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列宁、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它就必然会在社会实践中既得到验证，又得到发展。 （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反映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要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 在唯物论方面，列宁给物质概念下了个科学定义。他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他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这个规律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同上书，第156页） 在辩证法方面，列宁揭示了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的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同上书，第608页）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他又说：“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的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由于辩证法强调事物是联系的，所以列宁指出：“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僵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和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对辩证法的许多范畴，列宁也有许多独到的阐明。例如他说：“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在唯物史观方面，列宁的丰富和发展是特别突出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虑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是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列宁给阶级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领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上书，第4卷，第441页）这就是经济工作必须用正确的政治来统帅的根本道理。 列宁根据《资本论》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的新情况，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这本著作是进行巨大科学工作的结果。列宁深刻地研究了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各国经济、技术、政治、外交、工运、殖民地问题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大量文献。列宁根据读过的书籍所做的摘录、札记、短评和表格共有二十本笔记簿，后来就印成了一本厚达四十多印张的“帝国主义问题笔记”。列宁的每个原理、概括和结论都是根据大量实际材料做出的。这清楚地表明了列宁是一个天才的学者和不知疲倦的研究家。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列宁第一个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即帝国主义做了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暴露了它的脓疮，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条件，证明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确定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就是自由竞争被垄断代替，垄断的表现形式是托拉斯、辛迪加，是大银行的万能，是对原料产地的掠夺和收卖。列宁肯定说：“经济垄断掌握了—切。”经济垄断的特征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垄断的高额利润。列宁的这些论断从本质上揭示了帝国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点。 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国际托拉斯分割世界业已开始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分割全球领土业已完结的那个阶段上的资本主义。”（《列宁文选》第一卷，第996页）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的特征是全面地转入反动。财政巨头把持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构，取消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列宁揭穿了机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指出资本家用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得来的高额利润收买和腐蚀工人上层分子，培养了一批工人贵族，把他们引诱到自己方面。 列宁彻底揭穿了考茨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硬说帝国主义导致消灭一切矛盾、危机和战争的有组织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考茨基认为国际垄断联合的出现会导致国际和平，列宁驳斥了这种资产阶级的谎言，证明这些联合实际上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极端尖锐化，证明在帝阴主义的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急剧地尖锐起来。对群众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强，同时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怒潮日益高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爆发革命的因素不断增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数万万居民加紧实行最横暴最残酷的剥削和最无人道的压迫，同时这些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不断增长。列宁根据这种情况，揭示了关於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本原理并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列宁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发展中的新阶段。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用新的内容丰富了它。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时发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街的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极端不平衡的，飞跃式的、冲突的性质。各帝国主义强盗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疯狂斗争、争夺殖民地和原料产地的斗争日益加紧，这样就使重新瓜分世界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必不可兔。这种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地方冲破这个战线。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胜利才能取得胜利的公式，已绝不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这个公式应当用新公式来代替，这个新公式就是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列宁在1915年8月写成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第一次论述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天才发现。 列宁在这篇论文中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文选》两卷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4页。） 一年以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发展了他对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共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会引起摩擦，而且会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开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 （《列宁文选》两卷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035页。） 列宁创立的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之一。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内胜利的理论向无产阶级指出了斗争的光明前途，激发了各国无产者的热情和主动性去攻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并有 列宁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科学根据的胜利信心武装了党和工人阶级。他强调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应者而存在的。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列宁深刻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性。他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同上书，第38卷，第230页）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1、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重大发展 1955年1月，在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问我国物理学家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当时自然科学还没有研究到这一步，钱三强回答说：“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毛泽东听后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实，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半年以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预见。1957午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同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又指出：“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页）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特别谈到坂田昌一的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他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千米，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一103页。） 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辩证法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对立统一规律做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解释和发挥了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的论断。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赁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己基本上解决了。我价的任务是加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6—507页) 1965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比如辩证法的规律，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个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见是，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裳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秸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944页) 其后，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问题。 毛泽东比较明确提出和详细论证了部分质变原理，是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他针对教科书中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指出：“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巩固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就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要死亡，而且在它的一生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进行到后一阶段，每一阶段都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新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质变。人也是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到死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有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不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他的结论是：“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部分质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是不能到来的。” 2、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参加领导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经历的过的。他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也比列宁长得多。这就为他发展唯物史观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关于目前党和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剖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制定了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的战略战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毛泽东用“纸老虎”来刻画貌似强大而实际是外强中干的一切反动派，形象地说明了本质和现象，暂时状态和长期的必然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深刻地说明了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力量，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他指出了历史上曾经猖獗一时的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日本东条英机等，都不过是一只纸老虎，都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为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呢? “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反动，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是脱离人民群众，与人民为敌。社会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具有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反动派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强大，实际上本质是虚弱的，没有前途的，必然走向灭亡的，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说它是真老虎，指的是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就是成了反动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决死斗争的时候，还要吃人，成百万成千万人地吃，所以说它是真老虎。说它是纸老虎，指的是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渐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纸老虎、死老虎和豆腐老虎，终究或终将被人民所推翻。这是毛泽东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这一科学论断的实际运用，就是毛泽东多次提倡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他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他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在旧社会，由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存在，决定了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政权是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工具，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在经济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去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性。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全体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要求，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总体上看，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什么特点呢？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这里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总的特点。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总体上讲，从基本方面讲，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由于实现了公有制，国家就可以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种资源，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生产者真正变成生产资料的主人。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彼此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式关系，这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能够充分地调动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生产者的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劳而不获”和“获而不劳”的不合理现象。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又鼓励着生产者为国家和集体去努力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毛泽东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较旧制度而特有的优越性的突出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基本相适应的根本标志。 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又有相矛盾、即不相适应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还有两种所有制各自内部的矛盾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讲虽然是同志式的，但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由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长期存在，由于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残余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各部分人之间也还是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特别是利益方面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但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都是经常存在的不容易处理好的复杂问题。虽然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现象比起相适应的那一面，它是局部的、次要的方面，但是，它却是与相适应方面同时存在，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同样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即又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中也存在。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毛泽东还提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给敌人以发表言论的自由权，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这都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镇压敌人的反抗，强制敌人服从。经验证明，用这种专政的方法去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完全必要的。 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则不能用专政的方法，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大量地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是与非的矛盾，他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人民内部就不需要法制、纪律和集中。毛泽东这样说过：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同上书，第368页）这种在人民中间执行法制的强制性，同压迫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它是人民群众为了根本的利益而实行的自我约束，是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表现。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8—359页）在人民内部，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是统一的，结合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情况，相应地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方针和方法，其中包括：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矛盾，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解决科学、艺术领域中的矛盾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解决人民群众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已”；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在民族关系上，要大力维护各族人民的团结，“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民主方法在各个方面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发挥，都是实事是原则的体现。 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辩证关系。在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指出：苏联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犯了错误。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这是一条腿走路，后果不好。他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带全局性的十大关系，这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他提出了解决这十种矛盾的基本原则。主张统筹兼备，既突出重点，又兼顾非重点；作好计划，不断解决矛盾诸方面的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既要独立自主，又要有分析地学习外国。所以，《论十大关系》不仅是一篇重要的经济著作和政治著作，而且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它揭示了由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决裂，同一切私有观念彻底决裂。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也明确指正：“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传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度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62页） 列宁也说过：“从资本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成复辟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页）“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行动，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冲突的整个时代。”（《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8页） 毛泽东总结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实践经验，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它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都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在共产党内寻找其代理人。而党内也确实出现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把顽固不改的走资派清除出党，一旦被他们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会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发动群众，斗私批修，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包括各级政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手里。 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已经被历史证明了。苏联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走资派掌权而亡党亡国的。中国建国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批走资派。毛泽东在世时想解决这个问题，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由于是第一次，缺少经验，既有正确的方面，又有失误的方面。失误主要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由于走资派的破坏，野心家阴谋家的欺骗和某些造反派头领的私心而造成的。毛泽东逝世后三十多年的巨大变化，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和贡献。 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贡献 毛泽东对认识的发展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他说：“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对于社会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只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6页）毛泽东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页）毛泽东认为“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也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所以，毛泽东的认识论要求我们不断认识客观规律，力求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善于从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进一步突出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问题。 “两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在承认物质是世界本原的前提下，着重阐明认识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的相互转化向题，即人们认识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之后又可以能动地改造世界，而这种转化是以实践为基础、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实现的。它既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又坚持了认识论的辩证法，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马克思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他又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列宁说得更加明确：“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可见，马克思和列宁都提出过物质和精神互相转化的思想，毛泽东在提出这一命题时就曾经指出：很多人，甚至哲学家，并没有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怪问题，甚至是唯心主我的怪想。他们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不可理解，精神难道可以变成石头吗？对此，毛泽东回答说：譬如说大理石，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的大理石，用来建筑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搬来的，而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通过实践理解了大理石的结构与性状，依靠一定的物质手段，人就可以造石头。精神就可以变成石头。所以，毛泽东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以上，我们扼要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说明了列宁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一百多年来，有不少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另讲一套错误的东西，却把这些吹嘘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他们毫不知耻，名一个总书记都要留下一个印记要人背诵。这实在是很可笑的。我们一定要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学真用真，批假打假。 (2013年7月26日修政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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