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一、录音工作的由来 中央办公厅的录音是由机要室负责和掌管的。这项工作，本来是从核对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早开始会议录音是从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由当时中央秘书局管理。那次旨在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会议，正在杭州进行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为了让他及时地了解情况，他指示：“把会议发言的整个情况录下音来，省下再听会议的汇报。同时也可以给历史留下资料，以便接受历史的检验。要充分地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为我们服务。”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有一次杨尚昆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杨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杨尚昆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他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杨尚昆就请示毛主席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就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才安排扩音、录音。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央秘书局撤销时，这项工作移交给机要室。当时杨尚昆说：“录音的目的，是为了核对会议的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我们要逐步地建立录音档案，把这些档案作为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杨尚昆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给到会的人们介绍中苏关系，他担心会议后有人秘密给苏联通风报信，就指着个别正在记录的人说：“今天完全是秘密通报，任何人不准记录，不准私自传达，只是让你们了解情况。” 胡乔木报告道：“还有录音呢，现在正在录着音。” 毛泽东马上火了：“是谁让他们录音的，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搞这个干什么？ 二、秘密录音 刘少奇说：“毛主席有些讲话，完全可以录下音来嘛。这是一个先进的科学，为什么你们不应用呢？” 杨尚昆说：“我们向毛主席提出来过，毛主席反对对他的讲话进行录音。这一点，他和我们讲得很清楚。” 刘少奇说：“可以秘密录音。这样也许会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主席的思想，便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过这样的工作要谨慎。有些事情恐怕要请示一下。”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毛泽东外出，带着杨尚昆、罗瑞卿。杨尚昆让叶子龙去向毛主席请示，以後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 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时，叶子龙在火车上向主席汇报了机要室的录音是为了保存资料，主席说好嘛！ 一九六零年四月底至六月初，杨尚昆随同主席外出，到天津时主席指示杨尚昆要调录音员去录音，并指示陪同接见外宾的廖承志、刘宁一和刘长胜，在发表接见外宾的消息时，要同录音核对。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长沙发现了秘密架设的录音设备和正在录音的机器，立刻对操作机器的工作人员刘吉顺大发其火：“这是谁让你们搞的？我再三地讲过不允许你们这样胡闹，为什么执意对抗？你们难道想搜集我的材料准备搞名堂吗？我早就给你们说过，这种录音是靠不住的，容易被人剪接来搞阴谋，你们为什么不听？谁搞的这个名堂，一定要给我查清楚，一定要严肃处理！” 刘吉顺吓得脸色苍白，只是说自己是奉命办事。 毛泽东马上把汪东兴叫来当面指示：“你给我报告中央书记处，追查是谁让刘吉顺跟着我出来录音的。秘密录音的事情我是有指示的，为什么明知故犯？要给我搞清楚！查到谁头上都要严肃处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汪东兴马上通知了机要室的负责人康一民和赖奎，让他们赶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录音的来龙去脉。机要室的这两名负责人于五月一日乘专机赶到上海，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怒气未消地说：“谁让你们搞这些鬼把戏的？想抓我的把柄吗？你们为什么三番五次地不听我的话？是谁让你们这样搞的？” 毛泽东问：“你们要老老实实地汇报，你们录了些什么东西？有多少？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毛泽东说：“我允许的录音和你们私自搞的录音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你们把几件性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并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今后，一律不准录音！” 毛泽东指示汪东兴：“你和他们在私自架设的录音设备跟前照个相，录音机上写明是非法录音，作个历史的教训保存起来。通知书记处严肃处理。” 汪东兴布置专门负责给中央领导人照相的摄影员吕厚民给他们拍了四张照片：一张是汪东兴、康一民、徐业夫、赖奎和刘吉顺五个人在录音机旁边的照片，录音机下面压着一张大纸，只上写着“违犯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第二张照片是康一民、赖奎和刘吉顺在同一部录音机旁边的合影；第三张是录音员刘吉顺的单独照片；第四张是私自架设的录音机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些照片对汪东兴说：“看看你们多光彩，搞主席的特务活动，你可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定时炸弹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会拿出录音和敌人勾结搞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你汪东兴难道就没有责任？我是清楚的。不过你和他们一些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就是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杨尚昆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杨立即回京。杨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 杨在向小平、彭真说明情况：“汪东兴这个家伙很不老实，实际上许多的事情是他干的，让别人给他代过了。主席严厉批评并且追查处理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底至四月初跟随主席外出时的录音，是汪东兴直接插手搞的，和我和机要室的同志没有任何的责任。” “那他们为什么要检查？为什么不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 杨尚昆犹豫了：“害怕说不清楚呀！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一月毛主席要外出视察，当时我有事在河北，叶子龙下放在河南，吴振英出差在湖南，机要室主持工作的是康一民同志。随同主席外出的是汪东兴。临行前，汪东兴告诉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说：‘主席准备去外地走走，带什么材料你要准备一下。’罗光禄问汪东兴：‘是否带录音员和译电员？’汪东兴回答‘还是带上。’这样，罗光禄才向康一民提出要带录音员。康一民觉得吃不准，就对罗光禄说：‘毛主席可是严厉地批评过不准私自录音，你们要搞，去直接请示你们的上级，你们的上级如果同意，就直接向会议科要人，不要再找我了。’罗光禄这才根据汪东兴的指示让录音员刘吉顺跟着毛主席去了。汪东兴对这次外出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都看过，并且指示把记录稿和录音带一起尽快送回北京。现在主席批评了这件事，他倒来了个一推二净！” 杨尚昆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同年五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中发（一九六一）三八五号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条规定：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 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此后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毛泽东指示：“机要室必须把过去历年来的录音带统统销毁。”经过周恩来和彭真的请求，才留下了部分少量的录音带。 有人反映：“销毁录音带的时候，彭真听了不少主席的录音，私自调阅了一部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还指示一部分秀才去畅观楼检查过历年来中央的文件和主席的讲话记录。 毛泽东说：“彭真私调了许多我的材料，那是要准备秋后算账的嘛。像林彪同志那样，为什么对我的话那么有兴趣，他们可不是要学习我的思想，而是要整我的材料，搜集我的过失，不管是不是过失他们都感兴趣。康生同志提醒过我，看来现在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了。” 三、提供别人抄录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揭发出经杨尚昆批准，让彭真、罗瑞卿等人把有关毛主席的录音带借出去。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毛泽东听取了汪东兴关于解决公安部几个问题的汇报后，问道：“中央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特别是中央的机关内部，一定要防止类似杨尚昆这样的人再搞我的特务活动。” 汪东兴神秘地说：“是的，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主席不管在什么地方说话一定要高度注意，据我了解，主席身边有人已经秘密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的设备。 毛泽东一惊道：“是吗？我不是再三强调不让他们在我身边搞这些名堂吗？” 汪东兴说：“主席，我总觉得杨尚昆这个人十分可疑。据我所了解，他已经背着中央和主席私自在主席身边和专列等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器，并且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他同罗瑞卿等同志的关系也十分的不正常，起码是积极地参加了他的反党活动。在他的指示下，主席身边的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这些人也参与了在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的活动。他和邓小平、彭真这些同志的关系也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工作范围。” 毛泽东对江青、汪东兴说：“你们通知中央，一定要再认真地清查一遍。凡是参与秘密录音和搞窃听这类阴谋活动的人，不管牵扯到谁，一律要开除党籍，严重的要逮捕法办。这件事，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为什么还要搞呢？我看这里面有名堂，有鬼！” 毛泽东在和谢富治谈话的时问道：“杨尚昆和罗瑞卿勾结，在中央机关和我身边安放窃听录音电话的事情你知道吗？” 谢富治说：“恐怕不只是一个杨尚昆吧？他的活动和你身边的田家英都有一定的联系呢。” 毛主席对谢富治和汪东兴说：“处理这个人的问题要谨慎，先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调查，注意找到确凿的证据，找到了证据就好办了。你们组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检查一下我的身边和住地，看有没有安放的这类鬼东西！” 四、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决定将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他对秘书说：“向政治局常委会转达我的意见，马上离开中央办公厅！”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对此，杨尚昆说：“我虽早有预感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茫茫然。” 十一月八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当时在京的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 十一月九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 十一月九日，杨尚昆去周总理处谈话，对周总理说：“我在中央办公厅20年，虽然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没有做过反党的事情，也没有做过有损中央威信的事情。你是最了解我的，将来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如果有一天真的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是冤枉的，只要你了解我，我心里就踏实了。” 周总理要杨尚昆放心，说不会那样，要他下去以后好好地工作，不要背什么包袱。最后，周总理一直送杨尚昆走出西花厅。 毛泽东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是，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可以写个报告，提点意见；二是，各条线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和国务院相矛盾的帮助理顺一下。 杨尚昆对毛泽东说，这个任务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可能完成不了，但会努力去做。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陶铸等人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向杨尚昆口头传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免杨尚昆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 五月二十三日，杨尚昆给邓小平和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调回北方工作，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打通。只好把电话打给机要室，传去了一段文字：“小平、总理并常委：昨日陶、赵与我谈过，我拥护中央的决定。我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因广东潮湿而酷热，两臂的关节炎日益加剧，右手已抬不起来,治疗无效，20天来每天中午发烧37.4度，食欲不振，体重还在下降，恳切要求，万望考虑赐复。” 五月三十日，由马甫护送，杨尚昆乘火车经石家庄于6月2日到达太原，住太原饭店西楼。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生活待遇上，配有服务员和厨师，只是失去了自由。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 杨尚昆经历了9年的“监护审查”。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被“解除监护”。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 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一九八0年十月，中央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五、一点看法 杨尚昆的这个话说明，这个人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尽量回避、隐瞒搞秘密录音的实事，也根本不承认这是一种错误。即使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对待一个普通的公民，搞这种无处不在地“秘密录音”活动，也是不允许的、违反法律的。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至于杨尚昆是否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如反党、里通外国等），别有用心地安装窃听设备，经过审查，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能由此定罪。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这种怀疑也是无可厚非的。他为了保留资料，难道就需要对自己党的领袖，采取如此无处不在地秘密录音行动吗？他的背后不是还有刘少奇支持吗？他和支持他的那些人不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对领袖制定的路线的反对派吗？他平反以后，不是成为特色党的重要领导成员，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吗？ 2013年3月18日初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