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从以上情况似可看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帝国主义确有瓜分中国的图谋。他们干涉宫廷废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中国进步，而是为了乘机灭亡中国，并千方百计地在政治上迷惑洋务派与维新派，骗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当中国军民在京津地区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时，洋务派与之协议东南互保，自立军起兵“勤王”，客观上都不利于中国的抗战而有利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可以说这都是《丁教习韪良条陈》的政治策略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慈禧太后肆行己意，不顾国家安危，一心要废除光绪皇帝，致使统治阶级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亦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二，慈禧太后长期把持帝权，甚而肆行废立，从封建法制的角度看，完全出于一己之私；而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则是发动政变、反对变法维新的继续，是政治上的反动倒退行为。但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夜加深，帝国主义妄图借机灭亡中国，并不惜发动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她对西方列强干涉宫廷事务的抗争，则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因为，垂帘听政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慈禧太后就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也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大障碍。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她的个人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都具有一致性。她后来背叛民族利益、镇压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则是因为帝国主义放弃了对清朝宫廷事务的干涉，承认了垂帘听政体制和慈禧太后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第三，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并不是引起八国联军入侵的根本原因，而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因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决心，在甲午战后不久就下定了，德国出兵强占青岛，俄国出兵强占大连，就是他们为此发出信号和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证据。在他们的心目中，清政府已经是一具腐败透顶的政治僵尸，中华民族已经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死人。按照德、俄等国心思，直接瓜分就得了，用不着大费周折。只是英、美等国老谋深算，要玩花样、动策略，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在慈禧太后肆行废立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制造舆论，争取人心，以便分化清朝各派政治势力，减少政治阻力。然而，清政府无论多么腐败无能，慈禧太后在清朝统治阶级中无论多么孤立，要废除慈禧、推翻清政府，绝不是只靠言词所能办到的。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也就无法压垮清政府，胁迫慈禧太后“归政”。所以，西方列强要公然向中国调兵，就得有一个响亮的借口。本来，慈禧太后肆行废立之事是可以作为军事入侵的借口的，不料她事到临头，嘎然而止，使帝国主义各国抓不到把柄，不得不另寻借口。恰在此时，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在山东、直隶兴起，并在清朝军队的围剿中很快发展壮大，占据涿州，震动京师。于是，西方列强便以保卫使馆为借口，陆续向北京调兵。他们开始时是调集早已在天津大沽口外停泊待命的海军陆战队，其后是应命从国内赶来的陆军，人数越来越多，由数百到数千、数万，终于形成一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 请看下面的时间表：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17日）英、美、法、德、意五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取缔义和拳。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九日（3月9日）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公布剿灭义和拳之上谕。 同月十日（3月10日）美国公使康格电请美政府派海军来华。 十一日（3月11日）美、英、法、德、意五国公使电请本国政府派遣海军来渤海湾。 十三日（3月13日）各国海军在渤海举行联合演习，向中国武装示威。 十六日（3月16日）英国公使再次电请本国政府派遣海军来渤海湾。 三月七日（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请于两日内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 四月二十日（5月18日）总理衙门照会英、美公使，决心力剿义和团。 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各列强驻华公使团会议，提出调兵来京。 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打败清军，阵斩副将杨福同。 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进占顺天府涿州城。 五月一日（5月28日）列强驻华公使开会，决定调兵护卫使馆，德使克林德认为，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五月三日（5月30日）总理衙门要求各国公使稍待数日，再行调兵入京，遭到拒绝。 五月四日（5月31日）英、美、法、俄、日、意六国军队400余人到京。 五月七日（6月3日）德、奥两国军队80余人到京。 五月十一日（6月7日）俄国派兵4000自海参崴赴天津[34]。 从表面上看来，西方列强调兵进京好像是为了对付义和团，实际则不然。请看下面的事实： 五月十三日（6月9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董福祥率武卫右军（甘军）随行进城。英国公使窦纳乐大为震惊，急电早已泊驻天津大沽口外的海军中将西摩尔率八国联军进京。盖西方列强英、美、法、俄、日、意、德、奥八国军队近500人进入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馆后，清宫已在其大炮射程之内，社会上开始风传慈禧太后欲向西安逃跑的消息。窦纳乐等各国公使也认为，慈禧太后“十分惊慌，并已决定逃往西部的古都西安府”[35]。不料，她却突然回宫，并把各国强烈要求调离北京的董福祥甘军带回城内，令其驻扎于天坛先农坛，自后监视使馆区。窦纳乐等见情况有变，计划落空，于震惊之余只得大量增兵。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9日）称，“太后已由颐和园回京”，“彼顽固凶横之董福祥骑马后随，旗帜飘扬于道中，以显董军之威，其号手力扬其声，似挟有杀伐之音者。观此情状，殊不能使人安心也”。又说，“今日天已黑暗，复闻惊人之消息，彼顽固凶横之董福祥，率其甘勇重入城中，驻扎于天坛先农坛前之空地”。“使馆至此始大震动，发急电与水师提督，速派援兵，至急至急，但为时已晚矣，真是太晚矣！”“盖中国疏懒之政府，今已奋臂而起，不久将冒险而来攻，或即将来攻[36]。”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府，并不是义和团。就是说，西方列强向北京调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付义和团，而是为了对付清政府。何况，他们最初还没有料到义和团敢与武器精良的外国侵略军对阵，也没有料到这两个冤家竟会联手抗战。从下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义和团虽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并非庚子之战的主角，更不能决定或战或和的问题。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清政府命荣禄、聂士成、罗荣光在天津、大沽一带实行军事戒严，以重兵控制铁路、车站，实力禁阻各国兵队，不准一名洋兵闯入畿辅。但他们以“不可衅自我开”为由，拒不奉命。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义和团在廊坊车站拆毁铁路，力阻洋兵进京，双方展开血战。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荣禄奏称，帮办铁路大臣张翼等同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协商议定，只要清政府发布谕旨，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外国军队就暂缓进京。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清政府同时发出两道谕旨，一是命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实力保卫东交民巷；一是命荣禄、聂士成、罗荣光力阻各国续来入京之兵，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协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 自即日起，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外和战与对义和团的剿抚问题。 同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的外国海军将领向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令中国军队于次日两点前交出大沽炮台，过时将武力攻取。同时经由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将该通牒转呈直隶总督裕录。 是日夜，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其子至荣禄宅，密禀所获有关《丁教习韪良条陈》的内容。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罗荣光率中国军队撤走。 同日，荣禄将罗道密禀转奏慈禧太后，太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宣露其内容，大肆鼓动，表示要同列强决一死战。 同日，清政府命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骋赴京师，听候调用。 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清政府认为八国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是对中国首开战衅，有意失和，勒令各国使馆于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北京，开赴天津。各使馆要求宽限撤离时间，遭到清政府拒绝。朴笛南姆威尔认为，“今战事已开，从此非拳匪之事，而为政府之事矣”[37]。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此前奉命保卫东交民巷使馆的武卫中军、武卫后军，因宣战照会规定的时限已到，复奉命开始围攻各国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诏书，向国内官绅军民进行战争动员。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西方列强强行向中国调兵，尤其自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900年6月9日）以来大批向北京调兵，是引发庚子之战的关键所在。且这次战争的双方都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始终没有公开宣布同对方断交、开战，只是以强行调兵进京和武力禁阻调兵进京的形式进行。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战争双方做得都不甚规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确实是一场战争。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外国军队不经允许进入主权国家或在使馆内屯兵，就是发动侵略战争。至于清政府照会中为什么只令外国使馆撤到天津，而不提出与他们断交、开战，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列强后续调兵进京只是以保卫使馆为名，并没有宣布同中国断交、开战；二是此前有个张翼、杜士兰协议，只要清政府发布谕旨，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外国军队就暂缓进京。如今列强不仅大量向中国增兵，还要强占大沽炮台，故清政府认为他们撕毁了上述协议，中国政府也就不再承担保卫使馆之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始终不承认攻打使馆，而把此事推到义和团与董福祥身上，自己的责任仅是形势混乱中保卫不周。其实，攻打使馆一事完全是武卫军所为，自始至终由荣禄指挥，同义和团没有关系。从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可知，义和团个别人员曾与使馆发生过纠纷，那是因同伴被使馆人员抓去，前往使馆要人，且时间上是在使馆被围之前；使馆被围后也曾有一人潜入使馆边缘，但随即被洋兵开枪打死。故书中只有德使克林德捕捉和枪杀义和团的记载，从没有义和团围攻使馆之事。林华国教授曾对此作过专门考证，笔者认为这些考证是可信的。而最后把围攻使馆一事算在义和团的账上，完全是西方列强与慈禧太后做的一笔交易。故在双方谈判“惩凶” 问题时，西方列强装聋作哑，只追究董福祥的个人责任，根本不提荣禄，更不追究清政府的责任。当时，西方列强指控中国的最大罪名是杀使臣、围使馆，他们为追究战争责任杀了那么多清朝满汉王、大臣，但却杀不了董福祥，最后只好以将其革职了事。 西方列强之所以会这样做，与其中途改变战争目的有关。他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最初目的，本来是要废除慈禧太后，推翻清政府，复辟光绪，瓜分中国。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他们不久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有误，没有清政府的合作根本就无法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遂改弦更张，放弃瓜分中国的政策，重新回到联合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的老路上来。就拿“惩凶”一事来说吧，他们认为既然从自身利益出发，“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就不能“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38]，即清王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体制，也就不能执意严惩她的亲信了。所以，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看，参战三方——西方列强、慈禧清政府和义和团，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最初目的。西方列强没有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只是捞到九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一些权益，其清除顽固派和强迫清政府实行新政的做法，则可谓“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归根到底还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慈禧太后虽然保住了皇位，但却牺牲了顽固派，清政府从此成为洋务派的天下，失去了原来的制衡机制。尤为严重的是，被迫实行的新政为立宪派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却将清政府引入进退两难的绝境，最终送掉了卿卿性命。义和团临危受命，以自己的巨大牺牲击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虽未实现彻底驱逐外国侵略势力的愿望，但却保住了中国的半独立地位。他们热爱祖国、英勇不屈的精神成为后世榜样，其不够明智之处也为后世留下教训。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来说，付出最大的是义和团，而受益最多的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立宪派，清末民初的20几年简直就成了他们的天下。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 者：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4页。 [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52页。 [3] 张海鹏：《追求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15、216页。 [4] 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81、85页。 [5]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320—325页。 [6]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7] 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8]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页。 [9]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页。 [10]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82页。 [11] 《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5页。《义和团》（四），第10—11页。 [1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誌》下册，第1024—1063页。 [13]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14] 《国闻备乘》第81页。 [15] 陈夔龙：《梦焦亭杂记》第1卷，第11页。1925年木刻线装本。 [16]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以下简称《刘忠诚公电信》）第1卷，第14页。宣统元年木刻版。 [17] 窦宗一：《李鸿章（日）年谱》，香港友联出版社，1975年，第396、398、408页。 [18] 《李鸿章（日）年谱》第396页。 [19] 《清实录》，第57册第776页。 [20] 《李鸿章（日）年谱》第395、396页。 [21] 《李鸿章（日）年谱》第397、398页。 [22] 《清实录》第58册，第11页。 [23] 《李鸿章（日）年谱》第407、408页。 [24] 《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312页。 [25]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2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285页。 [26]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3页。 [27]丁韪良：《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1900年英文版，第145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324—325页。 [28]《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145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324页。 [29] 左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义和团》（三），第229页。时间有误，应为一千九百年八月十八号。文中标点不甚恰当者亦略有改动。 [30]《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145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324—325页。 《义和团》（三），第229页。 [3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33页。 [32]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一），第48—49页。 [33] 《袁太常公行略》，转引自林华国《历史的真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页。 [34] 《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528—530页。《近代中国史事日誌》下册，第1063—1073页。 [35] 《英国蓝皮书》第82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289页。 [36] 《义和团》（二），第214、215页。 [37] 《义和团》（二），第234页。 [38] 孙瑞芹：《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26、130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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