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认真学习和领会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搞清楚“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涵，对于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澄清政治欺骗和理论谬误，校正左派幼稚病，具有重要意义。 商品经济是私有的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商品”的萌芽。奴隶社会孕育了“原始商品经济”形态。“简单商品经济”形态在封建社会形成。“简单商品经济”培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又迅速的发展、完善了商品经济体系，把一切（包劳动力）都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从此，整个社会经济都置于资本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把商品经济发展到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和地区、行业的束缚，发展了专业化的社会分工，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不断更新，经营管理不断改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简单商品经济是利用地区性市场，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通过商品交换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为目的；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利用全国统一市场，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开辟了”世界统一市场，以资本集团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榨取剩余价值并掠夺世界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力为目的。 资产阶级依托资本、雇佣劳动、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庞大、深厚的市场，逐渐把一切社会关系资本化、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在外在上创造了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在内在上聚敛了巨量的资本，资本不断的增殖、扩张、集中，并演变为垄断资本。在“市场经济”阶段，西方垄断资本不但完成了对本国经济的高度垄断，并逐渐控制和主导着世界经济，成为世界人民血汗、国际自然资源环境的最大掠夺者。 国际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充满了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屠杀、掠夺。国际市场经济形成以后，日益成为以帝国主义强权保障的，以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充满阶级、国家、民族剥削、压迫的，弱肉强食的经济循环体系。 西方垄断资本在国际统一市场机制中，利用历史形成的军事、经济、金融、贸易、科技、政治优势，占据了“世经一体化”的主导乃至统治地位。它们通过剥削、掠夺世界和向第三世界转嫁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及随时的经济危害，严重的消耗和透支了第三世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劳动力的血汗，造成第三世界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日益相对贫困化、难以治愈的现实经济创伤、经济长远发展“可持续”物质基础条件的日益枯竭。世界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手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垄断资产者手里。 垄断资本在跌跌撞撞、手忙脚乱的驾驭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引领着国际市场经济将商品经济中的一切历史消极作用（如：私有性、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唯利是图、短期行为、恶意竞争、拜金主义、两极分化等）统统升级变大，并日益发展和显露出新的、严重的、自身不可克服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都是历史的范畴，不是永恒的。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随着社会对生产资料的统一占有，商品货币关系将随之消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生产资料都将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公有财产，整个社会将是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和统一的分配单位。因此，劳动产品将不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价值。 马、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马克思：《资本论》，《全集》第23卷第55页。 马克思说：“任何商品生产的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4页。 恩格斯说：“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矛盾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确定不移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 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 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33页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一是由于历史和实践条件的局限，二是由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的，由此马、恩曾设想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商品货币关系随之消除。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乃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脱胎的。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不仅需要一个构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在过渡时期完成之后，仍然不能具备马、恩设想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将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公有财产”等诸项消除商品经济的历史条件。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就存在“全民、集体”的差别。 商品经济由马、恩设想的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随之消除，成为事实上只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逐步消亡。由于马、恩在前提条件上的特定性，他们“消除商品经济”的论证，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只是留下了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的课题。 列宁继承了马、恩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则。同时正确的论述和应对了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苏俄的社会商品经济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有宗法式的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形态共存，占优势的是小生产经济。苏维埃立即着手实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管制和监督，开始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 早已被四年“一战”拖垮的俄国经济，又逢雪上加霜。1918年至1920年，为扼杀苏维埃政权、复辟资产阶级统治，英、法、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出兵侵略、占领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扶持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举行暴乱。俄国的克拉斯诺夫、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等反革命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趁机在各地成立傀儡政权，组织反革命武装，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进攻苏维埃政权。 1918年夏季，苏俄国丧失了四分之三领土，陷入敌对势力四面包围的险境。战争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的战略和民生物资严重不足、粮食缺乏、经济萧条。处境艰难。在极端严峻、急迫情况下，列宁不得不实行集中全国一切人、才、物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捍卫苏俄无产阶级政权，以保障祖国自卫战争的胜利。苏俄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得不被迫中断。 1920年10月，苏俄红军彻底打败了国内外敌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平定国内反革命叛乱战争的胜利；为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条件。列宁在《论粮食税》中郑重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受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 四年世界大战、三年国内战争的连续巨大消耗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幼小和稚嫩；“战共政策”对苏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抑制和冲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积极和消极反抗；加之自然灾害的损失等综合因素，致使在战争结束后又引发了苏俄新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列宁说：“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本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21年，苏俄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未完全建立，又不具备立刻取代尚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条件。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内，苏维埃政权在壮大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同时，必然要利用、限制、改造尚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列宁和俄共（布）中央决定从1921年初开始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并一直延续到了1928年。 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在掌控全国土地、矿山、工业、交通、银行和商业中的重要流通渠道的基础上、在坚持国家宏观计划引导的前提下，在最大限度发挥既有的国营工商业作用的同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一定限度内运用市场、商品、货币作用。这样做：一是为了应对现实，用以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克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巩固苏维埃政权；二是用以准备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条件。 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再三提示全党必须在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原则下，正确对待这种必然的暂时的“退却”，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制上、思想上严格制约资本主义，严肃抵制商品、货币关系消极影响的措施。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在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大为减少。剩余的粮食等农产品归农民自己支配，可以进行市场交换。在苏维埃监督下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有限度的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力。 2、在工业方面：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如能源、冶金、机器制造、交通……等行业国有国营）的前提下，允许国内外的资本家经营国家规定的“租让企业”、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私人小企业恢复运营。 3、在流通方面：停止国家对国内贸易的垄断制、国家配给制。在坚持国家计划领导的前提下，实行自由贸易制。 4、停止义务劳动制。实行按劳分配。按照劳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5、实行币制改革，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和“新卢布”。 6、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的结合。由于它比照私人资本主义具有生产规模大、技术和管理先进、运行相对稳定、便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监督、工人阶级的境遇相对为好的历史进步性，列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入口。列宁在原则上通过四种具体形式把俄国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即: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代销制。 “新经济政策”的作用： 1、新经济政策调动了工人特别是调动了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团结了广大农民，巩固了工农联盟，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2、国民经济到1925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持续的向前发展。为苏俄尔后在生产关系中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赢得了时间条件。 3、保障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克服了经济和社会危机。 4、苏俄的资本主义势力有了相当的发展。俄共（布）党内和苏维埃政权中的腐败思想作风有所抬头。 列宁全面论述了苏俄“过渡时期”的商品经济问题。 1、他指出，在以小生产经济占优势多种经济形态共存的“过渡时期”内，有条件的利用市场、商品、货币的作用，有原则的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必然的、必要的。 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列宁选集》第4卷 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他说：“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是把一些矿山、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 （《列宁全集》 第42卷. 6页） 他说：“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只有通过粮食税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才能有粮食和燃料。……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论粮食税》） 他说：“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 （《列宁全集》 第42卷. 226-227页） 他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列宁全集》第41卷 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他说：“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 （《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32卷 424页） 他说：“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工业同农业间的正常商品交换（更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随着建立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工人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 (《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 第561页) 他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第42卷 第347页) 他说：“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要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列宁全集》第36卷 第340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他在《论粮食税》中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244页) 2、列宁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通过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要利用新经济政策复辟资本主义。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 （《列宁全集》 第42卷. 8页）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指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比过去任何战争更残酷、更持久和更顽强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 （《列宁全集》 第42卷. 231页） 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场严重的竞赛。” ；“这种竞赛似乎在所有国家机关中都有，实际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 （列宁《俄共（布）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中阶级斗争的严峻性时说：（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 （《 列宁选集》第4卷 679页 ．人民出版社，1995版） 他说：“租让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讲和，而是一场新领域内的战争。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 （《列宁全集》 第40卷 第80页） 他说：“租让并不是和平，它也是战争，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形式进行的战争。我再重说一遍，租让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不过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不是在破坏而是在发展我们的生产力。” （《列宁全集》 第40卷 第43页） 他在《论粮食税》中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进行，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论粮食税》） 他说：“他们企图腐蚀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群众。…… 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经营方式较量较量。这也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也应当进行坚决的战斗。” （《列宁全集》 第40卷 第79页） （注、“他们企图腐蚀…”中的“他们”是指资产阶级。） 他说：“在世界上还存在资本家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就要准备打仗。” （《列宁全集》 第40卷. 84页） 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强调：“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 （《列宁全集》 第41卷. 313页） 3、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制上、思想上制约资本主义、限制商品经济消极作用的要求和措施。 列宁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基本点”。 （《列宁选集》第4卷 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注：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要防止“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他说：“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列宁全集》 第41卷.211页） 他说：“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 （《列宁全集》 第42卷. 366页） 他说：“苏维埃国家“给予资本主义活动范围，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 （列宁《论粮食税》） 他说：“应当说租让是战争的继续，但这是另一种范围内的战争。必须监视敌人的每一个行动。需要用各种办法来进行管理、监督、影响和诱导。” （《列宁全集》 第40卷. 78页） 他说：（对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应该加以监视，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来抵制。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战争的竞赛。” （《列宁全集》第40卷 第77页） 1921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他说：“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 （《列宁全集》 第42卷. 460页） （注：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只是停止了国家对国内贸易的垄断制，但不得破坏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制） 他说：“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象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办，是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 （《列宁全集》 第42卷. 425页） 列宁在“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写给政治局的信中指出：“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定为：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 （《列宁全集》 第42卷. 430-431页） 他说：“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应转变成反对盗窃公物，反对逃避国家监察、计算和监督的斗争。我们实行这样的监督，就能把一定限度下不可避免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列宁《论粮食税》） 他说：“我国的法院是无产阶级的法院，它能够监督每一个私人企业主，使我们的法律决不会象资产阶级国家订的那样管不住他们；…要严厉惩办私人企业主先生们的违法行为。” （《列宁全集》 第42卷. 348页） 列宁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中指出：“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而这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责。”① ；“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② （《列宁全集》①、② 第42卷. 426页） 他说：“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苏维埃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 （《列宁全集》 第42卷. 428页） 他说：“在经济方面我们不再作更多的退让，凡是蓄意欺骗我们的人，将遭到恐怖手段的回击。” （《列宁全集》 第42卷. 461页） 列宁在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中指出：“现在有人在偷窃；确实如此；让我们来学习捉拿偷窃的人，而不要为有钱的外国人进行偷窃提供方便吧。” （《列宁全集》 第42卷. 464页） （注、“有钱的外国人”：列宁是指到苏俄投资的西方外商） 他说：“租让企业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较量。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更有力量。” （《列宁全集》 第40卷. 77页） 他说：“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加强，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列宁全集》 第42卷. 375-376页）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强力进行党（俄共布）的建设，严肃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增强党在组织、政治、思想上的纯洁性、先进性、统一性、纪律性、战斗性。强调注重党员的政治、思想质量。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坚持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宣传和捍卫共产主义方向。列宁亲自倡导：搜集、翻译、出版马、恩著作。马、恩的重要著作在当时苏俄都有大量出版；鼓励本国革命学者撰写、出版马克思主义论著；大力创办革命报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宣传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宣传和捍卫共产主义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