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 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 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 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 话说一个时期以来，红军长时间的频繁作战和大踏步的进退，部队十分疲劳，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急噪和埋怨情绪。此时的林彪，也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他要带头倡议撤换领导，撵毛泽东下台。林彪对聂荣臻等人说： “红军行动的路线，尽是在弓背上，而不是在弓弦上，走的冤枉路太多，官兵被拖得精疲力竭。” 林彪又给彭德怀打电话说： “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人都在旁边，聂荣臻听不下去了，毫不客气地说： “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要部队不执行。” 林彪不听，又给“三人小组”写信。他在信中写道：近一两个月以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下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 林彪把信写好后，要聂荣臻签名，聂荣臻劝他说：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背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1个小本子又1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数字翻出来，说你缴获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能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我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要负责。” 林彪依然我行我素，他在信上单独签了名，派人送交中共中央。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以北10公里处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解决林彪的信和刘少奇、杨尚昆在二渡赤水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参加扩大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外，还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人。 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而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意见，是彭德怀指使林彪搞出来的。 彭德怀在会议开始前，也看到过林彪写的这封信，当时他没有想到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也不在意。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说：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革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问题是敌人的重兵寸步不离地紧紧尾追我们，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这是幻想，战士有这种想法，这不奇怪，而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以更严厉的口气接着说： “林彪同志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 毛泽东对林彪没有深究，只是训斥他说： “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又说： “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彭得怀听了毛泽东和与会者的批评，没有作解释。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是想把事情办好；自己也没有同意刘少奇、杨尚昆的观点。他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心想，等林彪、刘少奇、杨尚昆将来自己去申明吧。所以，他只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因为长干山、鲁班场两仗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 他也批评了林彪，他说：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更是不妥当的。” 林彪在会议上也没有说明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又不做解释，所以，毛泽东对于彭德怀指使林彪写信反对他，深信不疑。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先后4次向彭德怀提出这个问题。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才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此事至此才算了结。此是后话。 再说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将继续北上，准备越过大渡河，与红4方面军会合。 5月12日，蒋介石飞临昆明，策划和指挥聚歼中央红军的新计划。 龙云向蒋介石献计说，要像当年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急电四川刘湘派兵堵截；命令川军20军及21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赶往大渡河北岸防堵；命令刘文辉将24军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交由刘元璋率领，归薛岳指挥，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上堵截红军；命令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约有500公里，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嵩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福林，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还必须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走第一条路无疑，于是，他就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 蒋介石此次布防，投入中央军十几万人，川军五六万人。布置完毕，他又2次飞临川康前线视察。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说： “我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蒋介石企图围歼我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我军应迅速北进，争取渡河先机，首先进达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机动作战，争取赤化。为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须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族群众，以高速度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边，迅速以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敌进行连续战斗，开展川西局势。” 当晚，先头部队红1军团开始行动，攻占泸沽。 毛泽东在部队行进到西昌县锅盖梁地区时，提议组织一支先遣队，并提议由刘伯承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因为罗瑞卿有病，又改为聂荣臻任政委，由他们带领红1军团红1师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1团为先遣队，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路。 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来到刘伯承、聂荣臻处接受任务。聂荣臻说： “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刘伯承说： “许多年前，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石达开率数万人在清军追击下，就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现在蒋介石叫嚣，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共军插翅难飞，必成石达开第二。” 黎林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前面，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红1团的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准备冒着毛毛细雨，摸黑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出发之际，中共冕宁地下党派人来到先遣队所在地泸沽，向刘伯承、聂荣臻汇报了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刘伯承结合红1团侦察组报告的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居民、给养和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说： “敌人显然已经判定我军走西昌与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御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宜成功。我们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 聂荣臻说： “我同意。另外，还可以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大树堡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 刘伯承当即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为军委正在行军途中，电台联络不上。刘伯承、聂荣臻果断决定，先遣队改道前行。不久，军委回电同意这一方案，并强调说：“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5月21日，毛泽东、朱德电示在冕宁城的刘伯承、聂荣臻：先遣队“务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5月22日，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开始进入彝民区。 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系民族中的一支，彝族人身材高大，肤色较深，信奉黄教。此时的彝民区仍然处于奴隶社会，称为“黑骨头”的彝族人是贵族，其他民族的人又称他们为“黑彝儿”；称为“白骨头”的战俘——汉人、苗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则是奴隶。 先遣队一进入彝族区，山上山下的彝民们，成群结队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都围了上来。工作团的负责人萧华、冯文彬通过请到的一个通司，也就是翻译，向彝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萧华大声说：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彝族人民的兄弟，和国民党的官兵不同，我们是去打国民党的军队的，不是来抢劫彝族群众的，我们希望彝民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北上，不在此常住。” 尽管如此，彝民还是把工兵连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它用具，一抢而光。只是他们并没有伤害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严守纪律，也没有伤害一个彝族群众。 萧华又通过通司告诉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他欣然同意。萧华告诉他，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们打天下的，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萧华又说，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小叶丹首领结为兄弟。 彝族人十分重义气。小叶丹的四叔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又听说刘司令要与首领结为兄弟，就欣然答应了。 刘伯承没想到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他听了萧华的汇报，当即上马，去和小叶丹歃血结盟。 这天晚上，先遣队返回15公里，在汉民地区的大桥村宿营。 次日清晨，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去，受到了彝民的热烈欢迎。小叶丹率领许多人欢迎先遣队，他们举着1面红旗，在白色的旗套上写着：“中国夷民红旗沽基支队小鸦头”。刘伯承送给小叶丹1支手枪和一些步枪，小叶丹也把他的一匹高大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还挑了几名彝族向导为先遣队带路。 毛泽东在冕宁会见了县城附近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请他与从冕宁到大渡河一带的各个沽基家支及其头人联系，并转送中央红军给他们的礼品。就这样，中央红军全部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有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 5月24日黎明前，红1团在杨得志、黎林的率领下，到达离安顺场七八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探。他们了解到安顺场是位于大渡河边的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镇，守军有两个连，只有1条船，其余船只均被烧毁或抢走了。渡口对岸有守军1个团，该团1营驻在安顺场渡口，其团部和主力则在下游8公里处的安庆坝。 此时，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佯攻部队红5团也到达了大树堡，他们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国民党军的主力引到来了富林一线。蒋介石闻报，大喜过望。为了“确保河防，困厄共军”，他严令河防守军立即做到：收缴南岸的所有船只以及可做渡河的材料，搜集南岸民间的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烧尽南岸一切可供红军用以掩护接近河边的民房，扫清守军的射击地段。 这天晚上10点多钟，刘伯承、聂荣臻也赶到了安顺场附近。毛泽东、朱德电令红1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刘伯承、聂荣臻、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商定：由黎林率2营到安顺场渡口下游佯动，吸引对岸国民党军那个团的主力；由杨得志率1营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由3营为预备队，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刘伯承让警卫员去找第1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一到，聂荣臻就问： “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就给他简单地讲了石达开的故事，然后说： “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军队围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刘伯承对杨得志说： “我们会不会变成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说： “请总参谋长交代任务！” 刘伯承说： “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们马上率领1营去完成3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到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要在黎明前开始渡河，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 此时的天漆黑漆黑的，雨也下个不停，杨得志、黎林分别带着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出发了。 1营靠近安顺场，分3路包抄上去，不到半个小时，两个连的守军就全部被打垮了。 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古名涐江，当地人又叫铜河，历来以险要著称。在安顺场渡口，河面有3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使水面形成无数漩涡，可使鹅毛沉底，即使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就是用船横渡，也必需先将船只拉到上游1公里许再放船，还须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10余名船工篙橹并施，与水的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的码头上方可。倘若一旦对不准码头，碰上河边的石壁，立刻就会前功尽弃，船毁人亡。 红军战士在河边发现了1只小船，这是南岸唯一的1条船。原来这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国民党营长留下来的，他准备风声一紧就乘船逃到北岸去，没想到还是被红军缴获了。 杨得志在河边观察水势，考虑各种渡河方案：让战士们凫水不行，架桥也不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那只缴获的仅能容纳十几人的小船进行强渡了。 孙继先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一推，船就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此时的刘伯承和聂荣臻比孙继先还着急，他们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经被消灭，1营占领了渡口。他们马上赶往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 “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 孙继先听到喊声，赶紧回答： “我在这里。” 刘伯承说： “孙继先啊，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 孙继先这才醒悟过来，光顾推船了，竟忘了点火报信！此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3点多了。 杨得志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聂荣臻站在岸边看到大渡河如此凶险，也想不出别的办法，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组织一支精悍的敢死队，乘坐那只唯一的小船，实行抢渡，夺取敌人的工事。 杨得志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孙继先决定在2连里选派。于是，2连指战员们就集合在屋子外面的场地上，静静地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令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宋祥云、谢良朋、丁流明，16个名字叫完了，16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一列，一个个神情严肃，他们都是2连最优秀的干部和战士。突然，一个小战士“哇”地一声从连队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 “我也去！我一定要去！” 孙继先一看是2连的通讯员陈万清，他激动地看看杨得志，杨得志也被感动了，他朝孙继先点点头。孙继先对小战士陈万清说：“去吧！” 陈万清高兴地抹了一把眼泪，赶忙排在16人的队列里。一支由2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的17个勇士，组成了强渡大渡河的敢死队，他们每人配备了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17人，于是决定：第一船由熊尚林带领；为了加强领导，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亲自掌握。聂荣臻面对勇士们进行了政治动员，他说： “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飞，要让你们变成第两个石达开。同志们，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和吃苦精神，我们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 敢死队眼看就要出发了，可是此时部队携带的迫击炮没有炮弹了。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马上带领供给人员到处奔波，好不容易筹集到了几发炮弹，及时送到了前沿阵地。 赵尔陆，1905年6月4日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31年红4军为了加强后勤工作，将红29团团长赵尔陆调到军部，担任军需处处长。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赵尔陆把红4军的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因此，他很快被红1军团领导选中，调任为军团供给部部长。 5月25日拂晓，强渡的时刻就要到了，熊尚林首先带领8位战士上了小船。杨得志说： “同志们，万千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几名船工撑着满载勇士的小船，在热烈的鼓掌声中离开了河岸，在波涛汹涌中颠簸前行。突然，对岸的守军向小船开火了。“开火！”杨得志一声令下，1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的重机枪和团里其它的5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向对岸实施压制射击。嘹亮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刘伯承、聂荣臻也走出工事，站在岸边观察。战士们为了首长的安全，停止了吹号。刘伯承说： “号声为什么停了？继续吹！” 萧华马上跑过去，从司号员手里夺过号，鼓起胸膛就吹。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时，大家都是一个心情：打吧，朝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 小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远了。突然，从对岸的村子里冲出一股国民党守军，涌向渡口。杨得志立即命令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成章开炮。赵成章射击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轰！轰！”两声巨响，不偏不斜在守军群中开了花。那股涌向渡口的守军立即溃退，四处逃窜。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渡船终于靠拢码头，勇士们跳上岸去，一阵猛烈地冲锋，抢占了渡口工事。第二船的勇士们过河后，加强了渡口防御力量，多次打退守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阵地。 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一船又一船的红军战士送过对岸，战士们乘胜追击到渡口下游。已经过了河的赵尔陆又带领供给人员，到处搜寻渡船，终于又意外地缴获了2只船。后续部队连夜不停地摆渡。 5月25日深夜，毛泽东入住在一个小镇的中药铺里，李富春告诉他小镇里有个清末老秀才，名叫宋大顺，83岁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时，他已经11岁了，曾耳闻目睹了当年石达开部近万人被杀上千人跳江的悲剧。 毛泽东当即派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去请宋大顺。宋大顺一进门，毛泽东亲自为他倒开水。寒暄已毕，毛泽东言归正传，问道： “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吧？” 宋大顺见问，便摇头晃脑地说出4句话来： “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拦，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檑木蔽天。” 宋大顺临出门时又言道： “此地凶险，勿停留！” 正在此时，毛泽东接到红1团抢渡成功的消息，他和红军总部命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急进。命令中还说：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2根毛竹。 毛泽东在队伍出发前，已经为自己找好了4根毛竹。在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替他们又是背枪又是背米。警卫员要求为毛泽东分担两根毛竹，毛泽东边走边说： “执行命令人人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了。” 前方进入一片山林，天上突然落下一场大雨。警卫班战士把毛泽东围在中间，为他撑起了纸雨伞。毛泽东不住地随着风向的变化，将雨伞推向战士们的头上，结果，大家无一不是淋得落汤鸡似的。毛泽东的帽檐上、袖口上、裤腿上，都在不住地往下滴水。 毛泽东带领后续部队急行军来到离安顺场二三公里的山脚下休息。附近一个地方立有一块石碑，很多人都去观看碑文，毛泽东也走过去观看，看完了碑文，他向战士们解释说： “这块石碑是记载太平天王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1856年4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困：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壁，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的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40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毛泽东又从战略上分析说： “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后，再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又说： “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一个战士“哼”了一声回答说： “敌人是在做梦！” 毛泽东高兴地说： “同志们，你们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了！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渡过河去！” 5月26日上午10时，红1团才全部渡过河去。因为3只船每次最多只能坐40个人，往返一次还需要1个多小时，所以渡河速度特别慢。而此时，红1师2团和3团也已经开到了安顺场。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来到了安顺场。毛泽东赶往渡口，他沿着通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 中午，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一众人等在先遣司令刘伯承处吃饭，刘伯承让警卫员端上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刘伯承、聂荣臻带领的先遣队强渡成功表示祝贺，接着，又问起与彝族首领结盟的情况。刘伯承简单地叙述了之后，毛泽东问： “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彝族首领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说： “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又突然问： “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刘伯承回答不上来，他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周恩来怕毛泽东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刘伯承招架不住，就赶紧岔开话题说： “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也说： “先锋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刘伯承说： “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他就把工兵连劈竹扎排架桥的失败，以及用8根二号铁丝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冲断的情况，说了一遍，末了又说： “照目前这样渡河，全军需要1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 毛泽东对红军渡河的多种可能早有筹算，他胸有成竹地说： “船少人多，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薛岳纵队敌53师目前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毛泽东因时而谋，他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因此，我们必须兵分两路，迅速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一路由林彪率领1军团军团部、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赶往泸定桥。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李聚奎为师长的红1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在此渡河后，在大渡河东岸北上。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由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伯承、聂荣臻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毛泽东如此分兵，是从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出发而设想的。他暗暗盘算着，万一中央红军主力真的过不了泸定桥，相信刘伯承、聂荣臻带着红1师及干部团，也仍然可以坚持斗争。毛泽东最后又强调说：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4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吩咐已毕，又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越西县。 原来在遵义会议后，王观澜以中央工作团团员身份，到红3军团帮助和检查工作，随3军团渡金沙江后进入大渡河以南的越西地区。中共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的口号，留一部分领导干部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就这样，王观澜离开红军大队，带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建立了越西县革命委员会，王观澜任主席。 后来的一天下午，侦察员带着一名青年来见王观澜，交给他一封急信。王观澜拆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队北上追赶中央，并说明红2团将在大渡河的福林渡口接应他们。王观澜深深体会毛泽东的意图，马上交代地方工作，率队出发。王观澜赶到泸定河边，遇到何长工率领的后卫部队的接应。直到天亮，才赶上了主力部队。王观澜一见毛泽东，激动地两眼湿润，说不出话来。这是后话。 再说泸定桥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防区，他的第4旅在那里防守。第4旅旅长袁国瑞的旅部驻守在飞越岭下的龙八步，以团长李金山率38团（缺1营）防守泸定河上的铁索桥；另外以团长杨开诚率11团驻防于海子山、冷碛一带；以团长谢洪康率10团驻守于飞起岭，做为总预备队。由于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蒋介石大为震惊，立即把防御重点放在泸定桥上，调兵向泸定桥增防；刘文辉也命令第4旅死守泸定铁索桥。 林彪受命之后，立即决定派红2师王开湘、杨成武的红4团为前卫团，要他们在3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杨成武自第4次反“围剿”之后，一直担任红1军团第2师4团政委。杨成武率领红4团作战勇敢顽强，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他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打过不少硬仗、恶仗，屡建奇功。毛泽东每次见到他，都亲切地称呼他“白袍小将”。 5月27日清晨，王开湘、杨成武率红4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直奔泸定桥。按照林彪的规定，全程160公里，他们必须要在3天之内赶到。他们这一天爬了一天的羊肠小道，还打了两仗，先后消灭了1个连和1个营的守军，活捉营、连长各1人，俘虏200多人。 5月28日清晨，红4团提前1个小时吃饭，5点钟就出发了。部队刚走出村子1公里许，军团1个通讯员飞马赶来，带来了林彪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黄、杨：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快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项战斗中突破过去在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1军团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 明天就是29号，这里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也就是说，2天的路，红4团必须1天走完。 王开湘、杨成武不敢怠慢，一边行军一边召集营连干部、政治处干部，研究如何完成这一紧急任务。会后，大家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连队的党支部和党小组也是一边行军，一边开会，他们在进行军中讨论如何完成任务。 在通往泸定桥的咽喉猛虎岗的隘口上，川军有1个营在此扼守。王开湘、杨成武组织部队，利用大雾的掩护摸上去，用手榴弹和刺刀击溃了守军；红4团先头营在后面猛追溃军，在接近磨西面村时，又与住在村里的川军1个营和1个团部遭遇。红4团先头营乘胜打垮守军，占领了村子。 入夜以后，天上突降大雨，电闪雷鸣。部队已经一天没有吃上饭了。团里命令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因为来不及做饭，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就这样，红4团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高速度，于29日晨6时进抵泸定桥西岸，占领了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 战士们一边生火做饭，一边准备战斗。王开湘和杨成武则集合了所有的营连干部来到桥边察看地形。 这泸定桥可真是一个险要所在。下面是禇黄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峡谷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乱石，其声如雷，飞溅起1丈多高的白色水花。上面是高高悬空的一座铁索桥，从西岸到东岸扯了13根用粗铁环一环套一环连成的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那么粗，其中两边各有2根当桥栏，底下并排9根为桥面，真是名副其实的铁索桥。桥长101米，宽2.6米；原来桥面上铺有木板，现在那些木板已经被守军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那一条条悬挂着的铁索了。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里驻扎着两个团的守军，山坡上修筑了很多的工事。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才可以到达泸定桥。王开湘和杨成武当即决定：组织1个营的火力，封锁对岸援军必经的那条小道。 29日中午，红4团在天主教堂召开干部会议，研究确定抢夺泸定桥的突击队人选。会议刚开始，对岸打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教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杨成武趁机说： “敌人来给我们作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 平时不爱说话的2连连长廖大珠站了起来，他说： “1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1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3连不可，”3连长王友才抢着说：“我们3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 王开湘和杨成武见大家争上了，就交换了一下意见。王开湘站起来宣布说： “大家都别争了，这次夺桥就由2连组织突击队。” 杨成武也补充说： “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1连打的，这次轮到2连，由2连的2两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任突击队长。” 杨成武指着王友才说： “3连的任务也不轻，你们连担任二梯队，跟着2连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杨成武一说完，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 红4团总攻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双方尚未开战，就先打起了口水仗。对岸的守军见红军跃跃欲动，就用讥讽的口味大声喊： “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 红军战士也不示弱，大声回击： “我们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正在此时，王开湘一声令下，全团的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22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身背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由廖大珠带头，一只手攀铁索，一只手持枪，脚踏着铁索，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对岸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跟在他们后面的王友才的3连，每个战士还都扛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对岸的狙击手瞄着桥上的红军战士射击，第1个战士中了弹，掉下去了，接着又有第两个，第3个，第4个。就在这十分凶险的时刻，先期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着红2团、红3团也从东岸赶来了。他们的先锋营夺取了守军4个碉堡，摧毁了守军一些临时工事。2连的指战员夺取了两个暗堡后，在桥头与守军展开了混战。率领先锋营的总支书记肖锋，突然发现桥边有3根导火索“嘶嘶”地冒着火星，他大吃一惊，喊了一声： “敌人要炸桥，跟我来！” 4班长徐有林和两名战士跟着肖锋就扑了上去。他们用铁镐迅速地砸断了导火索，保住了铁索桥。奉命炸桥的川军28团2营营长徐涌泉，没有听到爆炸声，却做了红军的俘虏。 泸定桥守军眼看炸桥不成，就改为烧桥。霎时间，桥头上烈火熊熊，成了一片火海。1营指战员兵分两路，一路与守军拼刺，一路到桥头灭火，并寻找木板、门板铺桥。 就在这个时候，西岸廖大珠带领的突击队员迎着大火来到了桥东头。红4团和东岸的先锋营经过两个小时的并肩作战，川军两个团被消灭大半，其余溃逃。到黄昏时分，红4团和东岸的先锋营全部占领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红4团派出配属其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那里尚有川军的几个团。晚上10时，教导营尖刀排打响了，他们组织了一次冲锋，中途遇到一个伤兵，一问却是红3团的战士，这才知道红1师主力已经赶到了。 后半夜2时许，聂荣臻、刘伯承带着红3团主力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带着刘伯承、聂荣臻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遭。刘伯承在返回到桥中间时，情不自禁地在木板上跺了3脚，激动地说：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聂荣臻也连连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5月30日晚上，毛泽东住在磨西面村； 5月31日，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一行人来到东岸，与刘伯承、聂荣臻等人会合。 黄昏前，毛泽东到了泸定桥西头，他走过了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来到东岸，与周恩来等人会合，一众人等开进了肮脏不堪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毛泽东对众人说： “我们英勇的红4团和红1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一天，刘文辉在成都发表谈话说：“杨森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共军已过了大渡河。”“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 蒋介石则在昆明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1次，要他“戴罪图功”；还命令刘文辉对其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1935年6月2日，林彪来到桥头，翻身下马，步行过桥。王开湘、杨成武带领2连长廖大珠及勇士们列队，在城门前接受林彪检阅。林彪宣读了中革军委的嘉奖令，把毛泽东授予的“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的锦旗授予王开湘，每一个指战员还有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给”的列宁服。林彪代表红1军团为活着的18名勇士，以及王开湘和杨成武，发了钢笔、日记本、搪瓷碗、搪瓷盘子和一双筷子。 林彪没有多说话，他重重地拍着王开湘、杨成武的肩膀，颤声说： “打得好，不愧是铁军……” 而此时的蒋介石，马上飞到成都，下令枪毙了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交战中败北的两个旅长，一个是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琼，一个是刘文辉的同乡余松林。 杨成武在1997年回忆说：“当时我写了一篇《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稿件，派人送到《红星报》，稿件中记载了22名勇士的姓名，后因该报拖期，将稿件遗失，使勇士们的名字未能流传下来。50年后，当人们要建纪念碑、纪念馆时，经多人追忆，也只回想起8名勇士的姓名。……冲过铁索桥的18名勇士，以及王开湘，在以后的长征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陆续牺牲了。最后一个牺牲的是刘梓华，当时他是副师长，是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牺牲的。” 惜哉，惜哉！ 欲知中央红军前行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评价石达开失败原因一节不可不读！人们形容看戏的人有这样两句话，叫做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史学家们评价石达开的失败，一般都是从客观因素上进行评价，而没有从主观因素上去找原因。毛泽东一鸣惊人，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大谋略家，一个大战略家，识见自是与众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