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薄熙来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说我有做总理之心，这完全是不实的。众所周知，十七大以后，党中央已经确定，由李克强同志担任总理。” “有人说我想做中国的普京，这也完全是不实之词。” 不胜骇异，这“中国普京”之谥，乃是老芦说出来的，发表在去年3、4月份的《明镜》杂志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薄熙来陷身天牢，何以得知？终不成是从中纪委的审讯者口中听到？这还能构成罪状？看来，胡安宁当年传达“上书房”、“军机处”的旨意，说“摄政王”、“童贯”等人“高度重视芦笛”，还真不是假传圣旨。而他为何在遭受我无数次辱骂之后仍不死心，要含羞忍辱坚持收买我，似乎也就有了答案。
把我去年写的那篇文章贴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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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夭折的中国普京？
芦笛
扑朔迷离的政变
3月14日上午，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已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他严词批评重庆当局，警告：“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紧接着，他特地说了一段话，承认建国以来中共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并重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其后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度强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 以及“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强调全党必须“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此前谈政改时，他就说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而在谈王立军事件时，他又偏离主题去讲中共的“弯路史”，很明显是语带双关。
次日，新华社发出电讯，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耐人寻味的是，《人民网》在刊登这则电讯时，特地引用了上文所引的温家宝的话，等于是向全国解释，薄熙来去职是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就只差给他正式戴上“文革复辟派”的帽子了。
这与陈希同与陈良宇被整肃完全是两回事，那两人的罪名都是贪腐，不是“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更无“文革派”嫌疑，犯的是“经济错误”而非“政治错误”。在文革结束后，薄熙来还是第一个以此类罪名被整肃的共党高官，堪称中共“第十二次路线斗争”。
不仅如此，这“第十二次路线斗争”所用的手法也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搞掉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孽非常相似：都是借开会调虎离山，将地方实力派请到中央去，使其脱离其权力基地，再解除其权柄，在扣下一号人物后，派可靠干员押着二号人物回去，安抚绥靖部属，待局势稳定后再剪除羽翼。
“粉碎四人帮”迄今已有36年，可我党至今还是那个黑社会模样，连自家的党内的权力斗争都没本事搞定，至今仍然无法摸索出一条程序化、制度化的光明正大的路子来，依旧得靠诡秘狠辣的阴谋运作与黑帮手段，在21世纪还在上演“火并王伦”的中世纪土匪山寨的全武行，真是令人不知今夕何夕。
然而这“第十二次路线斗争”毕竟与过去有重大区别：发难者再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铁血强人了。而这恰是令人跌碎眼镜之处：在我党进入了“庸主时代”多年后，胡温那一对 “号令不出中南海”的无作为的废物，居然还能有第一、第二代枭雄的胆魄，将一个意志、气魄与能力都远远强过他们的强人“平西王”一举拿下。这咄咄怪事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由于我党的诡秘性质，政变的真实过程谁也不可能知道，只能根据少得可怜的一点表面线索来推测。个人觉得，拿下“平西王”应该取得了大多数政治局常委的同意，理由很简单：胡温绝对没有足够的实力一意孤行，像华国锋、叶剑英那样，先发动政变抓捕了四人帮，造成既成事实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不必说仅仅在一周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还盛赞：“重庆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扎实奋斗，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就连皇储习近平本人，也曾在2010年年底亲自光临重庆调研，不但肯定了“唱红”，更“高度评价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习太子与薄公子都是太子党，同气连枝的八旗子弟如今却要被无情剪除，岂不令皇储心寒？
光是常委会里坐着这么些挺薄者，就决定了胡锦涛不可能只与二三死党密谋，便动用御林军抓捕薄熙来，造成既成事实，再强迫其它常委接受。若是这么干，势必引起其它常委的强烈反弹，闹不好就会来个反政变。对方完全可能召开政治局会议甚至中央全会，注销胡锦涛的决定并罢黜之，一如赫鲁晓夫当年打掉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人一样。靠捧屁舔臀爬上去的前团干胡锦涛断不敢冒此风险——毕竟，他离下台时日无多，有必要去冒死犯难、孤注一掷么？
因此，窃以为，网上纷传的平西王是因在记者招待会出言不逊，声称胡锦涛会去视察重庆，激怒了“今上”而取祸，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它充其量只能起到恶化作用，但不大可能是薄去职的主要原因。持此说的人无异于民间笑话中那个相信“吃最后一个饼子即能饱腹”的痴汉。根本原因应该是，大多数常委都觉得，不能再让薄熙来雄踞西南，搞得风生水起，以重庆模式号召全国，继续扮演精神上的人民领袖了。
王立军出逃的谜中谜
一系列疑问围绕着王立军事件：第一，王立军为何要抛弃高官厚禄乃至家小，只身逃入美国领事馆？第二，他对美国人说了些什么？扔出了什么重磅炸弹？第三，他为何会被前去做工作的中央官员说服，自愿走出领事馆，避免了中美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第四，他被带到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疗”后，又向审讯者说了些什么？而薄熙来的突兀去职，又与他的交代究竟有无因果关系？
对第一个问题，网上流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已经作了回答。据说，那是因为王手下调查的重要案件涉及到薄的家人。王向薄汇报后，薄大为震怒，不但免了王立军的公安局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而且派手下“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 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这份通报的真实性无从查证，此信息的大部分当然也如此，但最后一句话说的显然是真情——贵为直辖市副市长，若非认为自己有性命之虞，就绝不会不顾一切地逃入外国领馆。
对第二个问题，那份“通报”说：“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并根据美方要求写了政治避难申请。”此话同样无从查证虚实，但申请避难则是题中应有之义——若不想获得政治避难，化妆进入领馆并滞留一天干什么？终不成领馆是旅馆甚或是妓院，可以随便在那儿过夜？若王真是去与美方谈“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那温家宝又还有什么可以严词责备重庆政府的？又何必上纲上线到“文革重来”的危险前景上去？
至于王到底向美国人爆了什么料，中美双方都只会讳莫如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既然觉得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肯定对平西王充满深仇大恨，必然要图谋报复。而且，既然要投靠美国人，见面的厚礼是免不了的，否则凭什么指望人家接纳你？王是搞刑侦的专家，据说又早对兔死狗烹的前景怀有不祥的预感。为了自保，他过去肯定千方百计刺探过薄的机密，企图捏住薄的七寸，以震慑薄的轻举妄动。待到危难真的来临时，他当然要带上那“三根救命毫毛”。因此，可以推定王立军一定带上了什么足以挟制或报复薄熙来的“黑材料”，但是否向老美和盘托出则不得而知。
第三个问题也可以通过逻辑推理猜出答案：既然中美双方都宣称王是自愿走出领馆的，那真情多半确实如此。王既然能被中央派去的高官说服这么做，那当然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性命可以保全。这很可能是因为该高官当着美国人的面作出了正式承诺。由此更可以导出：王即使向美国人提供了“干货”，那也只涉及到薄熙来乃至重庆市当局，但不危及党国，并未构成叛国罪，否则他就断了后路，也就不大可能爽爽快快地走出领事馆了。
对第四个问题则无从以类似方式推出答案，只能作合理推测：王立军在接受“休假式治疗”期间，很可能向中央举报了不利于薄熙来的重大情报，而正是这些情报，使得政治局的大多数乃至全体常委都觉得现体制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因此，不管他们自己与薄的亲疏关系如何，都必须把薄从“平西王”的位置上拿下来，不能再睁只眼闭只眼，听任他继续扮演精神上的人民领袖，否则全国的“和谐稳定”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此说可以完美解释弱主兼庸主胡锦涛何以敢用这种宫廷政变的方式突兀地解除薄的职务，因为那是集体决定而非他的一意孤行，也可解释事发后，《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等毛派网站为何突遭关闭——胡锦涛等人认为，“路线斗争”到了足以动摇中央领导的决战关头，不能再容忍对方的“舆论工具”发布政变动员令了。
夭折的中国普京？
那么，这“第十二次路线斗争”的内容是什么？窃以为，那是野心勃勃的薄熙来想从精神上的“人民领袖”转正为货真价实的人民领袖，当上中国的普京。
一个非常明显却又为全世界观察家忽略了的重大事实是，中国与俄罗斯走过的道路虽然不同，发生的社会转型却高度相似。
叶利钦主持下的俄罗斯全面私有化，实质上是官僚集团对全民财富的疯狂掠夺，其结果是在制造了一小撮富可敌国的寡头的同时，使得广大普罗群众陷入贫困。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崩溃，黑社会迅速出现并成长壮大，犯罪活动空前猖獗，官僚机构极度腐败，黑白两道合二而一，官匪一家，鱼肉百姓，真正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所有这一切急剧发生的变化，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砸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牌子，使得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尤其是万恶美帝的大阴谋，无限怀念前苏联光荣而美好的岁月。当此之际，普京毅然出来“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先是轻松搞定让俄罗斯民族自尊心深感受伤的车臣问题，继而以重拳出击金融寡头，以铁腕流氓手段实行“国进民退”，再度实行国有化，把战略产业重新紧紧地捏在政府手里，并着手改善民生，在短期内即民望陡增，跃升为在苏联－俄国历史上民意支持率最高的国家领袖，不仅在连任了两任总统后又接着当总理，始终牢牢把持着国柄，而且在梅德韦杰夫下台后又再度当选为总统，实际上成了终身统治的独裁者。在他的一系列强力运作下，俄国完成了从斯大林式极权政体——叶利钦的烂污民主制——纳粹式的社会转型，处于他的“统一俄罗斯”一党专政的铁腕控制之下。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俄罗斯脱出这种强人统治的前景。兴许，远远没有苏式极权政体邪恶的纳粹式极权政体，就是俄罗斯民族通过试错法找到的最适制度也未可知。
与此大致同时，中国也发生了一系列高度平行的社会变化。江泽民与朱镕基主政期间实行的烂污私有化，同样是官僚集团对全民财富的疯狂掠夺，同样造出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寡头，同样使得广大普罗群众陷入“相对贫困化”。虽然社会治安没有俄罗斯那么恶劣，但也迅速恶化了，官僚机构也一样的极度腐败，同样与迅速成长壮大的黑社会勾结在一起，以致黑社会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强制拆迁）竟然成了官府施政的执行终端。所有这些变化，同样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砸了“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的牌子，让他们对改革深恶痛绝，视之为“抢夺全民财富”的同义语，甚至因此怀念虚幻的“平等的毛时代”。中俄两国的主要区别，仅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成功，全社会极大地富裕了，总体状况看上去似乎没有俄罗斯那么糟糕而已。
与普京崛起相类似的，是薄熙来在西南的崛起。他一反封疆大吏步步紧跟中央的传统作派，独树一帜，向全国高调推销“重庆模式”，不仅针对全民道德崩溃、警匪一家鱼肉百姓的社会恶现状实行“唱红打黑”，更奢谈“民生”与“分蛋糕”，不但成了毛左的精神领袖，同样也成了有着千年“青天情结”的普罗大众心目中的人民救星，至少其民望远远超出了平庸乏味得犹如牛皮纸的其它一切中央领导人。
这种高度相似的社会转型平行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斯大林设计的社会结构特点决定的。苏式极权社会在本质上是强化到了极致的官僚社会。这种社会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资源都由一个空前庞大、权力空前而又毫无制约的官僚阶级控制。当这种社会发生和平演变时，原来的政治贵族必然要利用手中的权势，最大限度地掠夺全民资产，完成从政治贵族向经济贵族的转变。在此过程中造出的极度的社会不公，必然要引起普通百姓的怨恨，而这就构成了野心家们加以开发利用的政治资源。普京与薄熙来都是如此崛起的。两人区别只在于，普京是全民选上去的总统，拥有为所欲为的合法权威，而薄不过是个异军突起的“半官半民”领袖，缺乏将“重庆模式”强行推向全国的合法权力基础。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使用非常手段，变成货真价实的国家领袖。
这或许就是王立军向中央和盘托出的密谋。的确，所谓“左派”对胡温正在策划的“政经改革”充满了焦虑感与紧迫感。就在上个月，《人民被日报》评论部发表《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文章，鼓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毛左喉舌张宏良立即发表文章，抨击该文是“骇人听闻的政治谎言”，是“1%对99%的政治宣战”，是官僚集团继朱镕基所谓“改制”之后第二轮对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抢夺。张宣称，官僚集团试图瓜分总价值150万亿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万多家地方国企，其具体盘算是“在18大之前就把垄断行业——123个大型国有企业中121个（只有2个没纳入垄断行业）——解决掉，只要最后100多个大型国有企业落入外资和私人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18大怎么变化，都将永远是资本的天下。”这说的很可能也是左派大佬的共同心事。
不难想象，在这种时刻，若以“反对走资派抢夺全民财产”的旗号发动左派政变，必能引起普罗大众以及弱势群体海潮一般的呼应。薄熙来上去后，使出以“杀富济贫”、“国进民退”的狠辣粗暴的人治手段来，必将赢得有着几千年盼望“明君为民作主”（此即许多中国人能理解的“民主观”）的悠久传统的中国人民的竭诚拥戴，其声望可能还会远远超出俄罗斯人民心目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普京总统。
兴许，这就是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隐晦曲折地讽示薄熙来是文革复辟派的真实缘由吧？他当然知道，薄熙来即使上了台，也绝不会搞什么单纯的毛左复辟，更不会把文革式暴民运动再度引入中国。他要搞的不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普京主义罢了。但即使如此，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必然被打破，而这绝对不能为兼政治贵族与经济贵族于一身的党官僚集团容忍。但这些实话温家宝当然不能说出，所以他只能用文革重来去吓唬百姓。
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温家宝不知道，文革并不是“姜太公在此，诸邪退位”的有效恫吓手段。相反，在无知的普罗大众心目中，文革恰是他们作为“领导一切”的“领导阶级”的最风光的岁月。更重要的是，中俄普京的相继出现，是官僚集团把持的损公肥私的改革引出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积累铺垫的必然结果。无所不在的触目惊心的社会不公与不义，构成了野心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因此，只要这种烂污局面持续下去，普京式的野心家就必将如孙大圣的脑袋，砍掉一个又长出一个来。
使得既得利益集团无法苟安下去的又一个原因，是“非遗传专制”特有的“权威逐渐递减律”。自打铁血强人邓小平死后，中国早已进入庸主时代，靠某个大独裁者以铁腕弹压全局已再无可能。我党已经从原来的信念坚定的一元化的邪教组织，蜕变为利害既有交叉重合、又有严重冲突的多个互不相下的大班集团，就连保权救党的唯一指望——军队也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混到了这一步，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传专制”已然山穷水尽，再也无法撑持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胡温若还指望靠枪杆子压服全民反抗，维持住既有利益格局不被打破，甚至贪得无厌，动念再度去大规模抢劫全民财产，完全是痴人说梦。
即以薄熙来案为例：胡温就算有胆把他抓起来，只怕也没那胆量把他杀掉。而薄这种野心、气魄、智力与意志都远远超出侪辈的西方所谓inspiring leader（具有鼓舞感召力的领袖）只要活下来，就永远是胡温一类庸人的心腹大患。此人已经证明过他具有老邓“三起三落”的顽强的政治生存力。一时丢官去职，完全可能起到与1976年的四五事件相类似的效应，反倒使得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美好未来的象征，为他日后卷土再来增加政治资本。若当国的官僚集团总代理们还要执迷不悟，怙恶不悛，再不迅速采取有力改革措施化解党内外的重重危机，平西王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必将与日俱增。
在这种情况下，胡、温、习等辈唯一的明智选择，是让党从政治、军警宪特、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逐步有序地退出，完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化，最终实行民主宪政。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必须认识到，手段决定结果，手段决定善恶，无论是再来一次“穷棒子翻身”的暴力革命，还是普京式的明君当国，都绝无可能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可持续的公平与正义，也绝无可能为国家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谐与稳定。不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由大规模的共党内讧触发全面暴乱就总有爆发的一天。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即将进入停滞期以及党国镇压机器的日渐朽烂，这一天是越来越近了。
2012年3月19日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ews.com/post-358940.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