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疗”——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2周年而作

　　黎阳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主席试图消灭中国政治体制内“癌症”的一次“放射治疗”，那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切。

　　用放射治疗法治癌症，不可避免要伤及大量无辜的健康细胞，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但为了消灭那些致命的癌细胞，就不得不忍受这些痛苦。无论患者还是亲属都不会硬说用放射法治疗癌症是犯罪，而会承认这是为了保全生命、挽救整体而不得不承受的必要的代价。即使治疗效果不理想，那也不能因此追究医生责任。相反，应该承认医生已经尽了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怀疑采用放射治疗的医生动机不纯，是存心害人，那只要看看医生及其亲属是否利用治疗损人利己就行了。如果人家没有得到任何私人好处，那凭什么怀疑人家的动机?

　　那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癌症”是什么?那就得先看看最令今日中国普通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都是些什么人。毫无疑问，是腐败，无孔不入的腐败，无法无天的腐败。那么是谁制造了腐败?一是贪官，二是专为贪官出谋划策的骗子“学者”。他们一个是通过行政权这种“硬”权力以权谋私，一个是通过话语权这种“软”权力以权谋私，二者“软硬兼施”，狼狈为奸，专门祸害老百姓。

　　那么形形色色的奸商恶霸呢?他们的民愤难道不大?当然大。但他们不过是贪官的“副产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贪官，奸商哪里有空子可钻?奸商之所以能成“奸”，全因为有贪官的支持包庇。没有贪官，奸商就“奸”不下去，只能老老实实经商;有了贪官，不是奸商也变成奸商了。刚解放时奸商还少吗?行贿捣鬼还不猖狂吗?但一个“三反”“五反”就全老实了。问题的关键是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那么贪官和骗子“学者”从何而来?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不小心吃错了药蹦出来的。只要是大权在握又无人制约，从好人蜕变成贪官和骗子“学者”不过是一念之差，轻而易举。贪官之所以能成为贪官，骗子“学者”之所以能行骗，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了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持无恐，没人管得了他们。从理论上讲，这些人的“顶头上司”应该能管，但实际上即使想管，管得过来吗?一个两个的也许还凑和。但如果是问题遍地开花，谁有可能一个一个去深入调查落实纠正?实际结果就是只要不捅出塌天大祸，根本就没人管得了。正如一个贪官自己供认的：“官做到了我这一级，基本就没人管了。”“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既然这些人的权力实际不受任何有效制约，那他们不腐败也要变腐败了。

　　有些“精英”一提制约绝对权力就要求共产党下台，搞西方“多党制民主”，说非如此不能防止腐败，甚至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意思是只能在亡党与亡国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实际是“精英”们给中国人下的一个套，借口反腐败搞政变而已。无论是用政党制约政党，还是用衙门制约衙门，本质上都是用同等性质的东西互相制衡。这在理论上似乎头头是道，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们不知搞过多少监察机构特务衙门之类来制约臣下的权力，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最终都避免不了因贪污腐败、官逼民反而王朝覆灭的下场。因为它没办法解决制约别人的权力机构本身由谁来制约的问题，所以只能制约别人的腐败，却制约不了自己的腐败。而一旦自己腐败了，再想制约别人就难了。结果迟早是“你烂我烂，大家都烂”，最后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话：“只有门口的那两个石头狮子是干净的”。不管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还是国民党的“军统”、“中统”，虽然制约了别人，但谁来制约它们自己?它们带头搞腐败，谁能管得了?“抽刀断水水更流”。靠官僚制约官僚，从长远来说除了制造出一大堆专门互相扯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外没有什么积极效果。西方的“多党制民主”用政党制约政党跟中国自古以来用官僚制约官僚的老法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靠“精英”制约“精英”，靠政客之间的狗咬狗斗法，说到底还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跟为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完全不是一回事。政客“精英”们能为了自己的私利互相制约，就也能为了自己的私利互相勾结、互相合作、互相包庇，“官官相护”、“党党相护”，所谓“制约”不过几年一度的逢场作戏，合伙胡弄老百姓而已。历史反复证明，单纯靠少数人制约少数人的道路是死路。因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制约别人的人本身存在一个被制约的问题。如果无制约，那这制约别人的少数人迟早会无法无天带头闹腐败。如果有制约，那腐败势力必然会利用这种制约大做文章，想方设法利用这种制约来制服那些负责制约别人的人：收买、蒙蔽、栽赃、陷害、诬蔑、暗杀、离间、扯皮、牵制、要挟、浑水摸鱼……只要是单纯依靠少数人制约腐败，那腐败势力就总有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迟早把这少数人搞定，至少让他们发挥不了作用。但如果发动全体人民参与制约腐败，那腐败势力就束手无策了。腐败伤害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有全体人民这个整体才跟腐败永远势不两立。你不可能靠小恩小惠长期收买全体人民，也不可能靠谎言永远蒙蔽全体人民。因此从理论上讲，长远来说只有直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制约少数人的权力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中国人在孙中山时代不是没试过“多党制民主”，结果除了制造了一批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之外又得到了什么?“精英”们总是企图让人相信过去的人都是傻瓜，所以“西方多党制民主”行不通;现在的人突然变聪明变文明了，所以过去行不通的“西方多党制民主”现在莫名其妙就突然能行得通了。如果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自以为聪明，对历史的教训置若罔闻，这就已经当上傻瓜了。

　　毛泽东的原则是既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要防止“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决不坠入“精英”们要么让共产党下台搞“多党制民主”，要么放任官员学者“精英”腐败泛滥的二难陷阱中去。毛泽东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坚持要不断地敲打各级干部，坚持要“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坚持要制约他们的权力，逼着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不准他们拥有“绝对权力”。所以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基本不成气候。但毛泽东仍然认为靠官僚制约官僚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因为他明白即使以毛泽东的威望和传统也只管得了一两代，管不了几代之后。他主张靠人民群众直接制约官员和学者“精英”的权力，从而彻底杜绝“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这的确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革尝试。它打破了要么让共产党下台、搞“西方多党制民主”;要么任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二难陷阱死循环，指出了第三种选择：专业与群众相结合，少数与多数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直接制约官员学者“精英”的权力，确保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说，“文化大革命”就象一次政治“放疗”，目的就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放射治疗”消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癌细胞。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伟大深远。然而正是因为史无前例，没有任何经验借鉴，因此具体执行起来就无章可循，自然免不了偏差失误。这就如同放射治疗科学刚刚开始创建，只知道原理正确，但具体设备、规章要领、操作人员、操作技巧、照射部位、照设角度、使用剂量、持续时间、防护设施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空白，全靠在实践中不断发现解决。摸索过程中自然难免有种种不当之处。最初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承受的痛苦中有些是治疗本身必不可免的，有些则是可能避免的。但在初创阶段，这种情况一是无法避免，二是无法分清，三是即使发生也不能因此说治疗本身就是错误。而另一方面很多的偏差失误并非毛泽东所致，而是其他人为的破坏捣乱。比如武斗打人，毛泽东从来就没有赞同过，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止武斗。但有人就是不听，一直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最后是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强行干预才最终制止了武斗。而现在“精英”们则无孔不入连篇累牍地说武斗是毛泽东搞的。这是不折不扣的诬陷栽赃。

　　坦白讲，我自己当初对“文化大革命”是极不理解、极其反感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也许不会如此坎坷。当年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我曾举双手赞成。但是现在，我理解了“文化大革命”，更理解了毛泽东。我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种种不当之处，但我更承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向都没有错，用政治“放疗”可以解释一切。一切具体的问题都出自于1.“放疗”本身不可避免的副作用。2.因为无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中难免的操作失误。3.国内外敌人的蓄意破坏。4.来自我这样的自己人的愚昧无知不配合。

　　促使我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客观现实，是改革“精英”们这些反面教员。他们的一切“改革”都是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经过了他们这么多年不懈的反面教育，总算让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普通老百姓重新认识了“文化大革命”。

　　“精英”们的“改革”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取消对“精英”的一切制约，为自己取得了“改革”的“绝对权力”。也就是说，“精英”的“改革”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改革”：没有法律制约，没有权力制约，没有舆论制约，没有计划制约，没有良心制约，连起码的形式制约都没有。“改革”改了27年，要改成什么样，要改多久，分哪几步走，每步解决什么问题，如何部署，如何组织，如何考核，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所有这一切全都是“黑箱作业”，中国老百姓一概不知，连谁组织、谁负责都神秘兮兮，见不得人。“精英”们一方面自己也承认胸中无数，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又拒绝一切不同意见，蛮横规定“不争论”，否则就是“反改革”。“改革开放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十几亿人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整个整个行业的命运，几千万人的饭碗，几万亿的国有资产，不经过任何辩论审核，不经过任何人大立法程序，几个“精英”偷偷摸摸一拍脑袋，一纸文件就全决定了。改砸了，没有人为此上法庭，也没有任何人受任何处罚，甚至连名字都不让你知道。比如，谁决策的“教育产业化”?谁决策的“医疗产业化”?谁决策的“买断工龄”?谁决策的“贱卖国企”?谁决策的MBO?那么多国有企业没了，那么多工人下岗了，谁出的主意?谁提的方案?广大老百姓根本就都不知道!“精英”们不受制约的“改革”绝对权力必然导致他们以“改革”名义进行绝对腐败。他们首先把国有企业资产偷光，再借口“资产重组”、MBO全部卖光，来个“焚尸灭迹”，把一切消灭得干干净净，让你查帐都找不到地方。“改”就是“卖”，“卖”就是“改”，不“改”不“卖”，不“卖”不“改”：卖国企，卖银行，卖资源，卖环境，卖苦力……整个“改革”的全部内容实际就是把国家的一切以“卖”为纲，全部抢光。“精英”们不是口口声声要“与国际接轨”吗?你倒是跟美国“接”个“轨”试试，看在美国能不能只凭“精英”这顶头衔就随心所欲处理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更不用说巧立名目变成个人私财了。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顶“经济学家”的头衔都是假冒伪劣。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这样的尝试，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愿意为他们庆功。”“我国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评价标准肯定是国际化的。通过对我的反驳我才了解，国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人并不知道本学科的国际学术标准!”无论是按西方经济学的标准还是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准，“主流经济学家”们都不够格当什么“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学家”的资格本身就是靠“傍大腕”、“走后门”、“扣着屁眼上楼——自抬自”抬出来的，一出娘胎就来路不正，往后的路就更一溜歪斜。他们叫嚷“改革”就是要“与国际接轨”，但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就带头不“接轨”。他们的“经济学家”的资格、决策“改革”的权力、“企业改制”、“资产重组”、“贱卖国企”、MBO等等一切决策没有一样是按“国际接轨”那样经过的必要的公开辩论、审核、立法等程序，而是无不充满了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靠“走后门”当上“经济学家”的“精英”搞“走后门”式的“改革”，改来改去再“改”也跑不出“见不得人”的结果。现在中国老百姓都已经有经验了：只要“精英”一喊“改革”，准是又要变着方地从老百姓身上什么地方再刮一层油。改了这么多年，从来只见“精英”巧立名目占老百姓便宜，推卸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从来也没见哪项“改革”是“精英”给老百姓送好处的。“精英”对中国老百姓从来是只捞不给，对外国垄断资本则是只给不捞。“改革”改来改去就一个方向不见动摇：“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所以对外资在华汽车厂收税7%，对奇瑞等中国的民族汽车厂要收税33%。让中国的政府专门替外国垄断资本收拾中国的民族工业，当今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中国的“改革精英”们才干得出来。

　　“精英”们说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但市场化的经济必须有良好的诚信环境才能实现良性循环。而“精英”们一开始就破坏了一切诚信原则。他们“经济学家”的头衔来的就不诚信。他们“改革”的“绝对权力”来的就不诚信。他们借“改革”假公济私的一切活动全都不诚信。他们搞的“工人下岗”、“买断工龄”更是把诚信的原则破坏殆尽。多少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终身雇佣制。这实际是工人与国家达成协议：工人接受低工资，国家承诺对工人终生负责。而“精英”却在工人履行了自己义务，轮到国家履行义务时却突然赖帐，把年迈力衰的老工人一脚踢开不管，使国家失信于民。这就彻底破坏了整个国家的诚信基础。不能取信于民的国家还能有什么诚信环境?还谈什么市场化?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精英”们所谓“改革市场化”的美妙预言纯粹是骗局。“改革精英”搞的一切都假：“经济学家”的头衔假，“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益”的口号假，“国际接轨”的原则假，“市场化”的目标假……连“精英”们自己都直言不讳：“就是要骗出一个新体制来”!如此样样都假的假“改革”居然能改出一个以诚信为基础的良性循环的市场经济，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弥天大谎。他们毫无诚信的“改革”就连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不够格，而只能把中国重新带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

　　“精英”们的“改革”同时取消了对各级官员和“学术权威”们的一切制约。“厂长经理负责制”代替了党委负责制，一切由“一把手”说了算，“院士”“权威”说了算。除了顶头上司，他们有了实际不受任何人的制约的“绝对权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结果呢?

　　过去的财务制度下，头头脑脑盗窃挪用大宗公款的事几乎行不通，财务出纳就能抵制。但现在不行了，谁敢抵制领导?财务监管体制形同虚设，大小贪官如鱼得水，动不动就成亿成千万地往国外搂。至于头头任人唯亲、假公济私等等就更不在话下。这样的国有企业岂能不亏损?

　　“院士”、“权威”们无论怎样剽窃伪造弄虚作假也不受任何惩处，反而成了成名发财的捷径。结果中国学术界学术腐败登峰造极。

　　有的医生说：“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给他画‘优秀’，谁敢不画呀!”

　　连医院这样在人们印象里文明程度很高的“白领”部门都变成了“封建地主庄园”，各行各业更是纷纷“封建把头化”，冒出了一大批无法无天的新时代“土豪劣绅”。他们所谓的“现代化”连资本主义社会都不象，倒是越来越象封建法西斯。难怪连警察都感慨：“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如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每日每时都反复告诉着人们：什么叫“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过去看得起病的，现在看不起了。

　　过去上得起学的，现在上不起了。(一年公款吃喝几千亿，却说无钱办教育!)

　　过去不知道什么叫假酒假药假钞票，现在念念不忘了。

　　过去家家户户从不需要什么防盗门，现在必不可少了。

　　过去办事凭有理，现在得凭红包了。

　　过去人们一听到“专家学者”便肃然起敬，现在十之八九如同吃了苍蝇了。

　　过去提倡“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现在得时时提醒小心骗子绑匪了

　　。

　　过去习惯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上下一致”、“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谁不会拍马屁谁混不下去了。

　　过去讲究实事求是，现在讲究弄虚作假了。

　　过去习以为常的社会诚信、社会公德，现在难得一见了。

　　过去只知道“天下共产党人是一家”，现在对“官杀官”已经见怪不怪了。

　　过去只知道“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现在动不动就见雇佣杀手解决问题了。

　　过去只是把《半夜鸡叫》当故事听，现在面对只有“不准恶意讨薪”、没有“不准欠薪”的规定，才算真正领教什么叫“周扒皮”了。

　　过去只把《红色娘子军》当艺术看，现在看到房地产商动不动就雇佣黑社会殴打驱赶居民强迫拆迁，为自己的私利不惜杀人越货，才算是明白什么叫“南霸天”了。

　　五十年代处处可见“人帮人”，现在处处可见“人吃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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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白毛女》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把“领导阶级”变成“弱势群体”、把“祖国的花朵”变成新一代“包身工”(而且做贼心虚专门从教科书中删掉《包身工》这篇课文)、把如花似玉的无邪少女变成“三陪”“二奶”、把“白衣天使”变成“白色魔鬼”、把“祖国的园丁”“人类灵魂工程师”变成“衣冠禽兽”和“文化奸商”的，又该怎么算?

　　历史有时令人啼笑皆非。“精英”们指责毛泽东、指责“文化大革命”、指责“大跃进”的种种帽子现在正开始一顶又一顶反过来飞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搬起来打别人的石头正一块又一块砸到自己脚上。

　　——“精英”们说，“大跃进”虚报浮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他们的GDP“大跃进”、内外债“大跃进”、“招商引资”“大跃进”难道就不是虚报浮夸?连打赌吃狗屎的输赢都可以算成GDP增长，这还不是弄虚作假?这样的GDP跟吹牛“亩产百万斤”有何区别?盲目追求“政绩”，片面强调GDP，不顾实际条件强行“招商引资”，甚至强行摊派，逼着各地到处当叫化子求外国资本大爷赏脸，不惜拿国家长远利益送人情，内外勾结搞假投资真诈骗自欺欺人，这难道不是弄虚作假?嘲笑58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自己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房地产”、“人有多大胆，窃国多大产”、“人有多大胆，诈骗多大产”……整天吹嘘国家GDP翻几翻，好象GDP“大跃进”成绩显赫。但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能靠吹出来的GDP当饭吃吗?牺牲跟老百姓有关的社会福利盖豪华大厦拼凑GDP，这不是“牺牲大多数，暴富一小撮”?玩弄如此GDP骗人把戏的“精英”还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虚报浮夸?

　　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第一，只持续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精英”们的GDP浮夸风持续了多少年了?制止了吗?对于持续不到一两年的“大跃进”浮夸风，“精英”们喋喋不休了几十年，对他们持续了几十年还未被制止的GDP浮夸风，他们半个字都不提。这就是“精英”们“学者的良心”。第二，那些浮夸风不是毛泽东搞的，而是下面吹牛拍马之徒搞的。毛泽东的责任在于未能立即识别。而“精英”们的GDP浮夸风则是他们亲自出马督办的，休想赖给别人。第三，毛泽东对那些浮夸吹牛并没有盲目相信，而是专门找有名的科学家咨询，偏偏科学家违背了学者的良心说了假话，短时间内误导了毛泽东。想想温家宝下乡视察时必须出其不意打破别人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才能看到真相的境遇，能怪毛泽东一时被误导吗?而“精英”们是个个赤膊上阵搞诈骗，跟毛泽东的受误导有本质的区别。第四，“大跃进”出了偏差后毛泽东竭尽全力纠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改变局面，而且做了自我批评。当毛泽东救灾时国内外敌人却里应外合落井下石，惟恐天下不乱，惟恐灾情不大。苏联毁约逼债。美国封锁禁运。美国商务部专门否决了美国商人向中国出口粮食的申请，蓄意加剧中国的灾情。蒋介石乘机要反攻大陆。美苏联合支持印度发动中印边界战争。“精英”们却把这么多人为造成的破坏一古脑全赖到毛泽东身上，赖到“大跃进”头上，这不是诬陷诽谤又是什么?他们搞GDP浮夸这么多年，比“大跃进”持续的时间不知长多少倍，不知给中国老百姓造成了多少伤害。他们对此不但矢口抵赖，而且还有脸指责毛泽东搞浮夸，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精英”们说，“大跃进”滥伐树木，破坏了环境。但他们的“改革”对中国的环境保护作用如何?中国的环境污染究竟是越来越重，还是越来越轻?唯利是图的“精英”们何曾对环境保护做出过任何贡献?

　　——“精英”们说，“文化大革命”“破坏文物”、“毁灭中华文明”。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是群众的自发性活动，根本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而且只持续了几个月就被制止了。而如今文物走私、盗窃古墓的非法活动泛滥成灾，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持续时间之长，对文物的破坏比“文化大革命”不知严重多少万倍，却从来也没见过破口大骂“文化大革命破坏文物”的“精英”们对此吭半声。可见他们“保护文物”是假，诬陷栽赃毛泽东是真。至于说“毁灭中华文明”，那谁主张“中华文化劣等论”、谁违背宪法把英语当成事实上的官方语言、用英语歧视汉语，谁才真正在“毁灭中华文明”。这一切可跟“文化大革命”不沾边，却往往跟口口声声声讨“文化大革命”的“精英”密不可分，不折不扣的“贼喊捉贼”。

　　——“精英”们说，毛泽东“独裁专制”，“压制不同意见”。但“不争论”呢?涉及那么大的国家资产，那么多人的生计，那么重要的国计民生，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连争辩本身都给取消了，不由分说一定要按自己的主张蛮干到底，谁不同意谁就是“反对改革”、“破坏稳定”，这算是民主，还是不折不扣的独裁?

　　——“精英”们指责毛泽东“焚书坑儒”。不知鼓吹“中华文化劣等论”比“焚书”如何?矿难不断，多少矿工被“坑”了，怎么不见“精英”们有半点怜悯?显然在“精英”们心目中矿工不是人，是“会说话的工具”，坑了就坑了。“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中国十三亿人口，只有那几个“精英”才算人，无论如何伤天害理都“坑”不得，否则就是滔天大罪。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精英”是一伙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吸血鬼。不看清他们对少数“精英”和对大多数人民的两副截然不同的立场嘴脸，就不知道什么叫“两面三刀”，什么叫“狼心狗肺”，什么叫“吃人不吐骨头，什么叫“杀人不见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势比人强”。无情的现实从反面验证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没有及时有效的权力监管，所谓“反腐败”只是一场闹剧。而改革“精英”们设计的“改革”则存心专门要制造贪污腐败，制造阶级对立，制造社会危机，制造官逼民反。然后借此逼着中国人接受“要么亡党，要么亡国”的选择，以便他们发动“颜色革命”，逼共产党下台，自己取而代之。他们所谓的“改革”根本就是骗局。别的且不论，“精英”们声称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但市场化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社会诚信。而“精英”们的“改革”充满了弄虚作假，把整个社会诚信破坏殆尽。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们的“改革”连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不够格。也就是说，“精英”们的“改革”实际既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要退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去，就是要把中国搞垮。所以他们设计的“改革”改来改去专把对官僚“精英”们权力的一切制约统统“改”掉，千方百计让他们拥有不受任何监管的绝对权力，实际就是能怎么加剧腐败就怎么来。

　　实践从反面告诉了人们：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方向完全正确。没有来自人民群众的即时有效的权力制约，官员会变成贪官，专家不是变成高级骗子，就是变成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拦路劫道的“专业绑匪”。当年的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知道什么叫“反动学术权威”，不知道他们有多坏，不知道他们心地有多歹毒。而如今老百姓闭着眼都能准确无误地认个一清二楚，说个明明白白。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子，外加反面教员的功劳。“精英”们对“文化大革命”如此恨之入骨，咬牙切齿诅咒不休，就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灭亡中国阴谋的致命威胁。

　　尽管我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种种不当之处，但我仍然承认那是毛泽东为根除“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之癌的有益尝试，本质上必须肯定。既然能够容忍“摸着石头过河”搞“改革”，那为什么就不能容忍“摸着石头过河”搞“文革”?毛泽东从来没有利用搞“文革”之机给自己捞油水，为子女置家产，为个人谋私利。不信，看看毛泽东的子女们今天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着什么样的家当。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公心而非谋私。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毛泽东的失误应该谅解，其本质必须肯定。而搞“改革”的“精英”们呢?一经手“改革”，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一家子大捞一把。改革改得国有资产被盗卖一空，改得普通老百姓怨声载道，谈“改革”而色变，他们却个个捞得盆满钵溢，脑满肠肥。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他们的“改革”是诈骗。毛泽东不谋私利，所以他的“文革”属于科学探索而非蓄意坑人;“精英”们谋私利，所以他们的“改革”属于蓄意坑人而非科学探索。这就是根本区别。诈骗犯大骂“文化大革命”，说明了什么?“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当年毛泽东千辛万苦创建了井岗山根据地，开创了新局面。王明一伙人毫无贡献，却一来就夺了毛泽东的权，把毛泽东的一切成就据为己有，道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留过洋，有学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毛泽东的“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所以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凭自己的头衔和别人对头衔的迷信就强占了别人的一切胜利果实，然后毫不心疼地糟蹋光。中国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艰苦创业了二十多年，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具有完整的现代工业基础、有两弹一星的底子的发展基础良好的国家。这时却跟当年一样，突然跑了出来一伙自封的“改革专家”、“精英”，不由分说把中国人几十年艰苦创造的一切财富全部抢走据为己有，然后全部卖光。他们如此这般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是“主流经济学家”，而其他人呢，“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必不可免的”。所以要“精英”们要霸占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全部劳动果实，然后毫不在乎地卖光毁完。毫无贡献却抢走你的一切，“理由”就因为他是“精英”。这就是“精英”们的逻辑。历史在重演，学术骗子靠“精英”头衔横行霸道招摇撞骗的故事在重演。中国人需要再重演的是什么?是全国大规模的再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的全民再教育。不如此，不足以吸取教训，无法避免再一次的“丧失殆尽”。

　　“精英”们给中国人安排的选择只有两种：

　　1.借口“反腐败亡党”，坚持腐败，走历代封建王朝因腐败而覆灭的老路。

　　2.借口“西方多党制民主才能制止腐败”，推翻共产党，搞“颜色革命”，制造内乱，把中国搞垮。

　　但是毛泽东告诉中国人：还有一条路，就是“文化大革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人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选择，不必坠入“精英”们“亡党还是亡国”的二难圈套。按“文化大革命”的原理，依靠人民群众实现权利的制约，完全可以做到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有效地抑制“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只要中国人不想接受“精英”们安排的那两条路，就只有再捡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则，通过直接依靠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层层官员和“精英”施行有效的权力监管，消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癌细胞。当然，一定要吸取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避免失误和混乱，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如今在某些地方贪官污吏骗子“学者”们已经结成了利益死党，关系盘根错节，上下勾结，相互渗透，订立攻守同盟，团结一致欺下瞒上，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正向着封建割据的方向迅速发展，已经敢跟中央公开叫板了。单纯靠少数人监管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因为腐败在当地已经象癌细胞那样无孔不入，无法用常规手术单个摘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听之任之直至官逼民反和武力解决之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原理，由中央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当地各级组织实施“放疗”，至少照照“X光”，彻底摧毁根深蒂固的腐败网络，打倒大大小小新一代的“东霸天”、“南霸天”。“精英”们“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改革”迟早会强迫中国人三择其一：亡党，亡国，还是“文革”?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将是从“否定”走向“否定之否定”。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