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群众的革命高潮扫清资本主义狭隘限制并动摇其制度基础的混乱的一年。

　　——彼得-塔斐(Peter Taaffe)，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主义党总书记

　　1789，1830，1848，1871，1917，1968，1989这些年份每一个都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尽管1989年代表着历史车轮的倒退，但很明显其他年份都是意味着革命的(进步)。而1968年就是其中的一年。这是群众革命高潮扫清资本主义狭隘限制并动摇其制度基础的混乱的一年。

　　其高潮不容置疑的发生在1968年5-6月的法国，在一个月的革命高潮中爆发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上千万工人占领工厂的总罢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历史的某些阶段进程在平静表面下数十年如“一日”的话,那么某些时段20年内的事件可能被压缩在几天内爆发。而1968年法国在一个月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样的事件。

　　1968年不仅仅是巨大社会变革之年，而是真正的革命之年，而且在相对的范围内还存在着世界性的反革命。即使对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或参与这些事件的人而言仅回想这些事件的数量和规模仍然还是惊人的。除了发生在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的革命事件，我们还能见到发生在墨西哥的群众运动-在最初阶段它具有一些类似于法国斗争的特征-但最终陷落于声名狼藉的特拉特洛克广场(Tlatelolco Square)血腥屠杀中。官方报告死亡人数为约300人，但事实上可能有上千人被墨西哥政府嗜杀成性的军队所屠杀。

　　这也是越南民族解放阵线通过春节攻势决定性改变越南“万日战争”的一年，号称全球不可战胜的最强战争机器败在衣衫褴褛的农民之手。到当年1月为止美国已经在越南损失了约一万架飞机。在2月4日美国的亚特兰大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预言性的宣称：“我希望有人提到：马丁路德金试图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他人”。2个月后他被人枪杀。在3月份时包括尤金麦卡西(Eugene McCarthy)在内的230名议员要求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下台。于是约翰逊总统宣布他不再寻求连任。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赢得了新罕普郡的初选成为成为共和党新的候选人。四天后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宣布他将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但后来他遭到了与马丁-路德-金同样的命运。

　　在当年8月拥有特权的苏联官僚精英调动了20万华沙条约的军队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几天后美国学生们被芝加哥市长戴莱(Daley)的“民主”政策所镇压，他们哭喊道：“全世界正看着”。对这革命之年有强烈讽刺地是尼克松凭借其虚伪的提出“光荣而和平”的政策(peace with honour)结束越战的竞选口号而当选总统。1968年的英国群众针对右翼的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反对也在不断增长;如在越南问题上，在3月和10月数万的英国民众在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游行示威反对越战。

　　骚动不仅仅发生在发达的工业国家里。在印度尼西亚，在中国-通过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巴基斯坦，它的工农运动与同时在法国发生的运动有相似之处—反对的浪潮触及社会的各角落，整个社会被剧烈震动。

　　1968年也标志着文化复兴，尤其是影响了作家、音乐家、学生和社会的中间阶层。但更重要的是在1945年之后的阶段内在看似资本主义制度‘重生’而带来的社会稳定和死气沉沉中，工人阶级重新走上了前台。我们决不应该忘记1968年发生的革命事件，尽管1950年-1975年间的世界经济繁荣也并没有使工人阶级筋丧失斗志。事实上正如Paul Krugman在新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引用Tom Wolfe关于美国1968年经济的话：“一个魔术般的经济”。

　　美国的剧变

　　在美国工资涨到历史最高点，1966年美国最低工资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小时(高于现在的5.15美元/小时)。80%的人口拥有健康保险。约翰逊在任内不得不引入‘亲黑人的法律’，例如公民权利和投票权的法案。然而这只是美国繁荣的一面，由于当时越战不断上涨带来的巨额战争支出，社会福利遭到了削减，其结果之一就是在纽约有约14000名儿童由于贫穷的居住环境而导致被老鼠致残或杀害。当百万黑人们把他们自己视为革命者时，年青人处于反抗之中。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革命或革命前期的状态并不单单来源于是经济因素，也可能为政治事件所引发。

　　越战使美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腐烂，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继续推行“大炮加黄油”政策。1968年群众觉悟的推进所呈现的戏剧性的展现也破坏了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当然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及日本和其他地区的人口中大量阶层所获取的不容置疑的经济发展使资本家们断定其体制稳定得到了保障，一些过去的遗留问题完全可以被有技巧地“社会工程”所解决。

　　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

　　但这事实上错过和忽视了表层之下所发生的改变的进程。但资本家们不是唯一在这问题上犯错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掉进了印象主义陷阱，他们认为产业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调和，或被消灭，或者在最低程度上被静化，因此在那个阶段无法有效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社会主义党的先驱们在战斗派中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捍卫—今天依然如此—马克思关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地位的分析观点。这一是唯一一个由社会化工业大生产所组织起来和规范起来的阶级，从而能发展出必要的社会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今天这一观点仍然正确，尽管在英国和其他先进经济体中非工业化现象已经发生。“新”工人阶级阶层包括例如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压力下的公务员和教师，他们已经采用了工人阶级的方法，如罢工!当2008年4月24日英国教师大罢工的时候，公务员和高校讲师也会加入他们。

　　农民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不同的阶层，上层趋向于与资本家们联合。而另一方面低层次的农民或小农场主则接近工人阶级，并在经济毁灭时趋向于降落为工人阶级。这同样适用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的现代中产阶级。

　　但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1968年之前就认为工人阶级是保守的，其中有的已经被”资产阶级化”了，因此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了。这导致他们在其他地方寻找救世主，如南斯拉夫“非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铁托，或者中国的毛泽东甚至或者古巴的卡斯特罗。在古巴无疑是有工人控制因素的人民革命，但是没有十月革命中俄国存在的工人民主。

　　那时战斗派的立场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的信徒们发生了冲突。该组织的领导人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于1968年4月在伦敦进行了演讲。我们对曼德尔的观点发出了质疑，他认为只要美元仍然稳定，那么欧洲在至少20年内不会有根本的变革。而且当时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和曼德尔认为世界革命中心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已经转移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世界。

　　战斗派一直重视解释和分析世界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一区域所发生事件的重大意义，因为1950-1970年代发生的灿烂的民族解放运动涉及到三分之二的人类。尽管如此，从全球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仍然集中在不得不与新殖民主义运动建立联系的先进工业国家中。

　　这并不是在暗指我们认为世界应该“等待”，直到欧洲、日本和北美的工人们准备采取行动。我们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行动中都充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其是在资产阶级或亲资产阶级势力领导下，如当时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反法斗争。但是正如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之前和1917年年曾表明的，在看似平静的年代里，其重要的是捍卫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变革主要动力的地位，尽管在表面上那不是显而易见的。

　　知识分子的转变

　　那时大多宣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主要是1968年前发展起来的激进学生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在工人运动发展中可以扮演关键性角色，正如俄国工人运动史中所证实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领导者们，更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逐渐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演变出来的。然而他们每个人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与其出身背景和周围环境中割裂开来。他们归纳总结工人阶级在观点、纲领、战术策略以及组织方面的经验。他们是准确清晰理论的‘坚守者’，特别是在社会革命问题、工人阶级所需组织形式、革命制度以及所有由此带来的事情。他们与那些“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即使他们中许多宣称是社会主义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巴尔扎克(Balzac)说他们“像换衣服一样改变自己思想”。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甚至被资产阶级作家称为”观察敏锐的社会学家”，而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他们却被称为“破坏分子”，特别是被他们的“社会主义反对者”所咒骂。因为他们有一个理论支柱，一个正确方法——如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对片面的情绪和使问题变复杂的时髦理论打了预防针，至少可以说，明确了斗争和并对于工人运动有清晰的认识。这些知识分子在历史中不是独立的因素，而是有时在事前，但多数时候是在事后，有时而且是隐匿其社会基础地反映了运动的发生。

　　关于知识分子的有害作用可以见证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的期间和资产阶级“自由市场”的思想运动。其中例外的可能是在拉丁美洲，那里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反对那些接二连三在欧洲和美洲甚至渗透到新殖民主义世界的知识界中呈压倒性的敌对宣传——无论它们是投降或迁就亲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只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iyama)而且大多数这些知识分子都默许阶级斗争已经死去的这一想法。

　　即使是在正如我们日常所观察到的世界资本主义“金融体制”日益衰退的今天，如伦敦书评的一些期刊还在不断出文章提及“后意识形态时代”以及一个隐蔽的轻视社会主义的观点。Alain Badiou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中提到1968年遗产时竟令人难以置信的写道：“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大众民主，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20世纪的发明概念—已经不再有真正对我们有作用了。“(新左派评论2008年1-2月，《共产主义假说》“The Communist Hypothesis”)然而如果要从1968年中得到更重要的结论的话，那就是其由于缺乏一个真正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而使法国资产阶级破坏了革命。此外现在不建立这样一支力量，未来也将会丧失有利的机会。毫无疑问从下而上的群众性工人阶级的强烈的爆发—将可能作为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的结果——将迫使作为知识分子阶层正如他们在过去所做的去适应改变，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抛弃现有的立场。

　　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准备。大多数参与了1968年那事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持泛社会主义观点，一些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因为工厂和工作场所自下而上的不满而带来的反响以及至少从经济角度来看有一个“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受到官僚主义化和一党极权所败坏。然而大多数组织的盛行观点是基于本身依靠的知识分子阶层而非基于工人阶级或者像1968年5-6月事件发生的任何可能。

　　为什么在法国爆发？

　　他们并不是单独发生的。在1967年新年前夜，78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说道：“我迎接‘宁静’的1968年”，为反映法国资产阶级的信心，他继续说道：“不可能在今日法国再看到过去发生的可能造成瘫痪的危机”。Sean O’Hagan在《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中评论道:”6个月后戴高乐却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挣扎。法国首都由于经过数周学生暴动以及随后的突然性总罢工而陷入瘫痪。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法国由‘宁静’之旅转向接近革命是1968年的关键事件，在当年群众抗议运动在全球爆发，从巴黎到布拉格，从墨西哥城到马德里，从芝加哥到伦敦”。(2008年1月20日观察家报，每个人都来自路障边“Everyone to the barricades”)

　　但是这不是一个偶然在法国爆发的革命，邻近的国家如德国却没有发生。如果关于学生是“导火索”的时髦理论——其认为那是一种为了点燃工人阶级革命而与资产阶级国家有意识对抗的政策——是正确的话，那么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德国。在那里有一个与法国同样规模甚至更激烈的学生运动，在1967年德国抗议学生本诺昂尼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击毙导致了大范围的学生革命并使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崛起。一名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人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也在1968年4月被子弹击中头部，造成了其无法治愈的创伤。

　　同样的有威胁性的运动也在法国发展。然而潜在的社会条件不同。在整个戴高乐半独裁的第五共和国前期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紧张。在一些大型工厂甚至有武装警卫作为恫吓工人阶级的手段。法国如同沙皇情报机构于1917年革命前所做的评论一样，“一根意外抛下的火柴”可能引发爆炸。

　　这个要素由于残酷的镇压和殴打学生而引发，这使上百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那是勉强被工会领导人所号召的——这进而导致工人回去占领工厂以确保革命。在那时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是法国的特点。因为条件不同，德国，英国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发展程度高于法国的意大利——在那时，学生革命的“星星之火”不能促使如法国一样的反应发生。

　　但是如果法国成功了——其是可能的正如在Clare Doyle的有巨大启发性的《1968年法国的革命之月(France 1968 – Month of Revolution)》一书中提到的——那么柏林，米兰和都灵，甚至是伦敦都将加入到这场运动之中。甚至于‘1968年代’自己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低估了当时英国的局势，他近来也认为：“相较于其他地方的骚乱，英国只是个插曲。”(2008年3月22日，卫报，愤怒将向何处去“Where has all the rage gone?”)甚至在Mick Jagger的歌曲“街上战斗着的男人”(Street Fighting Man)中也呼应该观点，其唱道：“在沉睡的伦敦城，这里没有为街头战斗准备的地方”。

　　动荡中的英国和北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