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波编者按：中国作家莫言以小说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虽与诗歌关系不大，但它绝对是我们诗国的一件大事。诗国读者人人有权、也理应全面了解诺奖真相，故而《诗国》不惜篇幅，如实加以介绍。

　　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在我国政界、文艺界、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现将我所接触到的几种报刊(主要是文化部主管的几种主要报刊)发表的一些学者、专家、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文化机关所作出的反应概述如下，以供参考。

　　国家领导人和文艺团体的祝贺

　　莫言获得诺奖后，《中国文化报》在第一时间里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信，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祝贺信中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中国文化报》也刊发了文化部部长蔡武致莫言的贺信，信中说：“莫言同志以卓著的文学创作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自豪的事。”

　　中国作家协会在给莫言的祝贺信中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莫言的作品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致莫言的贺信中说，莫言的小说“形成自己在小说艺术上鲜明的个性化与突出的原则性，以及率性与野性相互应、雄气与豪气相激荡、瑰丽与诡异相辉映的独特风格”。“莫言的小说创作，一直葆有深邃的人性深度与持续的反思精神，总在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中，探悉各色人等的命运走向。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述史还是写实，您都力求写出一定地域的底蕴，一定社会的属性，一定时代的烙印;传奇性的故事，往往卓具浓郁的民间性;独特的人物，常常富于鲜明的民族性。这些追求，使得您的笔下的一切，都是人之情性与民族精神相贯通的个人化呈现与艺术化象征。您当之无愧地属于当代中国作家一流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

　　中国小说学会在致莫言的贺信中说：“‘高密东北乡’作为您的精神原乡与文学母土，这是您为世界文学所贡献的丰硕的成果。时间将会证明，它将与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小镇’一样，成为世界文学地图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人文坐标。在这里，百年家国的屈辱和荣耀，生命的苦难与尊严，人性的高贵与卑微，灵魂的升腾与堕落糅杂交汇。神奇瑰丽的想象，丰富细腻的感觉，匠心独运的形式，汪洋恣肆的语言，异彩纷呈。我们认为，您的意义，不只在于您代表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在于您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虔敬态度和所投注的巨大热情，在于您对文学的世界所做的广袤而深厚的开掘，以及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对于汉语言的诗性魅力的努力探索和高度造诣上。”

　　莫言获诺奖在作家、学者中引起的反响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最早见诸于报端的评论文章，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众议于10月16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的莫言》一文。4天后，即10月20日，颇具影响的《文摘报》对此予以全文转载。文中说：“莫言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奖的又一次转向，即它终于转向了中国作家，肯定了莫言非凡的文学价值，他的想象力、睿智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同时通过他肯定了中国文学;这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不失为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话要说回来，我不认为莫言得奖意味着我们的文学一劳永逸地成功了，更不意味着西方的偏见和有色眼镜将从此不复存在。”陈文在概要地分析了世界文学现今的几种倾向之后着重指出：“莫言小说见证了某种顽强的抵抗。譬如他对传统的关注、对大我的拥抱，对内外两面的重视等等，貌似‘以不变应万变’，而骨子里或潜意识中，却不失为是一种持守，一种既向前又向后的追寻。”陈众议是我国著名的西班牙文学专家，经过中、外文学比较，他指出：“莫言的想象力在同代中国乃至世界作家中堪称典范。”

　　莫言军艺同班同学、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朱向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下过断言：莫言必定会成为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第一人。他的断言果然实现了。《中国文化报》2012年10月23日，发表了徐艺嘉对朱向前的访谈录。朱向前的一席话很值得研究：“作家其实无所谓对错，很难说正确的作家或错误的作家，我情愿说一个有没有深度的作家。越是复杂的作家，越是有争议、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价值的作家，这一点是肯定的。再者，莫言不是一个以理性见长的作家，他是个思想比较庞杂混浊的作家，不像有的作家，总是能一下子把握住问题所在，写出以理性见长的作品。莫言毋宁说是感性的，他对社会也有他的看法，但他不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方式是和盘托出，把他的所有‘观感’——观察和感想，连毛带血，水淋淋、毛茸茸地端上来。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他的前提是一条大河，是气势、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条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几个浪来。当代中国文坛恐怕缺的还是这种长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说莫言的独特性价值，恐怕这就是他主要的价值之一。换言之，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是一个丰富的作家;不是一个理性的作家，但是一个深邃的作家;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但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黑点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2012年11月7日，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在当今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王蒙，在澳门大学发表了《从莫言获奖说起》的演讲，也对莫言的文学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满腔热情的赞扬。王蒙说，莫言写得非常好，他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莫言还有一个好处：他写作踏实、热情洋溢，他像井喷一样。在演讲中，王蒙还对一些人把中国文学看得低提出了友善的批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另外，王蒙在演讲中也坦率地谈了作家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十分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遵照上峰的指示来写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着某些政治的内容。作家也好，文学也好，你很难把政治的爱恨、政治的经验、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绪从作品中淘洗干净、彻底清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生活啊!通常人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政治，你把政治全消灭了以后，他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被消灭了，这可怎么办，没辙!”王蒙的这段话是大实话，很能得到读者的认同。这篇演讲王蒙是11月7日发表的，《中国文化报》于27日将它全文发表，用了整整一版的篇幅，标题也是最大号的字体，而且是蓝字通栏的安排，可见报社对此文的重视。

　　不少报刊都发表文章阐释莫言获奖的意义。其中《中国文化报》12月13日发表的青年文评家、《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的《莫言获奖的三重意义》格外引人瞩目。这三重意义是：1.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世界性影响;2.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在中国的重要性;3.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纯文学”的力量。文章写得言简意赅，很有概括力和指导意义。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莫言及其作品将是文坛内外的热门话题。截至目前为止，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原创研部主任雷达，在《作家通讯》2012年第9期上发表的《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一文是最长的，且具有学术色彩。按雷达的分析和评价，莫言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神和道德的作家;一个具有中国式的酒神精神的作家;一个具有超人的艺术感觉与恣肆的语言风格的作家;一个具有被称为暴力美学的艺术精神的作家。总之，莫言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主体性、创新性、民间性、叛逆性的作家。

　　很多对莫言及其作品较熟悉、有研究的作家、学者发表的意见都是经过认真思考、仔细斟酌而发表的真知灼见，富有学术价值。但是，也有人看火候，赶热闹，发表了一些或言过其实、或抽象空洞、或影射现实的言论，不够严肃。例如，在10月23日《中国文化报》“理论评论”版上发表的“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发言集萃”(这些有影响的人士的发言在这一年第11期《艺术评论》上又得以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中，就有这样一些不恰当的提法。范曾说：“我认为莫言先生用他的作品写出了文学史，这是极为难得的。”有人认为，文学史是众多作家的作品汇成的文学发展史，不是某人写出的，像鲁迅那样的文学巨擘，一个人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学史，更何况别人呢?这样的提法显然不妥。还有，余秋雨说“莫言在边缘状态下写作”。有人问，这个“边缘状态”是什么状态?这句话显然是句潜台词，需要追问。再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在发言中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在没有更多意识形态和政治复杂因素的参与下，可以以它卓越的艺术创造力和文化承载力来独立面对世界的读者，并且获得认可，这是足以值得自豪的!”有人认为，这段话是以前批判过的“反意识形态”谬论的死灰复燃，与中央一贯强调的精神相悖逆。前几年，在中央的指示精神引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对“普世价值”理论进行过相当认真的批判。“普世价值论”成了贬义词。然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雕塑院院长吴为山在发言中却毫无顾忌地说：“只有在尊重人性、尊重普世情怀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人类的作品。”吴为山是不了解“普世价值”、“普世情怀”这些概念已受到批评，还是明知故犯?引人深思。

　　对莫言获奖，近来还有一种更新、需要追问的见解。2013年1月30日《中国文化报》刊发的由王乾荣撰写的杂感《让诺奖更好玩儿》中转引了著名作家刘震云这样一种看法：“我有这么一种观点，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了中国文学多大的荣誉，反而是中国文学给诺贝尔文学奖带去了一些丰富的东西。”这两句话也值得研究。

　　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奖

　　国人一般只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奖金数额巨大的奖项(奖金数额每年不尽相同，2012年的奖金折人民币670万元)，但不知它的发展变化、性质、倾向。对此前面提到的陈众议研究员在《世界文学视野中的莫言》一文中一开头就说：“撇开今年，从最近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大都颁给了一些有着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人大都对所在国家政府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这几乎也是瑞典学院的一贯选择。”其实，陈众议说轻了，不只是近10年是如此，应该说几十年它基本上都是这么行事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6期刊发的王钦峰的文章《文化霸权与审美现代性的“合法性”》的第3部分“诺贝尔文学奖与美学霸权主义”，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诺贝尔文学奖表面上是以理想倾向和人道情怀标榜自身的，但实际上，在需要的时候，它常常会以文明系统和意识形态为潜在的遴选标准。在多数情况下，这个奖项通常颁发给西方作家，但当他们需要选择东方作家做补充时，评奖委员一般会选择授予东方的叛逆作家，即那些有着西方文化背景，或在较大程度上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东方作家，大致包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西方价值观，背弃、辱骂或变相辱骂本民族宗教文化传统及本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作家，甚至故意别有用心地选择一些有巨大政治和宗教争议的作家颁奖，以进一步激发宗教仇恨，或挑起文化和政治的对立。这说明该奖对于不同的文明体和意识形态体系缺乏必要的尊重。”文章还引用曾拒绝领取诺奖的法国著名作家萨特的话说：“……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作者进一步把问题挑明了说：“这分明指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构不能公正独立地进行评判和存在幕后操纵的问题，起码可以说，这种幕后的支配力量是评奖委员会自身的政治偏向。”

　　就客观实际情况来说，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界一直有不少人在跟踪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发展变化及其政治倾向和性质。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在莫言获得诺奖一周之后，即2012年10月18日，就专门召开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院内外20多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出席，对问题的研讨很认真、很深入、很务实，尤其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品质进行的有理有据的剖析，对读者大有裨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将研讨会上的发言予以较详细的摘登。现将关于诺奖性质的一些见解摘录如下：此次研讨会的主讲人、《传记文学》副主编郝庆军博士在系统地梳理了诺奖的来龙去脉之后指出：“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识形态性，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对前苏联的态度。前苏联5位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只有一位是前苏联官方认可的，即肖洛霍夫。其他4位，3位是流亡作家，一位是苏联籍在美国生长、写作的作家。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由于流露出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敌视情绪，苏联《新世界》编辑部拒绝发表。1957年，帕氏把书稿弄到意大利，在那里出版。不久这个版本流入苏联，帕氏遂得到苏联文学界的批判。当然，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得到西方世界的吹捧。出版的第二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另一位‘反体制’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也获得了诺贝文学奖。”郝庆军还进一步阐释说：“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文学观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价值，对这一点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的集中体观。诺奖评委会的评奖标准和我们一样，既讲思想性，也讲艺术性。他们在思想上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具体的词都很漂亮，什么温暖啊、和平啊，然后就是爱啊、荣誉啊、同情啊，但这些东西很抽象，很飘渺;但是你一接触他们的标准，就知道他们的这些价值背后有许多否定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要冒犯我的利益，一旦冒犯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他们就视你为另类，写得再好，再有成就，再受欢迎，都不会给你这个奖。”

　　青年文艺评论家、《小说选刊》编辑鲁太光对诺奖的政治属性有更独到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百余年的发展中，有许多大作家，他们的艺术成就不仅不低于莫言，甚至还远远高于莫言，他们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归根结底，在此之前，他们所享有的文学传统跟诺贝尔文学奖的传统不是一个传统，既然不是‘一家人’，怎么可能给你奖呢?道理就这么简单，而且是‘硬道理’!”那么，莫言为什么能得到诺奖呢?鲁太光的解释值得人们思考：“许多人认为莫言的作品‘土气’，实际上，莫言作品的内核是很‘洋气’的，是很‘现代’的，所谓的‘土气’，不过是外在表现而已。比如，其部分作品处理的是对革命历史的反思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欧美主流文学对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一种‘隐含期待’，甚至是‘内在规定’，你看看有名的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他们有几个不是从反思革命开始自己的现代性思考的?再一个，莫言的很多作品，处理的都是诸如欲望等现代社会的关键词，这就更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了。我想，没有这种内在的‘现代性’，莫言想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困难的。尽管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说之所以将文学奖授予莫言是因为他‘以魔幻现实主义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但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看重的，其实是这个外壳里边的‘现代’内核。”鲁太光对莫言获诺奖原因的阐释，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莫言及其家人对获奖的淡定态度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轰动了国内外，因为不管怎么说，诺奖毕竟是一个最著名的举世瞩目的文学奖，不论是对莫言本人，还是对中国文艺界，都具有不小的影响。面对一束束鲜花、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一篇篇赞美文章，农民之子莫言是很兴奋的，但他没有被这一切冲昏了头脑。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他获诺奖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集中地展示了他在巨大的荣誉面前非常淡定的态度和朴实、谦逊、真诚的品格：“在全世界有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在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作家，写的作品跟我同样的好，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但是这个奖今年授予了我，所以我的内心深处深感惶恐。”莫言就是以这样一种特别谦恭的态度对待此次获奖。后来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甚至在领奖那天做的题为《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演讲中，都保持了这一基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奖从瑞典回国以后，他马上回故乡给母亲上坟，缅怀生他养他的慈母。这件事将会成为佳话流传后世，因为它彰显了莫言的农民之子的伦理道德和人格。

　　莫言获奖后，故乡领导要拿50万元对其旧居进行整修。此事被莫言的90岁老父亲管贻范婉言谢绝，老人说：“莫言是从高粱地里走出去的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写作成名了。去年不同意修缮，今年拿了奖，同样不会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我们自己动手修修便可。”同样，一位叫作陈光标的大款要送给莫言一栋别墅，此事也被管贻范老人回绝，并且说：“我家儿子莫言是庄稼人出身，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俺儿子不要。”

　　莫言和父亲在荣誉面前的淡定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2013年2月3日于寒舍“山鹰巢”

　　岂能将《莫言批判》定性为“攻讦莫言”?

　　陈辽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后，文化市场上出现了一二十种有关莫言的传记和评论集，为莫言唱赞歌。但有两位文学博士，一个是苏州大学的，叫李斌，一个是南京大学的，叫程桂婷;他俩在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后把1980年代以来评论家和教授们对当时已小有名气的莫言的作品进行批评的文章选收，再加上莫言获诺奖后若干篇对莫言获诺奖以及对诺奖有异议的文章，编集为《莫言批判》，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4月出版。这在我国言论自由空间相当扩大的今天，本是一种正常现象，表明对莫言其人其作以及对莫言获诺奖有意见的大有人在。然而，有位乔世华先生却把《莫言批判》一书定性为“攻讦莫言”。他发表文章《一本攻讦莫言的评论集》(《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5月24日)，对《莫言批判》大加挞伐，斥之为让“莫言的观念、感觉、思维都遭到了灭顶之灾”，“意欲搅乱一池春水”;“编者的用心昭然若揭，无非是要借着莫言得奖的大‘势’搭一趟让自己成名得利的顺风车而已”。我读过《莫言批判》这本书，认为乔世华先生对《莫言批判》的定性完全不符合实际。

　　“批判”一词，本是中性词。外国大哲学家康德有《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名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我国大学问家郭沫若有《十批判书》，即是明证。只是在极左路线、“四人帮”横行时期，搞所谓“大批判”，才把“批判”一词亵渎了，以致人们见“批判”而色变。新时期到来，拨乱反正，“批判”已复归它的本义：即对某一学说、某种观点、某一现象、某种言行、某个人物及其作品的负面或缺失之处进行扬弃和评说。所以，自1990年代起，即便某个名家(如余秋雨、汪晖)、某部作品(如贾平凹的《废都》)受到别人的批判后，读者固然不以为怪，就是被批判者也很淡定，或者著文反批评(如余秋雨)，或表示沉默，我行我素(如贾平凹、汪晖)，并不把“批判”视为“遭到了灭顶之灾”。

　　乔世华先生将《莫言批判》定性为“攻讦莫言”，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呢?没有。如他自己所说：“这本书收录的近五十篇文章大都是莫言在文坛上成名以后二十余年间就已经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了的文章”;“而且平心而论，这些文章虽都是以谈莫言创作上的不足居多，但大体还是讲求学理性的”。既然如此，有何“攻讦莫言”之有?即使是被乔世华先生视为“攻讦莫言”的李斌的《序言莫言可以批判》和《王金城的投枪》，我过细阅读，李斌所揭示的莫言作品中的九个“严重问题”、王金城所列举的莫言作品中的五项缺失，也都是从莫言作品的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讲求学理性的”。乔世华先生怎么能以“攻讦”一词全盘否定《莫言批判》对莫言作品的批判呢?乔世华先生也完全可以批判《莫言批判》，只要他认真阅读过莫言的大部分作品，而后摆事实、讲道理，在“学理性”上反驳《莫言批判》中的文章;这才是批判《莫言批判》应走的正道。从乔世华先生的文章中看出，他并未像李、王那样阅读过莫言的大部分作品，更没有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即使是一项实证来批判李、王所列举的莫言作品中的九个“严重问题”和五个缺失并不符合莫言作品的实际;这算是哪门子的《莫言批判》的批判呢?仅仅以“一本攻讦莫言的评论集”这句话来定性《莫言批判》，是否定不了《莫言批判》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莫言获诺奖，但莫言并不因此而享有可以不受批判的豁免权!

　　莫言作品中的问题和缺失，已有《莫言批判》中的40余位文学评论家和大学教授明白、具体、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揭示和论述，无须我在此赘言。我要着重补充的是，即以莫言获诺奖后的言行而言，他就该受到批判。

　　一、莫言只顾个人领取诺奖，不管国家遭受凌辱。2012年12月11日0点16分(北京时间)，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发表了对莫言的《颁奖辞》。瑞典文学院给莫言授奖，瓦斯特伯格发表《颁奖辞》，这是他们的自由。瓦斯特伯格把莫言称颂为“诗人”，“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那也是他的自由。然而，瓦斯特伯格却在“颁奖辞”中奖赏莫言的同时，肆意凌辱中国，这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不能容忍的!《颁奖辞》是这样凌辱中国的(以颁奖辞的先后为序)：

　　第一，《颁奖辞》言之凿凿地说：“在他(指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美味是三岁孩童肉烧烤。男童肉成为高级食品，而女童，则因被鄙弃不顾而得以幸存。这一反讽直刺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女胎被大量堕掉，堕掉的女胎多不胜数，以致多到了不配食用的地步。《蛙》这部小说从头到尾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第二，《颁奖辞》中又说：“莫言所描写的过去年代与中共所发行的那些宣传画中的历史有所不同，他使用夸张和戏仿的笔法，以及取材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内容，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可信而严苛的修正。”(按：以上两段，在颁奖辞中译文本中，被完全删去。)

　　第三，《颁奖辞》中还说：“他勾绘了近百年中国的历史长卷，其中既无麒麟呈祥的景象，也无少女欢跃的幸福。但那里面的猪圈生活，却让他描绘到令人难以忍受，却又欲罢不休的地步。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尽管搞来搞去，人们的唯我意识和贪心始终都革除不掉。所以莫言要为保护藐小的个人而抗拒一切不公平的行为——从日本侵华直到毛时代的暴政和今日大搞生产的狂热。”

　　由此可见，瓦斯特伯格发表对莫言的《颁奖辞》，意图有三：一是借此凌辱中国和中国人;二是贬低新中国的文学，说它们都是“宣传画”;三是对中国作家导向，谁要像莫言那样写中国，谁就有可能得到诺奖。总之，《颁奖辞》借奖赏莫言，把中国说得野蛮之至、落后之至、愚蠢之至!

　　莫言是率领45人浩浩荡荡出国领奖的。领奖团队里有记者、编辑、评论家、翻译家，懂外文的人不少。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莫言听不懂，但领奖团队内懂外语的人是知晓的。颁奖仪式结束后，他们不会不把《颁奖辞》的内容向莫言报告。是莫言不让报道瓦斯特伯格的辱国言辞，还是领奖团队中的媒体人员不报道辱国言辞，这有待莫言说清楚。但是，客观事实是，颁奖后的第二天，中央某大报对《颁奖辞》的报道，只有一句话：“莫言的想象力穿越了人类的历史，他是一位杰出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我找遍《颁奖辞》，也找不到这句话。那是捏造出来的。某文艺大报过了几天用一百多字报道了《颁奖辞》，只说瓦斯特伯格如何夸奖莫言，而对《颁奖辞》中凌辱中国和国人的段落和词句，则统统删掉。无论是哪种情况，作为领奖团队第一人的莫言都不能辞其咎。

　　不仅如此。莫言领奖回国后，在其新著《盛典——诺奖之行》(长江文艺出版社)中肆意美化他在瑞典领奖的7天。他“此地无银三百两”，一再声言，他之所以获诺奖，只是“文学因素”，与政治无关。因此他不仅闭口不谈瓦斯特伯格在颁奖辞中对中国的凌辱，不谈诺奖之所以授予莫言，就是因为他的作品着重揭露了中国人的野蛮、落后和愚蠢;反而对瓦斯特伯格感激涕零，说“诺奖让他难得地变成了一个强硬的人”。莫言对他在颁奖仪式前后的丑行乱言更讳莫如深。颁奖仪式前，莫言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不谈新中国文学的使命，却捏造《圣经》里上帝没有说过的话，说：“我相信，只要他们相信文学是人的光荣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那么，‘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圣经箴言·第四章》)”我查阅了《圣经箴言·第四章》，根本没有文学“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的话语，只有这样一段话：“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她就使你尊荣。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圣经》里何尝出现过文学“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的话语呢?但莫言急于领奖，竟把这个预定的发言稿遗忘在旅馆，于是他只好匆促上台发言，又瞎说什么“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可见莫言的政治文化素质是多么低下!

　　尤其不能容忍的，莫言以为他得了诺奖就是国际名人了，竟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大发谬论。2012年10月12日21:23分，莫言在回答香港电台记者提问：“你怎么看现在的中日关系发展”时，他在日本政府强行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却胡说什么“争端的地方谁都不进(不要去)”。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国海监船、飞机进入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领海领空，日本右翼政客因此拍手称好。莫言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言论，引起广大网民的极大愤慨。

　　总之，乔世华先生把《莫言批判》定性为“攻讦莫言”是武断的，缺乏根据的;莫言获诺奖并不因此享有不受批判的豁免权;莫言获诺奖后的恶劣言行，应该严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