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炎黄子孙的精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说：“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1](pi)更有学者认为，就毛泽东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毛泽东学”已成为海外学者追逐的一门“显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众多的海外学者越来越关注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深入探讨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海外学者注意到，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1.主张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在很多方面照抄照搬过苏联模式的一些做法，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模式存在的问题。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部分地抛弃了“照搬苏联”的政策，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美国学者施瓦茨也认为，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已“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2](p49)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开端。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泽东都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心摆脱苏联的束缚，设计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毛泽东虽然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价值，但仍然敬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遗产，然而其重点逐渐从遵循马恩列斯所做贡献的“基本特征”转向如何修改和发展它。大约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首次系统阐述了关于被看作是处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中的非欧洲社会样板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思想，这也许构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独特、最重要的贡献。他是自觉作出这一分析的，思想被推向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说，你要真想发展经济的某一部门，比如重工业，你就必须注重其辅助部门，即轻工业和农业”。[3](p10-23)施拉姆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虽然没有拿出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固定模式来，即强调了各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从总体(经济)强调发展进程的动力，但它已经打下了走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适合农民和农村占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标志着毛泽东精心设计的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的努力的开端。

　　施拉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他发现中苏两国在社会权力结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他认为毛泽东虽然声称要始终坚持列宁主义传统，但其对党的领导总的看法同列宁、斯大林并不一样，中国一般比苏联更强调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向群众学习，尤其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群众要积极参与管理，特别是中国的农村群众要积极参与到管理中来。这是因为中国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因而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

　　2.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民族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更加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以某种方式变成中国式的东西，使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性，赋予它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海外学者在分析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时，发现“民族形式”是其重要特点，是看到了问题的真谛。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的佼佼者。如澳大利亚学者王衮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语言的掌握和生动的运用，似乎有助于把读者们对激进变革的需求和紧迫感结合起来。绝大多数场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的解说，便变得通俗易懂。这可能不利于掌握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但这也许比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去读外国味的深奥难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更富有成效。我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的中国式表达以及对中国分析法的运用，比任何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或列宁的教科书，更能给中国人民提供进步思想”。[4](p163)确实如此，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很多脍炙人口的言论为大多数人民所掌握，并成功地唤起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施拉姆在论及毛泽东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时指出：毛泽东不仅主张从中国过去的典籍中引章摘句，而且特别主张要吸取其精神实质。他引用了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一观点，即有些情况不需要任何民族风格，诸如火车、飞机和大炮。政治和艺术却应当具备民族形式。美国学者阿瑞夫·德里克也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映。“毛所进行的使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使民族性利益或民族富强的考虑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相关性或社会主义主张有效性的标准，而是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化，即要使有效性社会主义学说成为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声音。”“本土化的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被融入了中国的大地之中，标志着社会主义理想在一种表达了民族理想的语言之中的再现。”[5](p226)他认为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一点是异常鲜明的，它不仅表现在毛泽东正式号召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事实当中，而且更令人信服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当中，毛泽东运用这语言把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了中国的民众。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他善于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喜欢用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深刻的政治理论。应该说，海外学者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民族形式”的论述是抓住了根本，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3.从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家的地位为国外政界和学者所公认。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有没有建树却成为海外学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海外学术界曾围绕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过多次学术讨论。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哈佛自由学派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观点得到了海外多数学者的赞同。

　　施拉姆明确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由每个时代竭力追随马克思的人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算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施拉姆将毛泽东对列宁主义作出的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1)社会主义革命与产业革命并不一样，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2)虽然具有觉悟和广阔的历史眼光的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倾听下面的呼声，那么这种领导人就会死气沉沉和腐化；(3)农民也和工人一样，值得倾听他们的呼声，而且农民有能力参加创造新社会。应该说，施拉姆的概括虽不全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美国学者窦宗仪主要从矛盾学说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他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矛盾学说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很少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恩格斯未谈过这一问题，列宁虽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未细加论述。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能够互相转化;和平改造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也包含对抗性的方面，等等。“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存在着对抗性矛盾，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变革，这无疑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未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6](p115)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开放性。施拉姆就认为，毛泽东留给他的同胞的毛式马克思主义遗产，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更像开放和非教条的、某种类似体系的东西。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提出了马克思未曾提出的问题，而毛泽东提出了列宁未曾提出的问题，并重新提出了列宁提错了的问题，同时继承了列宁已经解决的至今依然有效的问题，又在实践中解决了列宁开始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7](p142)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成果。很多国外学者都承认，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毛泽东思想”这个词用得虽然不是太多了，但许多实质性的东西无疑还是会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继续坚持下去的。

　　二、毛泽东在建国后最关注的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目标。有相当多的海外学者认为，“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发展得相当好，做到了经济增长，为人民提供了基本必需品”。[8](p295)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也确有增长。

　　1.依靠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毛泽东十分注重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多次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施拉姆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毛泽东就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对现代化和工业化抱着积极的态度。他把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概括为两点，一是注重群众的力量，提出“群众为了自己的事业应该动员起来”。二是“在经济发展中，比较技术因素来，应该更强调人的因素。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两点在10年前显示了‘中国模式’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9](p70)美国学者韦克曼也指出：“毛的‘希望是和我们党的所有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名小学生’。这使他成为其他共产党员的楷模，尽管干部(由于地位而不是由其他方面来决定)也许觉得接受群众有点难受。开放党的司令部的大门，让曾经令人生畏的权威面对胆子日益增大的党外人士，这是与党的官员的自我保护本能背道而驰的。考虑到干部们的畏惧情绪，毛曾再三批评他们谨小慎微，并热情地敦促他们克服胆怯：‘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知道公开批评可能达到的严厉程度，但那些不得不经受批评的人将不会‘都灰溜溜的’。因为，害怕面对群众是自己拆自己的台。”[10](p245)

　　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和政府的权威就失去了合法性。因此，毛泽东倡导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印度学者莱恩·N.夏梅指出：“毛泽东在分析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基础时，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民众倾向和群众方针。即必须为了群众的更大利益而行使权威，否则，权威就将丧失其合法性。”“为了反对非法权威，并使中国人民能适应这种反对，毛泽东通过反复的强调与实践，贯彻并运用着人民的权利。”[1](p182)美国学者林春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人人参与的、共同的、非官僚化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人们能够充分地展现他们的潜能，而不是充当官僚控制的角色，生产服务于人们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国的体制没有疏远人民，政府继续享受革命的合法性并被认为是最好的公众利益的代表和发展的自然代理人。中国消解国家和社会之间分歧的独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归之于社会认同，由革命和党对基层的长期动员形成的社会联系。毛泽东时代更多地奠基于支持、理解或一致，而不是强力。

　　海外学者对毛泽东群众观点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密切党群关系，这是时至今日人民仍然怀念毛泽东的重要原因。

　　2.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毛泽东采取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所做出的贡献给海外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海外学者慨叹：“他充满着不妥协地献身于中国的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的精神，使她从一个衰弱、分裂、任凭外国干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大家庭的强大、受到尊敬的一员。虽然他先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威胁，而后又联美反苏，他从始至终都明白地表示，这些政策首先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12](p17)

　　施拉姆从毛泽东的性格分析出发探讨了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行为，他说：“在毛的性格中，只有一个品质得到了他同胞的一致反应：他维护中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当他1949年12月去莫斯科寻求对建立新政权的援助和支持的时候，充分显示了他的这种品质。”毛泽东在苏联期间花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与苏联谈判。“毛在1950年1月2日和塔斯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他可能要在莫斯科逗留‘几个星期’。但他又说，确切的逗留时间将部分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在苏联呆了9个多星期，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部分地满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13](p219)

　　澳大利亚学者泰韦斯对毛泽东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意识地摆脱苏联先例的另一个方面是抛弃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分离的假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宣布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是国家领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占全国领土的60%，它包括最具战略意义的边境，蕴藏着大量矿藏和畜牧资源，又是共产党之前的历代政权全神贯注的重大目标”。[14](p107)正是由于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才实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局面。

　　3.追求社会平等是最大心愿

　　社会平等、公平正义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鲜明特征。海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平等。特里尔认为，“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15](p41)

　　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员。英国学者威尔逊也深有感触地说：个人解放后，要让人民准备过现代生活。毛泽东牢记自己是人民的一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物质生活方面比起任何同僚，毛泽东都更朴素，更没有追求。作为领袖的他因为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磨破的袖口、用得松松垮垮了的短袜出现在人们面前而闻名于世界。上世纪50年代曾到中国访问的法国著名作家、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亲眼目睹了1955年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活动，他说：“普通民众与毛泽东之间的直接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里没有所谓的‘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群众催眠’，没有所谓的‘迷一般的领袖’。没有人是‘恍恍惚惚’，没有人‘灵魂和肉体都变成了暴徒’，这里只有50万个个人，每个人都在声明着自己欢度着时光，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的眼睛中你也看不到那种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工人、工匠与毛泽东打招呼，就像普通百姓相互握手一样，他们挥舞着鲜花，抬头用灿烂的笑容看着他。他说声‘谢谢’，就像你对一个帮助你的朋友说一样。”[16](p116)美国学者弗郎西斯·苏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和经济贫困这个孪生的历史灾祸，为中国人民创立一个以自由、平等(毛泽东把自由、平等看作是人类的两种基本价值)为基础的新的公正的社会。

　　在实行社会公平的方法上，海外学者也进行了分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认为，为了体现社会公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众多的群众组织，诸如工会、妇联、青联、少先队等。“这些群众性组织在老百姓和官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原先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养起政治热情来实行群众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经常接触工农群众为基础，党的工作者首先要认真研究群众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其次针对问题和意见制定指导性政策，最后让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自己的意愿去执行。”[17](p597)

　　美国学者纪文勋高度赞赏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社会公平所取得的成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政府取得了空前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苦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迅速的提高，同时妇女的地位也有了巨大提高;士兵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改变了过去“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迪克·威尔逊也认为，为了实现新中国的社会平等，毛泽东一直都在为妇女的权利而战，为青年学生有权力对他们受教育的制度发表意见而战。

　　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过于注重政治运动，但多数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社会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就成了爱国主义和献身革命理想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要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使国家富强。”[18](p89)毛泽东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极大贡献的历史巨人。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国外学者赞叹不已。费正清在评价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指出：“1953-1957年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8.9%。农业生产增长约3.8%，而全国人口只增加了2.4%。这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一比较，它们的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2.5%。印度在本世纪50年代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不到2%。另一个指标是，195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36岁，到1957年为57岁。小学入学儿童比率由20. 5%增长到50%。总的说来，城市工资大约增加了1/3，农民收入增加了1/5。”[19](p339)

　　如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探索了多种方法和途径。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斯大林和彼得大帝，具有对历史进程独特的洞察力。他说：“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说，他是中国的彼得大帝：他是试图吸引源于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使国家现代化的第一个统治者，而无论是在帝国覆灭之前还是之后，他的历届前任都未像他这样做。”毛泽东在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为奋斗目标的同时，还在采取的方式方法上进行了探索。施拉姆说：“1956年1月，他宣布，为了达到‘在几十年内消灭中国经济上、科学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的‘伟大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是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1960年，苏联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许多大工厂未完成就停止建设了。“毛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侮辱，也不会忘记经济上的损害。1964年，他说，苏联货无论怎样都是既粗糙，又昂贵的，‘还不如与法国资产阶级打交道，他们还有一些商业道德概念’。”毛泽东提倡向科学进军，向西方先进技术学习。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主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7年里，从未停止过号召经济进步，并且号召用数量单位下了定义的进步：多少吨钢，多少吨粮，等等，在数量上取得明显的进步。[12](p3-11)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巨大成就得到了大多数海外学者的认可和赞扬。美国学者特里尔认为：“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逐渐消失了，学校教育使孩子们很容易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原文如此，中国大陆现为31个省市)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你可以同老年的中国人谈谈，虽然他们中个别的不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还是会说北京政府的好话。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自尊，这使他们感到骄傲。”“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在他临终前，毛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几步，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日本那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要胜过印度。”“毛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和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大国的地位。”[15](p38)

　　三、毛泽东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模式”主要是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后，中国模式就成为海外学者谈论中国的中心话题，在学术界不断形成新的研究高潮。海外学者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注重探讨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关系。

　　1.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许多海外学者看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中华民族近现代史发展中的连续性。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被新时期的领导人反复强调必须长期坚持。海外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人民的富强和民主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最终统一创造了条件。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此基础上把毛泽东的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俄国学者A.B.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指令式管理’模式的批判并未导致对过去和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否定。中国人巧妙地保留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其中的一些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已经不适用于确立政权合法性的新程序，这也为维护改革动力提供了可能。”“邓小平在保持政权连续性的前提下，并没有怀疑过现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而是保留了在未来逐渐进行改革的可能性。”[20(p50)

　　毛泽东时代为一个主权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而对如何建设这个国家，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改革后的成就，正是由于毛泽东时期众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才使当代领导人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施拉姆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当代领导人正在继续进行毛在1949年最初取得成功之后没能进行下去的‘中国化’运动”。[21](p50)

　　2.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就为“中国模式”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尽管毛泽东时代在经济上曾出现一些偏差，但“中国模式”是建立在毛泽东时期所取得成就基础之上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国际政策是不借贷，资金不外逃，国内已有了相当的工业基础，这使邓小平很容易地重返国际市场而不用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他们还认为，中国目前农村和小城镇发展得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基础在于“文革”期间的小工业政策。“用其他办法也可以取得目前的成果，但不应该忽视现在的成果是毛主义发展策略的结果。”[8](p308)

　　多数学者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论用哪种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法国著名学者马思乐认为，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速度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基地比比利时的工业基地还小，但在毛泽东执政晚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六个工业生产国之一了。

　　美国著名学者迈斯纳也认为，无论人们将对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但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毛泽东时代的巨大经济成就和高积累，使改革开放的中国有了迅速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基础。

　　3.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坚持和发展

　　多数海外学者在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区别的同时，还特别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必然的结论。

　　中国政策的连续性获得多数海外学者的好评。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具体政策命运如何，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它不仅代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且还代表集体的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具有持久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由于相同的原因，我愿意在这里表明，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为解读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22](p155)

　　有的海外学者还比较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同邓小平的思想相比较，两者有一点未作丝毫的改变，那就是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也就是都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要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俄罗斯学者叶列娜·波多利科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把国家变成世界上有威望和影响的繁荣富强的国家。”[23](p10)

　　四、毛泽东晚年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失误

　　海外学者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毛泽东晚年思想背离了“八大”前形成的正确思想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的思想，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思想与此前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学者中西功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分期，将1957年和1958年后展开的思想称为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在摸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各方面对民族资本进行和平改造的这种中国式的做法为人们所注目。“所有这些经验都在‘八大’上做了总结，而且作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确定了下来。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打基础的路线，是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尝试的路线。”[24](p147)但是从1957年、1958年开始，“八大”的路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把中国革命各阶段、各时期的中共和毛泽东的路线，胡乱地收罗在一起。其本质则是以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他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长期处于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都不大的社会环境中，这妨碍了毛泽东积极向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化所必需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中西功的这一分析虽然不够全面和深刻，但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此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同时其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美国学者麦克法奈尔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否定毛最喜欢的那些原则。他一贯坚持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极大程度地使党的干部士气低落，并摧毁了他们在群众眼中的权威，而恢复这些权威则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毛特别注意党对枪杆子的领导，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军人控制了新组建的党的机构。毛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却在事实上被奉若神明。毛始终提倡‘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而文化发革命中，他却迅速地清洗了他的许多从前的同事，随之废弃的是那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路线。”[25](p316)

　　2.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过于重视精神方面的力量，是典型的“唯意志论者”。费正清曾把建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分为两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唯意志论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强调计划经济和求得物质进步者。他说：“唯意志论与计划的对比：毛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在面临巨大的任务时，赞成进行五年计划之类的系统工作，把投资资金的逐步积累和工业建设看作必不可少的。毛则考虑政治多于经济，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决心，人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种对意志的重视，即唯意志论，成为毛的个人信条，是得到他的个人经验所肯定的，这使他偏爱地方的主动精神而不赞成由中央实行控制，相信人民而不相信官僚，重视农民而不放心任何新出现的统治阶级，用很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政治而不重视经济。”[26](p18)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对毛泽东的贡献和影响进行了客观分析。他认为，毛泽东把中国的极端落后当成了一种长处，极其相信人类本性的可塑性，并认为中国人民比大多数其他民族更具有可塑性。因此，毛泽东把主管方面置于首位，把阶级斗争说成发生在集体与个人利益牵制的个人意识里。对自我牺牲精神无休止的赞美，对物质刺激的盲目抵制，以及普遍的禁欲主义和清教徒主义也因此盛行于中国社会。在麦克莱伦看来，毛泽东时代过于强调意识的重要性，把无产阶级的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中，通过运动组织群众进行国家建设。

　　不管人们对毛泽东有怎样的看法，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多数海外学者认为，对毛泽东的错误应客观对待。“一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对毛这样一位英雄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许多中国人明显地为有这样一位英雄而高兴，并且极乐意把毛统治下的不满意归咎于他的助手。”[27](p2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继续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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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景文(1965-)，男，山东济宁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海外中国学，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