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对彭真、陆定一的审查
（一）对彭真的审查
对彭真的审查的详细情况，外界了解的不多。
1966年5月4日-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错误问题。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的“反党活动”。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后达十二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关于抓叛徒）的讲话 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毛、林、周、陈、黄、谢、叶都划了圈；周恩来、陈伯达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两字处。 （摘自余汝信撰文：《康生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发表于《记忆》2011年第3期） 至一九七六年对彭真的审查未见下文。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是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彭真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彭真同志已作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中央决定，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彭真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彭真复出以后第一曲重头戏就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一九八0年三月某日，彭真关于四人帮及林彪集团两案审理工作的讲话 〖彭真：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是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苏联在证据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只靠口供，搞了不少冤、假、错案，我们办这个案子同审理其他案子一样，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判。 公安部要打头阵，检察院是第二道程序，法院出来就扎实了。起诉书要拿到书记处讨论，要报中央常委批准。一定要搞好预审，时间不要限制得过死，以搞好为标准。不要匆忙。不要过早登报。 假定“四人帮”罪行有一百条，挑最重要的上二、三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要按法律程序办事。我从公、检、法的角度可以管，但情况不熟。彭冲同志也刚来，“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要抓到底。 ……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 从事实做起，从调查研究做起。离开事实，谁讲也不算数。经过调查研究，有什么算什么。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林彪、“四人帮”他们搞专案，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我们不能这样干。一定要注意三条：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全面，三是看本质。全面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全面，二是现实的全面。历史是指这个人一贯表现怎样？现实是看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怎样？有个外国人讲，中国人非常怪，好的占百分之五十一就是好，坏的占百分之四十九就算坏。这样复杂的案件，不从事实出发怎么行。希望你们搞案子的同志，要很好学习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篇文章，要有这样的认识论，我们党如果能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的观点办事，我们党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要有个专门班子看原始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时可以当顾问。必须把好人办错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别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讲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几十年以前的事，谁能看得那样准？ 首先，彭真的讲话就充分地暴露了：右派所谓的“两案”，是假的；实质上就是搞“四人帮”一案。 彭真说：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 以江青为代表的左派领导人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是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右派硬要把这种路线斗争歪曲成“四人帮”的罪行，并以“罪行”的名义对左派实行镇压。彭真说：只审理罪行，不管路线，完全是骗人的谎言。 “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确实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在历史上留下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恶名。
（二）对陆定一的审查 1，主要问题 （1）“阶级异己分子”问题 陆说上井冈山不久，父亲病故，让我回家分财产，经过中央批准托人回去办理。那时红军非常缺钱，更缺银元，实际取回的银元三分之二上缴组织，留下三分之一，一半给我前妻的岳母供扶养我女儿用，因为孩子的生母在南京被蒋介石杀害了；另一半被我治病买药用了。 １９３７年从陕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里二千多元遗产，将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为办事经费，一千元给前妻亲属用于寻找失散的女儿费用，剩余几百元零钱，留为治病开支。 （2）“内奸嫌疑”问题 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事，陆说当时我公开身份是商人，因我父亲在上海商界有点名气，我向特务提出来，可去上海问问我父亲他有没有我这个儿子。在我一口咬定是商人后，不久就被释放了。 1967年11月，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理组织部长黄旭初，交代陆定一被中统特务吴开先“密捕”搞成“内奸”的经过。 陆定一于1967年12月18日写下《关于我的自首叛变充当内奸的罪行的初步交代》但随后就推翻了。 1933年上海共青团中央被破坏，是从陆所知道的惟一的机关开始的 3，严慰冰写匿名信问题。 1960年严开始写匿名信，一直到1966年1月，共写了60多封。内容不详。 听听王光美对这件事反应，多少可以知道一些情况： 关于严慰冰写匿名信这件事，王光美原来并不知道。 她认为叶群固然很坏，但严慰冰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上组织反映嘛！ 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王光美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是王光美吗？还有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读音不分，也像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 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在匿名信里又说：你没有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刘少奇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 １９６１年，曾请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医生到京给严会诊。 １９６３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严慰冰档案找中宣部核对匿名信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为。 １９６３年事情败露后，陆定一于１１月带严慰冰到上海仍请薛邦祺等会诊。此间陆定一向薛邦祺透露了严慰冰攻击叶群的“症状”。此次会诊安排了一系列治疗。但是并未让其休息或限制她的行动，而是仍在中宣部的工作岗位上照常上班，“参与党内机密”。而且，公安部和陆定一本人并未采取措施阻止她继续“作案”。这使得严慰冰继续投寄匿名信，乐此不疲，而且“越来越猖獗” 在１９６６年１月投寄了一封直接攻击林彪的信。 １９６６年初，陆定一感到事态严重，向彭真求助。 彭真于２月４日打电话给卫生部长钱信忠，说严慰冰和陆定一吵架，陆没法工作，要他安排陆定一住院。 陆定一在住院期间还两次到中组部长安子文家，商讨严慰冰问题。 ２月１８日，根据彭真、陆定一的指示，由卫生部为严慰冰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诊。 ２月２０日，陆定一到彭真家向他汇报会诊情况。 ３月初，又安排了两次会诊。彭真安排陆定一到几个省去搞调查。 ３月１０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找李富春，李不在，又找康生，送上严慰冰会诊情况报告。康生说，中央常委未委托我管此事，叫去找彭真。 ３月１１日，彭真打电话叫张子意、许立群去，给他们看严慰冰匿名信照片，指示要安排严慰冰离开中南海。 ４月８日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诊。 4 月28日，严被捕。 5月8日，陆定一被召回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4日，林彪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散发亲笔写的一份“庄严声明”： 我证明 林彪 18日继续开会。林彪在正式讲话前，会议在过分沉重的气氛中静默了好一会，坐在陆定一对面的林彪，突然对他喊道：“陆定一！你---” 林彪接着说道：“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 陆定一申辩说：“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引起与会者的革命义愤，有人起来揭发批判，场面激烈，周恩来气愤地朝陆定一坐的方向扔了茶杯。陆定一的辩解被打断。 康生说：“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陆被带出会场。 陆定一坚决否认与匿名信有任何牵连：“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提出八条证据，说我同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关，对我的怀疑和愤慨，我亦谅解，因为这类案件，我入党以来的确是第一次看见。但这八条，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冤枉的。” 他对“八条”提出了答辩。 比如，桌子玻璃板下的匿名信和所存的匿名信底稿的问题，陆定一写道：“我在中南海的书桌，是不用玻璃板的……上述这封匿名信，以及严慰冰所有的匿名信底稿，却倒应该是一个反证，证明我同她没有串通。如果串通了，在彭真把她的罪行告诉我以后，她还不会销毁罪证？而依然保存着，甚至压在玻璃板下么？” 又如：“说我用买表写信的办法，给反革命分子严慰冰说‘黑话’，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要说‘黑话’，为什么不在北京时对她口头‘说’，却要到上海‘说’呢？如果是‘黑信’、‘黑话’，我就不敢托华东局宣传部通过组织关系送回北京了。” 关于严慰冰如何知道林彪的地址，“这个原因，我确实不知道。我不打听中央常委同志的所在，有时别人告诉我，我也不传，更不会打听门牌号码……” 再有，“陆德德的取名，不是‘一个德是朱德同志，一个德是彭德怀’。”“这个名字是过瑛（严慰冰的母亲）取的。……陆德是1942年出生的，那时彭德怀在太行山，过瑛根本不认识他。” 陆定一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中央对他在严慰冰匿名信案件中的错误做出结论，以便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1966年６月２７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2，审查 9月30日，中央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 1966年12月9日，陆定一第一次被拉出去接受公开批斗。 １９６８年４月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看守所受刑讯逼供，在批斗大会惨遭摧残。” 坐了十三年牢的陆定一“醒悟了”：中央犯了路线错误了。 审查结果 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 陆定一的罪状三项十三条： 第一条罪状：世代做官。 第二条罪状：陆的父亲说过一句话：“两面有人也好。” 第三条罪状：陆在写给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门第”一句话。 第四条罪状：陆写了一个字据，接受父亲的遗产。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一顶帽子：“阶级异己分子”。 第五条罪状：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做了好事，又说秦只有一年。 第六条罪状：年庐山会议前，在火车上彭德怀找陆谈过话，陆向他提供材料。 第七条罪状：陆对其弟陆亘一十六岁时的变节行为写得轻了。 第八条罪状：陆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二顶帽子：“反党分子”。 第九、十、十一、十二条罪状，各说一个特务头子每人有一句或半句话，与陆的供词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第十三条罪状:1933年上海共青团中央被破坏，是从陆所知道的惟一的机关开始的。 以上五条合成第三顶帽子：“重大内奸嫌疑”。 这次会议周恩来因为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提出“还是留在党内”，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养起来。陆定一拒绝签字、出狱。
3，翻案平反 1978年12月2日，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把陆定一接出了监狱医院。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印发了文件。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的错案作了彻底平反。但不是冤案。 胡耀邦请陆定一出任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年老体弱推辞。 1979年7月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陆定一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9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陆定一为中共中央委员。 1982年，党召开十二大，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陆定一当选为常务委员。 1983年他再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他继续当选为中顾委常委，直到中顾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机构撤销为止。
4，死不悔改 1979年3月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两家报纸同时发表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说：指出“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行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特别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 1983年12月24日，陆定一写了一篇结合整党谈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薄一波给胡耀邦的一封信，信上说：定一同志的文章，写得新颖别致，你看能不能发表。胡耀邦批示，可以在《光明日报》发表。不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文章说： 从1957年算起，到现在已经26年，我们党有20年处在幼年时期，就是从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幼年时期，有10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乱，损失极大。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成熟了的历史标志。 毛泽东同志，忘记了自己所倡导的思想，直到他身后才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恢复呢？这首先当然是由于全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再则，由于毛泽东同志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听不进反面意见了。他对斯诺的谈话，竟主张需要有个人崇拜。三则，因为他老了，即使想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切剥削阶级的基础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革命呢？还要革命的。《共产党宣言》说，在工人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还要“不断革命”。这个“不断革命”，指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要随之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工人阶级自觉的改革，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个“革命”呢？是主观上臆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或称“走资派”），对它实行“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列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