任弼时 陈云 康生 顾作霖 张国焘 毛泽东 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6人，他们是：王稼祥 朱德 刘少奇 关向应 邓发 凯丰 选举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他们是：博古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博古为总书记 另外，由李维汉为中央组织部长，张闻天为中央宣传部长，陈云为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董必武为党务委员会书记。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06年出生。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在这次六届五中全会上，仅有1年党龄的他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持团中央工作。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