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1968年

动荡中的英国和北爱尔兰

　　这完全是低估了英国当时正在发展的潜在情绪。在英国不仅仅是有在美国大使馆前的格罗夫纳广场抗议越战，而且还要注意有工人阶级的参与。大约有10万人参加了格罗夫纳广场示威。在此前一周资本主义传媒特别是《泰晤士报》(Times)，就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并给人的印象就是英国处于动乱前夕。尽管这有些夸张但某种意义上的不安和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并不仅仅限于学生当中。福特缝纫女工的一连串罢工成为了此后所发生事情的征兆。在我们1968年10月的《战斗派》杂志上我们就提到了“利物浦罢工浪潮”。在10月的北爱尔兰的德里(Derry)爆发了民权运动，这是1968年世界革命的直接反映，其同时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青年，当时他们与宗派主义的统一派发生了冲突。

　　此外在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战斗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也反映在1968年的工党大会上。当年11月战斗派写的：“几乎有3百万选票支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在那时工党仍是一个底层为基础的工人政党虽然有一个亲资本主义的领导层。而今天在布莱尔和布朗领导下工党完全是资本家们手中的工具。

　　而且当时还存在着普通成员的基本民主权利，允许普通地方政党提出议案成为官方政策。其中在由利物浦工党支部提出的一项动议以及布里斯托(Bristol)东北地区支部所附署的议案中提到：“将主导经济的300家垄断公司，私营银行，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国有化，并制定一个积极的国家计划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在1968年大会上有500万张选票支持“废除反工会的法律”价格和收入政策。

　　对公有制的议案的最突出的斗争案例是日益增长的对战斗派的支持(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此外，这个情绪导致了在次年工党内工会和左翼成员与哈罗德威尔逊工党内阁的臭名昭著的“代替冲突”的反工会建议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抗。不过这些被挫败的建议于20世纪70年代依靠保守党的基础被爱德华-希思(Heath)以及随后的撒切尔夫人引入实施。这一立法建议包括“强制罢工投票”和“冷却期”以及其他措施去削弱工人组织的力量。它遭到了工人们的强烈抗议，他们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都发起了一系列的警告性罢工。如果威尔逊政府没有在这些措施上后退的话那么将会因内阁的公开分裂而崩溃，将导致形成类似1931年一个国民政府的建立。

　　只要是重新回顾那时的事件就可表明现在的工党比那时候离了多远。英国当时根本的形势是一个成功的法国革命将在欧洲和全世界燃起燎原之火。英国社会在发酵，工党部长被人们嘲讽和寻衅，威尔逊的汽车被损坏，“由于汽车引擎被砸破，其广播电台和无线电话被切断。”(Harold Wilson的《1967-1970年的工党政府》，1917年版第567页)外交大臣斯特瓦特(Michael Stewart)当时在牛津大学讲话支持政府的立场，但却遭到了反对，据他回忆说：“当我起立发言时他们突然出现开始高喊‘胡，胡，胡志明!’并不准备停止。主席向他们的领导人希芩斯(Christopher Hitchens)发出呼吁但是他的答复是：如果你知道有人会说什么并知道那是错误的，你有权保护观众不被误导。”(斯图瓦特(Michael Stewart，生命与劳工：自传1980年版，第155页)。同样是这个希芩斯，此后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前身)，而如今却在资本主义杂志上写出一些斥责性的文章来捍卫布什的伊拉克战争。

　　然而正如我们先前所说，反对越战最终在1968年形成了大规模示威。此外5-6月事件的种种影响在那时工党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得到了反响。例如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那时站在工党左翼说道：“我们难道不是处在革命之中，而且它实际上可能成功吗? 我一直认为这可能是自1848年以来非常兴奋的事情，现在我发现我们正经历自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一年。当东西方铁幕降下之后，统治当局正面临挑战，而从底层发展起来的力几乎不关心我们所理解的议会民主概念。他们反对议会民主，在1848年那是完美的，而如今这变成了寡头统治;议会民主体制已经成为西方统治当局的一部分，正如共产主义成为东方的统治当局的一部分。这一年的许多反抗都是为了反对统治当局。奇怪的是，当我想到这时，我的一些忧郁远去了。(《一个内阁部长的日记》，1977年版，第三卷76-77页)

　　意大利的日益激进

　　重中之重，想象一下愈来愈快的脉搏的跳动，对于改变的渴望;一系列事件带来的启明之光跨越年青人与工人阶级在邻近的不同国家之间的隔阂，五-六月件所发生的事件如雷鸣般响彻云霄。意大利的著名历史学家Paul Ginsborg后来将1968年事件的影响与被其影响了的特别是1969年“火热之秋”的革命爆发结合在一起叙写。他写道：“那是最不平凡的社会动荡期，那是共和国历史上集体行动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意大利社会结构在每一个层面都遭到挑战。在意大利没有任何单一时刻比有革命潜力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带来(更大的影响)。但是意大利的抗议运动在欧洲是最深刻和长久的。它从学校和大学扩散到工厂，进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上。”(Paul Ginsborg, 《现代意大利的历史》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Italy, 第298页)

　　一左翼报纸Il Manifesto的创办编辑之一的Rossana Rossanda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她对1969年6月事件写道：“自相矛盾的是意大利1969年的‘火热之秋’开始的标志。不同于通常假期之后，在菲亚特工厂大规模占领的带头下一个又一个工厂被工人占领。然而意大利共产党(PCI)却完全将目光集中在开除我们的事件上。‘火热之秋’是战后在最大规模和最具体系的产业斗争——不仅仅是罢工，而且工人将管理层赶走完全掌握和控制了整个生产过程。这不是由在数十年压迫下有丰富经验的干部们所为，而是那些往往没有什么资历的青年工人的行动，他们的教育来自于其成长社会的混乱发展，他们采纳了一年前的声势壮大的学生抗议运动中的一些方式并将它进行改造。

　　这是否是一场革命?青年工人们思索着，当他们穿过大门进入工厂并接管装配线时候。决定像火星掉在植物上一样很快传播开来：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而斗争使它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摆脱了服从的旧习。当他们在集会发言时，工会领导人不得不与最低等级的技术工人一样为拿到麦克风而排队，正如一年前Odéon在巴黎一样——但是并非如那次一样个人化。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讨论事情的进展、什么不能干以及应该怎样做。对遭到极大挑战的资本而言风险是巨大的。媒体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起初很欣喜地看到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逃避问题可后来却因此感到了恐惧。”(Rossana Rossanda, 《来自米兰的同志》The Comrade from Milan, 《新左派评论》，2008年1-2月)

　　这些事件使意大利统治阶级陷入了恐慌：“许多年后一个米兰股票交易市场的主要经纪人Aldo Ravelli的供叙当时的气氛征兆，他没有简单地陷入恐慌：‘我告诉你一些关于那时气氛的想法，当时我估测我需要多长时间能从我家里徒步逃到瑞士’。”( Paul Ginsborg, Italy and its Discontents, 1980-2001, 第40页)但他从没有真正的去实行。因为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领导人拯救了资本主义。可他们也因此在60年代后期和几乎整个70年代都遭到意大利群众们的敌视。

　　墨西哥的流血事件

　　同样重要的是在新殖民主义世界的影响与效果。1968年6月墨西哥与法国和意大利并肩激烈战斗着。尽管在当时国际上很少提及墨西哥但那里是最血腥的。他们所处的背景是几天前苏联坦克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正如Ed Vulliamy最近所说的：“历史学家记载了墨西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黑人金牌获得者高举黑手套，却很少提及墨西哥军队的奥林匹亚旅的白手套以及他们身后的坦克和高飞的直升飞机，他们于运动会前一周的10月2日在墨西哥城临近地区的特拉洛尔附近枪击学生、农民和工人。”(《革命的真实声音》‘True voice of the revolution’, Ed Vulliamy，2008年1月20日的《观察家报》)

　　抢在20世纪70年代血腥的阿根廷军政府之前，墨西哥统治阶级就采取“失踪”策略将杀害的尸体扔入海中。所以这件事特别是对激进学生和工人为首的墨西哥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意味着“1968年在墨西哥所发生的革命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为残忍”。然而当时古巴的卡斯特罗却对该事件保持沉默，他“没有利用其影响支持1968年墨西哥人民或其任何后起者”。部分原因是墨西哥资产阶级政府是唯一一个承认古巴政权的国家。然而更重要的是由墨西哥工人阶级领导的一场新革命可能会在古巴内部引发对真正工人民主的强烈共鸣。

　　事实上墨西哥事件的参与者打出了“第二次墨西哥革命”的旗号,以试图去完成1910年革命以及潘维拉(Pancho Villa)和艾米里阿诺托帕塔(Emiliano Zapata)没能完成的任务。这些事件的声音仍在今天的墨西哥回荡着。这导致推翻了在墨西哥统治了70年的革命制度党(PRI)。它们也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以及今天在墨西哥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而Andrés López Obrador差点就击败右翼候选人Felipe Calderón。

　　越南战争的影响

　　美国统治阶级绝对不会对墨西哥所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美国总是谨慎看待墨西哥的关键作用，一是因为其对美国拉美裔人口的影响，在今天更值得注意;另一是因为将其看作为整个拉丁美洲的门户。在1968年美国统治阶级已经被越战造成的社会混乱弄的焦头烂额。越战中一个影响是3250名青年由于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参战而被投入监狱。估计有25万人逃避兵役，约有100万人违反了兵役制度。然而只有其中的25000名被起诉，一项研究发现：“需服役却通过学生和工作推辞以及其他理由从而避免被军队征召的美国人达1500万”。

　　因此正如历史学家小Arthur Schlesinger所写道的，这意味着“越战主要是在征召贫穷白人和黑人的儿子，他们的父母在社会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有权势人的儿子被送到大学里保护起来”。( Michael Maclear, Vietnam: 《1万天的战争》The Ten Thousand Day War, 第313页)排在这“鹰雏”集团首位的是——他们逃避了兵役但准备支持战争——乔治布什和其类似之徒。

　　在越南的屠杀是引发1968年国际上多数青年运动的主要因素。美国统治阶级通过B-52的炸弹和橙剂等化学武器在当年的越南造成了无法形容的破坏和屠杀。其中许多可怕的详情只是在事后得以知晓。“官方”数据说有200多名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遭屠杀，但一名美军作家则估计人数达到约700名。对这一罪行的处罚仅仅就是将中尉William Calley在军事监狱关了三天。

　　这些景象在当时第一次被电视报道直接公开化。下台的约翰逊总统后悔没有诉诸专制的方法去控制电视报道。当时的越战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Westmoreland)提到：“在战争初期他(约翰逊)应该采用新闻检查制度，不管那会产生多么复杂的后果。”(Lieutenant General Philip B Davidson, 《在越南发生的战争》Vietnam at War, 第490页)此后美国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不需要官方的“检查制度”，只要他们有虚拟的政府宣传部门一样的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以及安插在伊拉克的‘听话’记者们。

　　青年们的国际大骚动

　　青年们在1968年的骚动是世界范围的。不仅仅是发生在巴黎或柏林在其他许多国家如意大利也是一样的。事实上意大利的学生运动被认为最重要，因为其设法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而没有欧洲的其他地方像他们那样做的如此成功。一些人拒绝认真地思考这些青年们的行为而认为那些是古怪而可笑的举动，或是如法国社会学家Raymond Aron所认为：“这是被宠坏了的富孩子们的游戏”。毫无疑问一些参与了这起“革命麻疹”中的许多人又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是其他人却衷心希望打破已经陷入绝境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马克思谈及的异化。生产者即使在经济繁荣上升期也不过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庞大机器上的齿轮而已，这一思想助长了青年们起来革命。

　　许多这些青年是一场新群众运动崛起潜在的酵母。例如从1968年到20世纪70 年代末在意大利估计存在着的“极左”组织和政党成员约有10万人。这是一个大实验的时代，不仅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存在于一般的艺术、音乐和文化之中，新一代期望着从僵化狭隘的资本主义中获得解放。因对意大利共产党试图将官僚之死手强迫施加于运动之中的失望，运动中有很多的“过激行为”。运动还在艺术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天赋和创造性。在巨大的自主运动旋涡中，青年阶层的团体和组织试图寻找一条明确道路以改变社会。

　　然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却试图与当时的意大利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历史性妥协”，但是遭到了来自运动下层的反对浪潮。意大利共产党政要们动员镇压大学里的自主运动，有时甚至用“强壮的工人”来打击和镇压学生们。这导致出现一些对社会主义和解放的斗争极有害的极左行为，，例如在“红色旅”和其他“独立”武装团体中发展着的恐怖主义思想。因此这一代人不幸地丧失了通过发展一个群众性或者至少大规模的拥有明确革命社会主义和民主路线的可替代意大利共产党的政党来在更高层次重建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机会。

　　斯大林主义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东欧的骚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欧的镜象。布拉格之春早在斯大林主义强硬派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中被排斥就得到了预示。然而取代斯大林主义傀儡诺沃提尼(Novotný)的亚历山大杜布契(Alexander Dubček)并不象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意味着向工人民主的转变。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人民支持的杜布契的“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并没有采取迈向这个方向的真正步伐。可斯大林主义者放松控制导致了巨大的政治发酵：工人民主的思想，许多托洛茨基的思想、新闻自由、民主控制管理工业等这些问题确实被提出来讨论和辩论。但是杜布契是为了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仅代表着上层官僚的改革进程。

　　但连这也不能被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所容忍。在1956年的波兰他们曾被迫接受像杜布契一样代表一个更多自由和民族主义的哥穆尔卡(Gomulka)官僚政府上台执政。在那个时期他们全面控制了对其有致命威胁并存在着真正工人民主思想的匈牙利革命。因此他们能被迫忍受哥穆尔卡上台执政。但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深刻地改变包括斯大林主义的东欧和苏联在内世界局势。允许杜布契的继续执政将打开那些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的所有东欧国家如波兰、东德和匈牙利的泄洪大闸。因此勃列日涅夫认为镇压布拉格之春不可避免，甚至连卡斯特罗在权衡之后也同意支持占领布拉格的苏联坦克。这反过来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个东欧为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大规模幻灭和对计划经济的打击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后来的波兰事件也表明这事件助长了支持回到资本主义的思想。

　　革命思想没有死去

　　1968年如同1848年和1917年一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今天的统治阶级力量希望消灭这个1968年的幽灵。打头阵的是代表法国资产阶级的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在去年总统竞选中他自诩他将通过他的选举胜利来消除1968年的幽灵。他宣称：“1968年5月事件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意味着反智和道德相对主义...68年5月事件意味着在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之间没有任何区别。68年5月的遗产是将犬儒主义和愤世嫉俗的思想带入了社会和政治之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甚至声称：‘68年的运动“促使资本家们道德的下降，为不择手段的资本主义、官商勾结和流氓老板提供基础”。

　　不，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本来特色，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正是1968年这一代人曾试图根除的，而实现社会主义转化的。法国资产阶级曾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1871年英雄般的巴黎公社以及1936年的静坐罢工，正如他们今天反对1968年革命。因为他们无法成功根除伟以往的这些事件，伟大的革命和准革命，所带来的榜样。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保持1968年革命传统的同时学习该运动的不足，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