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上，德国首都柏林繁忙了一天的街道上开始渐渐安静下来。

　　“国会起火了!”随着一声叫喊，只见座落在共和广场旁的国会大厦浓烟滚滚，火焰顿起。一道红光照亮夜空，很快火舌吞噬了大厦的中央圆顶，这座用10年时间建成的巨大建筑物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火光之中。

　　国会议长戈林很快来到现场。他满脸通红，两眼放光，挥动着双拳，大声喊着：“这是共产党干的!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证!我们一定不能再坐等!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把他们抓起来杀掉!”

　　几分钟后，德国总理希特勒和宣传部长戈培尔来到现场。希特勒对一旁的外国记者说道：“这是神的指示，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人!”

　　当夜，德国政府发表通告宣布是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并声称纳粹冲锋队在现场抓到的一个名叫卢勃的荷兰“共产党员”是“纵火犯”。

　　第二天，希特勒党徒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希特勒又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

　　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横行无忌，到处抓人、杀人，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和1.8万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连正在德国的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格?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名保共活动家也遭到逮捕。

　　很显然，这是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德国政局动荡不定。希特勒抓住时机，用盅惑人心的口号煽起一部分德国资产阶级的复仇心理和反对共产主义情绪，1933年初，希特勒骗取了资产阶级信任，担任总理，建立了法西斯军事专制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加紧实行自己的侵略战争政策。

　　以台尔曼为首的德国共产党在德国人民当中威望很高，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也最坚决，成了希特勒的“眼中钉”。为防止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胜，并进一步控制全国，法西斯分子大造反对共产党舆论。“国会纵火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9月，纳粹分子宣布在莱比锡法庭公开审理这个案件。开庭的前一天，世界许多新闻工作者和进步律师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大量人证物证，证明被控告的共产党人无罪，并提出有根据的怀疑：国会大厦是纳粹党领导人烧的，或是在他们指使下烧的。保加利亚、德国、法国、美国的25名律师还自愿为季米特洛夫辩护，但纳粹帝国法庭不允许被告人自由选择辩护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决定自己为自己进行政治辩护，与法西斯分子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戳穿他们的阴谋。开庭第三天，轮到季米特洛夫出庭。他说：“不错，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不是政变的组织者，也不是纵火者……”实际上国会着火那天，季米特洛夫根本不在柏林。

　　季米特洛夫慷慨陈辞，严正地驳斥了法西斯分子嫁祸于共产党的卑鄙手法。他把法庭变成了讲坛，利用它来阐明共产党、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

　　法庭庭长听着这位政治宣传家的长篇演讲，觉得他好像变成了法官，是他在掌握着审讯的方向。他慌忙打断季米特洛夫的演讲，拉出了所谓的“纵火犯”卢勃，问道：

　　“你跟纵火犯是什么关系?你们是怎样密谋的?”

　　季米特洛夫转过身，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卢勃说：“你当众说明，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我不认识你，也没见过你。”卢勃答道;

　　季米特洛夫对着整个法庭朗声说：“问题无疑是很清楚的。在这场审判中，卢勃只不过是被操纵的木偶，可怜的木偶被送交法庭，而操纵者已逃之夭夭。作为一个无辜的被告，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对立即彻底查清国会纵火案，捉拿真正的元凶，是很感兴趣的。”

　　庭长眼看季米特洛夫要把审判引向追查幕后策划者，又立即打断他的话，对他进行威胁。季米特洛夫毫不畏惧，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对法西斯分子最可怕的问题：“纵火者不是通过通往国会的通道进去的吗?”

　　庭长失去了自制，吼叫起来：“这个问题不准讨论!”随即宣布休庭。

　　法庭后来又进行了几次审判，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纳粹党头目们发现他们的策划正在失去控制，便决定由纳粹头子戈林到法庭“作证”。

　　戈林指手划脚地胡说了半个钟头，季米特洛夫发言，开始反问戈林：“那个荷兰人在起火之前正是在警察宿舍里过的夜，他是怎样潜入国会的呢?应当先从警察和他们的头头中找出纵火犯来。”

　　戈林气得高声尖叫：“我不是来让你像法官似地来审问我的，你是早该上断头台的罪犯”。

　　戈林的失态表现使法官都感到难为情了，他连忙结束了这场争论。纳粹分子的这一招又告“失灵”。

　　在莱比锡审判中，季米特洛夫给了刚刚上台的德国法西斯第一次政治道德上的无情打击。由于他的英勇斗争，同时，各国共产党、法西斯受害者国际援救委员会和其他反法西斯组织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活动，莱比锡法庭终于被迫无罪释放季米特洛夫等四人，但判处卢勃死刑。“国会纵火案”的“谜底”后来也真相大白。

　　原来，是纳粹党的柏林冲锋队队长带领他的部下，经过通到国会大厦下的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钻到国会大厦，洒上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点了火，然后从原路回到戈林的议长府。同时，纳粹冲锋队找到了对放火有癖好的荷兰人卢勃，让他再放了几把火。

　　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控制全国的目的是暂时达到了，从1933年开始，德国开始了公开的战争准备。整个欧洲都笼罩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

季米特洛夫的辩护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庭长：还有什么问题?季米特洛夫，你还有什么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还有好些问题，特别是因为，今天有普鲁士的总理和德国国社党的领袖来作证。开头先提几个小问题!海道尔夫伯爵在这里向法庭供称，他在二月二十七日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半光景，曾经自动发布了一个指示，要求立即逮捕一切在柏林的共产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据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是完全出于自动的。我想问你，总理先生，在十一点、十二点半或者十二点的光景，海道尔夫伯爵有没有同戈林先生谈起过由于国会纵火要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戈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老实说，我在以前的发言中已经回答过了。当海道尔夫伯爵一听说发生火警，他也同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就明白这一定是共产党干的。因此，他就对自己的亲信作了这样的指示。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曾经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跟他说，我现在认为有必要请他指示他的冲锋队员：现在必须把所有的人立即逮捕起来――他回答说，他已经发布了这样的指示。可见我对这个指示是要负责的。但是当时实际上这个指示还没有执行――因为总共才过了半小时。我对发布出去的指示负责，并且确证它具有国家当局命令的性质。要不然，我本也可以这样说(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听我说，海道尔夫伯爵，我不希望这样做，我会用别的方法来完成它。我请您不必参与这件事了!这两件事情是相吻合的，当时我对他向下属作的实际上没有付诸实行的指示负责，而现在这个指示已经以国家当局的名义执行了，因此国家对发出去的这个命令负责。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毫无疑问，关于国会纵火案，海道尔夫伯爵是同戈林先生意见一致的。我只想知道，在十一到十二点之间你同海道尔夫伯爵之间有没有举行过私人的会谈。这是我想知道的。

　　戈林：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你刚才也已听到了：海道尔夫伯爵到我这里来过，这是不言而喻的。

　　季米特洛夫：.好!国社党议员加尔万尼先生和弗莱先生曾经在这里向法官供述，他们在十一点钟光景，或许稍晚一些，曾经就国会纵火案向内务部报告，说他们两个人同奥地利国社党员克洛耶尔在起火那一天见到托尔格列尔同范·德·卢贝态一起。那时这两个议员有没有同戈林总理先生个人讲过话?戈林：没有。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知不知道加尔万尼先生和弗莱先生来报告这件事?戈林：我是在递交了这个报告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这个报告当然要给我看，因为它是有决定意义的和极重要的证件之一。

　　季米特洛夫：能不能知道你是在什么时间见到报告的?戈林：在火警以后的第二天。

　　季米特洛夫：早上还是夜间?戈林：天哪，这我可不记得了。可能是在午饭前后。

　　季米特洛夫：我要求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戈林：我见到报告的时间，将来随时可以根据证件来确定。

　　季米特洛夫：那么，是在饭前还是饭后呢?庭长：证人先生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但这在将来是可以确定的。

　　戈林：载入记录中的部长顾问迪尔斯的供述，可以确实断定这个证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向我来呈报的。

　　季米特洛夫：与这问题有关，我想提醒总理先生，加尔方尼先生、弗莱先生和克洛耶尔先生对我的问题曾经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们是在半夜以后一点或者一点半钟的时候去报告的(特切尔律师;但不是向戈林先生报告)。但是在这以后这三位先生还呆在内务部里!戈林：我再次着重指出：事情十分明白，这三个人到了内务部，在那里作了报告，不过是向官员报告的，不是向我。这些人到内务部来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这件事要到人家第一次向我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案卷是随着无数其他的报告一起向我呈阅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再次声明：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看到报告的，不过这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可能发生在晚上――我不知道;可能发生在饭前――我不记得。要知道，近八个月来我还有很多别的事。但是这件事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的。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八日报上刊载了戈林总理先生关于国会纵火案的一篇报导或访问记。那里是这样说的(这篇报导的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这一点部长先生在这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过)，托尔格列尔参与其事;此外，那里还说，被捕的荷兰共产党员卢贝在被捕时在他身上除了发现护照外，还有一张共产党的党证。我问你：戈林总理先生，你当时是从哪里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戈林：必须说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对这个案子太感兴趣，就是说，我还没读完所有的报告。但我有时发现，你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因此，老实说，我猜想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你已经早就搞清楚了的。我已经说过：我不能到处乱跑，也不能去搜别人的口袋。我有警察(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这些警察会搜寻所有的重犯(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并且会向我报告他们搜到些什么(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要知道，这是明白不过的事。

　　季米特洛夫：戈林总理先生……(庭长;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说话的自由，……

　　庭长：现在让我来说!(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我提醒你注意，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说话的自由!)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假如你要提新的问题，现在你就说吧，但是你说的话要能够使我确实了解。

　　季米特洛夫：对，十分确实：我告诉总理先生，当时抓住范·德·卢贝并且审问他的那三个警察，他们在这里异口同声地供述，没有在卢贝身上发现什么党证。我想知道，戈林先生的报告里为什么要那样讲。

　　戈林：关于这，我可以确实地说。(季米特洛夫：请吧!)这是个正式报告。可能报告是在第一夜当夜里就做好了，因而官员来不及那么快地对它进行检查。也可能，在某个官员讯问证人的记录中提到过党证，这个官员没有对记录进行检查，以为这是事实，当然，他也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我了。这个报告我是在第二天午饭前交给报馆的。那时，当然侦查还没结束。这个报告我是从记录中知道的。官员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就是说他们对报告中的哪些地方没有核对，我是不知道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在开庭的时候，已经弄清楚卢贝身上并没有党证。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作为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你当然要对国会起火以后的刑事警察的行为负责。你以总理和部长的身分，当时是不是采取了措施来立即进行侦查?庭长：你后面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懂，再说一遍!季米特洛夫：我问，戈林作为总理和内务部长和国会议长，有没有命令警察局立即搜索卢贝的同谋犯?(戈林：那当然罗!)他当然(他自己这样说)要对自己的部和自己的警察负责，对不对?(戈林：完全正确!)我问你，在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或者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侦查卢贝的所有行径，例如从柏林到汉宁斯道夫，卢贝出现在汉宁斯道夫警察局，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看守所过夜，卢贝在这里认识了两个人，对这些问题，内务部长先生作了些什么侦查。戈林先生，你们的警察局为了侦查这些线索和确定卢贝的同谋犯，做了些什么?庭长：这个问题提得好长!

　　季米特洛夫：它提得十分明确!戈林：我早就着重指出，我要负些什么责任。你不必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一个够细心的人，你就会从我说的话里了解到，我说过，我是一个部长，当然不必像一个密探那样去搜索罪犯，我有刑事警察来干这种事，他们会侦查出案情的细节详情;而当确定卢贝有罪的时候，刑警的一切根据应当主要交给法庭，而不是给我。我只发布命令，要这个侦查工作进行得尽可能快和精确，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卢贝应当还有同谋，这一点我是十分明白的(季米特洛夫：我也十分明白)，因此要把这些骗子手尽快抓进牢里去。这就是我发过的命令。

　　季米特洛夫：你以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的资格发表了宣言，一个向德国和全世界发表的官方宣言，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是国会纵火犯(戈林：当然!)，这是共产党干的(戈林：当然!)，德国共产党同外国共产党员范·德·卢贝和别的类似的人有勾结，在这个宣言发表之后，这种观点就给警察局的侦察以及其后法庭的侦察提供了一个肯定的方向，并且由于你的宣言防止了其他搜索真正的纵火犯的可能和途径，你说对不对?戈林：我已经知道你想说些什么。事情十分明显。刑警受命四出进行侦查，他们将到那里去找寻线索，那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要知道我不是刑事警察官。我是一个负有重任的部长，因此对我来说，我注意的就不是个别的小骗子手，而是要对罪行负责的政党和世界观。刑警已经在侦查一切线索，你放心好了。但我的工作是确定这个行为是不是叛国罪，就是说，确定这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呢，还是不属于政治范围内的罪行?这是一个政治性的罪行，当它一发生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正像我今天一样明白：应当到你们的(转向季米特洛夫)党里去抓罪犯(向季米特洛夫幌拳咆哮)。你们的党是罪犯的党，应当消灭它!庭长(向季米特洛夫)：既然你谈到法庭的见解，那我……，你不是刚才谈到这一点的吗?是不是法庭的见解?季米特洛夫：不，庭长先生，我是说，这种政治观点可能影响警察局以及其后法庭的侦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侦查主要是只按着一个方向进行的。因此，我提出质问。

　　戈林：季米特洛夫先生，假如这是合乎事实的，那末警察局的侦查也是按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的。

　　季米特洛夫：这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截然不同。

　　戈林：而我的看法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那当然，我是被告嘛!

　　庭长：你只能提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说下去，庭长先生。戈林先生知不知道，他刚才说起的这个“应当消灭”的党，正统治着世界的六分之一?这就是苏联。(戈林：很遗憾!)这个苏联同德国在外交、政治、经济上都有关系。由于苏联在经济上的定货，千千万万德国工人在过去和现在才都有工可做。你知不知道这一点?戈林：这我是知道的。(季米特洛夫：那就好了!)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听到像俄国的期票已经可以兑现这一类话，我是会很高兴的。这有助于使这些定货真正地给工人以工作做。但是我总还得说，这是外国的事。俄国做些什么，同我完全不相干。我在这里只是同德国共产党、同放火烧国会的外国共产党骗子手打交道。

　　季米特洛夫：同德国共产党作斗争，这是你的权利。而我的权利和共产党的权利是，非法地居住在德国，向你的政府作斗争;我们正在进行着这场斗争，正在较量高低，而不是……

　　庭长：季米特洛夫，我禁止你在这里进行共产党宣传。(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在这里进行国社党宣传。)我绝对禁止你这样做。在这个大厅里不能进行共产党宣传。

　　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同我的最后的问题相联系，这里还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政党和世界观。戈林总理先生在这里宣称，苏联是外国，这个国家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而在德国却要进行反共斗争。但这种世界观、这种布尔什维克的世界现正统治着苏联，、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优秀的国家，在德国这里也统治着代表德国人民优秀儿女的百万信徒。你知不知道呢?

　　戈林(咆哮)：听我说，我现在要告诉你德国人民知道些什么。德国人民知道你在这里的作为怎样无礼。你是为了国会纵火案到这里来的，而来了以后还居然这样傲慢不逊。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你来控告。(季米特洛夫：你是证人!)在我看来，你是一个早该吊死的骗子手。

　　季米特洛夫：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庭长：季米特洛夫，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进行共产党宣传。(季米特洛夫想说下去)现在你还敢再说一句话，。我就把你撵出去。你不应当在这里进行共产党宣传。你已经这样干了两次，怪不得证人先生要这样大发雷霆。我绝对禁止你这样做。假如你还要提问题，只能提纯粹事务性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的这种解释使我十分满意。

　　庭长：你满意不满意我不管(季米特洛夫：十分满意!)在你说完这几句话以后，我就剥夺你的发言权了。(季米特洛夫：我要提问题。)我剥夺你的发言权。坐下。(季米特洛夫：我只提事务性的问题。)我剥夺你的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你害怕我的问题吧?戈林：你才该害怕呢，只要你离开法庭，我就会把你抓起来，你这个骗子手，你!庭长：季米特洛夫三天之内不准出庭。马上把他赶出去!(季米特洛夫被逐出大厅。)[4]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1933年，刚刚上台的希特勒法西斯为了巩固它的反动统治，打击国际进步力量和德国共产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德共和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相继落 入法西斯的魔爪。同年秋天，在莱比锡法庭上，一个被诬陷犯“纵火罪”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大义凛然地揭露法西斯的阴谋和罪恶，他的英雄胆略和犀利言词震惊全世界，他的英勇斗争事迹被誉之为对法西斯势力的“第一次打击”。这个大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就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1882年6月18日出生于保加利亚西部的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里。由于兄弟姐妹多， 家境贫寒，季米特洛夫不得不在十三岁时开始当印 刷工人。他边工作边自学，逐渐接受马列主义思想， 积极投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1902年加入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他坚定地站在以布拉戈耶 夫为首的紧密派一边，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广泛派 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1904年季米特洛夫当选为保 加利亚全国职工总会的领导人之一，此后长期担任 该组织书记，并领导了数百次罢工斗争。他的组织才 干、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灵活的战略、 策略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锻炼出来的。这个时期， 季米特洛夫还密切关心国际工人运动，他代表保加利亚职工会参加国际工人阶级反对改良主义的斗 争，并支援各国工人的解放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后，他在动员保加利亚士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 同时，奔走于巴尔干各国，联合这些国家的无产阶 级反对帝国主义策动的巴尔干战争，为此，他多次 被捕入狱。这个时期，保加利亚国内的革命形势正在 蓬勃发展。1921年，季米特洛夫受党的委派到莫斯 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那儿，他见到了列宁。列宁在听取他的汇报后表示希望保加利亚 共产党(1919年改为此名)冷静分析国内形势，要 看到反动派的强大， “不要想得太天真……”。一年多以后，发生在保加利亚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1923 年6月发生的法西斯军事政变，保共对农民联盟的反政变斗争采取了错误的“中立”立场，以及保共领导的九月起义遭到失败等等都证明了列宁预见的正确。血的教训使季米特洛夫和保共其他领导人痛切 地认识到建立工农联盟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由于起义被残酷镇压，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等大批革命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同年12月 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书记，先后到维也纳、柏林等地担任共产国际和保共中央国外 局的领导工作。1933年3月，正当他为组织西欧人民 的反法西斯斗争而日夜奔波时，被德国法西斯逮捕 入狱。在狱中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季米特洛夫阅读了 大量历史和法学书籍，准备了一篇篇有力的法庭辩 护词，特别是他在法庭上的最后发言，成为共产党 人揭露法西斯的著名檄文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无 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策略的正义宣言。季米特洛夫 在莱比锡法庭上的斗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写 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全世界人民声援季米特洛夫的强大斗争的压力下，德国政府不得不将季米特洛夫宣告无罪释放。 他于1934年2月到达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 工作，五月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在 1935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 人阶级的反法西斯团结而斗争的任务》的主要报告， 他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法西 斯斗争。在报告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各国人民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著名理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 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主动解散为止，他始终积极地帮助各国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1945年11月，季米特洛夫返回阔别二十二年的 解放了的祖国，直接领导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 的活动。1946年保加利亚举行全民投票，废除了君 主制，季米特洛夫出任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领导制定了1947年的宪法。1948年，他在保加利亚共产党(此次大会改为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 出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总路线，规划了新保加利亚 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宏伟蓝图。1949年7月2日 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当时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唁电，称他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在描述这位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光辉业绩时，人们往往盛赞他的崇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情操和充满革命激情的、实事求是的风格。他长期 在国外工作，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我在从事什么工 作，我总是时时刻刻想着我的保加利亚人民，在为 他们的将来，为他们的美好幸福而工作……”。他在莱比锡法庭上铿锵有力地歌颂保加利亚民族说：“一个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它的语言 和民族性的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在与保加利亚的法西斯作斗争并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我国工农——这样 一个民族不是残忍的、野蛮的。”他响亮地说：“我没有理由因为自己是保加利亚人而感到羞耻，我因为自己是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他 胸怀宽广，洞察世界革命风云变幻。他特别对于西欧、巴尔干和亚洲人民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经常作出精辟的分析，提出深邃的建议。他长期在工人群众和革命者中间活动，养成了平易近人的质朴作风， 他善于接触各方面的人土，直到晚年还兴趣盎然地 经常同青少年、演员、作家、工人、国际朋友交谈， 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

　　季米特洛夫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都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到今天，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和进步人类都将永远铭记他在莱比锡审判上的那句名言：

　　“伽利略被惩处时，伽利略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具有与老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历史的车轮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着。”

　　法庭后来又进行了几次审判，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纳粹党头目们发现他们的策划正在失去控制，便决定由纳粹头子戈林到法庭“作证”。

　　戈林指手划脚地胡说了半个钟头，季米特洛夫发言，开始反问戈林：“那个荷兰人在起火之前正是在警察宿舍里过的夜，他是怎样潜入国会的呢?应当先从警察和他们的头头中找出纵火犯来。”

　　戈林气得高声尖叫：“我不是来让你像法官似地来审问我的，你是早该上断头台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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