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青山：毛泽东是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光辉典范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全党全国人民不屑于走资派及其附庸“知识精英”掀起的“非毛反毛”妖风，更加敬仰和怀念毛泽东。 谨以拙作《毛泽东是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以深深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泽东自从建党前夕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后，就始终笃信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矢志不逾，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同一切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毛泽东是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伟大的光辉典范。 一、毛泽东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早在1921年2月21日，毛泽东和蔡和森在研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就曾明确指出，党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唯物史。这就是他所说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毛泽东书信集》第15页）192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时表明：“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文集》第1卷，第18页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深刻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真理。他说：“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问题的深刻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毛选》第2卷，第533页） 1945年4有25日，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又一次深刻指明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的理论基础。他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同上书，第1093页） 1949年3有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尖锐地批评王明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的错误，指出：“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文集》第5卷，第259、260页） 从上可见，在民主革命的每一关键时期，毛泽东总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我们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之，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只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彻底地推翻了帝、官、封的反动统治，创建新中国。 那么，建国之后，毛泽东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客观事实表明是：一如既往，坚定不移!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此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集》第6卷，第359页）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正式载入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这就从宪法上固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在中国，这是开天辟地大事，谁不承认，乃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谁就是背离根本大法。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是不是就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行的”。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我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于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成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于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上书，第395、396页） 1956年以后，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召开了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文集》第7卷，第116页）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辩证法，照辩证法办事。他说：“全党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外理社会主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外理国际斗争的问题。”（同上书，第201页） 1958年大跃进开展之后，陈伯达等人就公然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关于读书的建议》中尖锐指出：不为别事，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以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同上书，第432页） 1961`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的讲话中讲到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唯一正确的“工具”。他说：“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转引自《毛传》1949至1976，第1148页）在这里，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非有不可”，因为只有它合用，别的都不合用。 1964年6月16日 ，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国际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作出培养无产阶事业级接班人的战略决策。他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作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的第一条。这就是：“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转引自《毛传》下，1300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时期，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继续高举的伟大旗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我们党和林彪等人狂热鼓吹个人迷信进行过尖锐的斗争中，一如既往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当陈伯达等政治骗子在庐山会议上，利用那个称“天才”的语录发难之时，毛泽东在迎头痛击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毛传》下，第1578） 1973年，为了揭批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政治骗子的面目，尖锐地指出：“我党多年来不来读马、列，不突出马列出，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辩证法，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再次向全党发出号召：“认真学习理论，弄通马克思主义。” 总上可知，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中，我们清楚看到，毛泽东自从建党前夕找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吾党哲学的根据”之后，无论是战争夺取政权的苦难岁月中，还是在建国后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时期里，总是一如既往，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并同一切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原则的斗争。旗帜鲜明，坚定不移，毫不含混，忠诚如一。 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了是真正的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所以能够始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从不动摇，忠贞不二，就在于他对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的认知，深深地植根于睿智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主要是： 其一，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历来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斗争经验的总结，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结晶，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多次生动地描绘过中国人民艰辛地寻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过。他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是这么说的：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已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的新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大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一这就是结论。”（《毛选》第4 卷第1469一1471） 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真理，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了近百年的千辛万苦，艰苦斗争，流血牺牲，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科学真理。这是伟大的历史选择。所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无论是在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直至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坚持这个正确的历史选择。从无怀疑，从未动摇。 其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选》第1卷。第284页）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它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任何社会学科都有自身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而剥削阶级的理论，为少数富人服务，当然“公开申明”不得。否则，就不能骗人。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它科学地揭示了物质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第一次揭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就为各国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全部党史不容分辩地证明：中国革命离开马克思主义“都失败了”；“一经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 其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需要。 毛泽东始终坚信，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他在《毛选》的头一篇名著《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就曾明确指出：“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主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国资本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选》第1卷，第7、8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这是80年前讲的。毛泽东始终坚持这种认知、信念。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解放生产力，就不仅要推翻三座大山，而且要创建社会主义，同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决裂”。 而这是空前复杂而又艰巨的伟大工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靠什么来完成这项伟大工程？只有靠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历来认为，无产阶级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共产党的领导的对错成败，则取决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的无产阶级一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说得好：“自从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毛选》第4卷第1516页）而被资产阶级“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毛选》第4 卷，第1515页）谁要是“告别革命”、“背叛革命”，那当然无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正是建立这种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毛泽东一生始终是旗帜鲜明，不断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对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资产阶级右派，毫不客气地坚决予以揭露和批判。这同我们党某些马克思主义旗帜面前“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领导者，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 三、开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早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争中，就为我们党提出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形象地比作“箭”与“矢”的关系。“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选》第3卷，第820页） 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重要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是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文集》第7卷，第90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中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第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民上书，第281页） 毛泽东一生深受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之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甚至提出，我们在理论上要学习马克思，在实践上要超过马克思。1958年5月8日，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毛泽东传》上卷，第816页） 1960年1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得很好：“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则要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同上书，第109页） 毛泽东所确定的这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想原则，包含着三层意思。一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必须遵守，不得“修正”，不能违背的。因为按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本来就是马克思的观点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落脚并落实在这些基本原理上。如果借口“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修正”了，把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基本原理抛弃了，那么，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一句骗人的空话，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口是心非。 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说老祖宗根据当时当地具体情况所作出的每一具体结论、特殊原则，乃至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都必须坚持。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在于，我们要善于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个别具体结论和特殊原则。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指它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它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包括，也不应包括所有个别具体结论和特殊原则。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坚持，不能违背。 二则是，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止不前。因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从实践中来，那就必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只是“发展”不是以“坚持”为前提；离开此“前提”，不“坚持”，还何来“发展”！ 三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修正主义。正如毛泽东说的，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不顾中国国情特点，生呑活剥照搬到中国，这是教条主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则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不仅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党的基本思想 ，而且找到、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和革命道路。 在民主革命中，是毛泽东，也唯有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王明等人照搬苏联先夺武装夺取大城市的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共产党，找到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就较为顺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的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人。这是旷古未有的、真正的伟大创新!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宣言》共产主义归根到底“消灭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的基本原则，找到和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较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破天荒地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主义基本制度。那种所谓毛泽东“照搬苏联模式”的观点，乃“欲加之罪”。其实，“真正照搬苏联模式”的是刘少奇，正是他照搬苏联“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经验，反对和阻止农业合作化。现在真相大白，资改派及其附庸“知识精英”咒骂毛泽东“照搬苏联模式”，只是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实行公有制，为的是成中国更好地“照搬美国模式”。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毛泽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第一个提出要探寻“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拓和积累了基本经验。诸如：关于要真实地而不是口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党的领导；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对外开放的方针；关于向一切国家学习，但又反对“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的错误倾向及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的方针；关于注重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思想；关于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理论；关于国经济安全的原则，等等。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把我国这么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没有多少外援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建设成了品类完全工业体系，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而且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劳动人民，争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功勋彪炳日月。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披上马克思主义主的衣衫”。修正和否定其基本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赫鲁晓晓夫修正主义就是这样。此人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借口什么新时代、新形势、新特点，提出“和平过渡”，修正和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理；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修正和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理，修正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等等，毛泽东和党中央同赫鲁晓晓夫的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原则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所谓“中苏论战各自都讲了些错话”的论断，貌似公正，不偏不倚，各打五十板，实则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自己搞修正主义打掩护。 改开以来，江泽民等人借口“与时俱进”，“创新”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创新理论”吹得玄乎其玄，什么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伟大创新理论”，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理论结晶”，什么“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的理论体系，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怀疑、动摇，并否定了，如果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勾销和否定了，如果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私制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理取消和否定了，如果认定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告别了”，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帝国主义本质“改变了”……，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呢？这样 一来，马克思主义最后一点影子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马恩选集》第4卷，第236页) 今日中国，载入党章、宪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难道不只是成了应对“天时变化”而临时拿出来披一披的“衣衫”？ 2013年7月16日定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