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叶良和变成了叶子龙 黄公略“偏师”中的“娃娃兵” 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在浏阳石湾乡平安洲，丘陵叠耸，浏阳河逶迤而过，可谓山清水秀。长久以来，这里的人们多数以自给自足的农耕谋生，而叶子龙家却没有土地，养家度日靠父辈经营日用杂品的买卖。

　　出生于1916年的叶子龙，原名叶良和。温良恭俭、和气生财，是本分商贩的信条，当然这并不意味“良和”二字的全部涵义及父亲的冀望。1926年夏季，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潮随之波及到了浏阳，10岁的叶良和，同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革命宣传。他们走街串巷，呼口号，撒传单。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他们也提议叶良和改个新名：“你叫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大英雄。”可同伴们还是“子龙，子龙”地叫开了。

　　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命令各路红军脱离原根据地，向武汉迫近，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为此，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于8月23日，在长沙以东的浏阳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补充整理军实’的号召下，许多浏阳男儿应征入伍，就在那时，13岁的我，当了个‘娃娃兵’。我加入的是红六军，就是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提到的那个‘偏师’，总指挥是黄公略。不久，红六军改为红三军。”“时隔多年了，您还记得那么清?”“嗯，浏阳出了本县志，前不久我看过，其中有关于我的记载。”“参军后第一次正规作战的情形您还记得吗?”“第一次直接参战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是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第18师的战斗。当时我刚参军4个月，在机关枪连，我们红三军承担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最后我们胜利了，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对这胜利兴奋不已，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其中有‘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语。”

　　“红军中的报务工作，好像就是那场战役以后才有的吧?”“是的，1932年，我在学习了一段文化后，调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事译电工作。但在长征前夕，我又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2.半夜紧急出发 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

　　“说到长征，我印象中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长征期间的事吧。”叶子龙思索了片刻说：“那还得从1935年年初的遵义会议谈起。在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直到遵义会议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从此，扭转了刚刚撤出中央苏区时颓败险恶、老打败仗的局面。”

　　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就取得了娄山关大捷，经过四渡赤水，巧袭金沙江，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本来两支队伍会师，红军的力量更壮大了。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见自己人多势众，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觊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同时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逃跑。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中共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反对，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进。8月底，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率领的以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抵达四川巴西班佑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张国焘拒不向右路军靠拢，还暗中谋划分裂中央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当中央得悉张国焘的这一意图后，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中央机关和原一方面军人马连夜北行，脱离危险区域，避免红军内部冲突局面。那一段日子里，叶子龙正打摆子、发高烧，连夜开拔时别人把他扶上了马背，可在漆黑的夜间匆忙行走中，他晕晕乎乎地从马上摔了下来，掉在沟里，弄得满身泥水，爬起来后又跌跌撞撞地跟着走，十分狼狈。“经这么一折腾，我久病不愈的疟疾，竟奇迹般地消失了。”后来写党史的时候，有人认为叶剑英送电报是杜撰的情节，叶子龙感觉应是确有其事，他说：“否则我们怎么会连夜匆忙行动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新组红一方面军，叶子龙又回到了机要工作岗位，担任了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那时毛泽东直接指挥着一方面军，并一直随一方面军行动，叶子龙也就到了他身边。当时毛泽东的参谋是黄有凤，实际从事的就是机要秘书的工作。

　　3.毛泽东提议，机要股升格机要科。黄有凤不管转交电文了，我们那时用的密码称“豪密” “马克思的在天之灵” 毛泽东批评一方面军的山头主义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向山西发展后，整个红一方面军随毛泽东东渡黄河，叶子龙自然也跟随而行。在山西作战3个月。歼灭国民党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红军扩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并使进入陕西威胁陕北根据地的部分阎锡山军，撤回山西。

　　也就是在山西作战期间，毛泽东感到机要股已经不适应战事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因为股长的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军事领导人接触，机要电文的发送还要转经几道，容易贻误战机或出现差错，所以他建议一方面军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于是叶子龙由机要股长升为机要科长。

　　“那时我们的报务通讯用的是一种叫作‘豪密’的密码。这套密码的编制者，就是周恩来。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用的化名叫‘伍豪’，‘豪密’便因此而得名。”

　　机要股刚改机要科，叶子龙即收到一封急电，他还按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黄有凤。可这次黄有凤没有接，而是笑着说：“你现在是机要科长了，应该自己把电报送给毛主席。”

　　叶子龙听黄有凤这么说，就自己把电报给毛泽东送去。他走到毛泽东的住房前喊了一声报告，就听见里面答应让他进去。他进门后，看到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初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在一起，而且毛泽东看了他半天不说话，使他更感到局促，把电报交出后，就准备马上退出去。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也许由于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所以问他是哪里人，叶子龙回答说是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是老乡嘛。”就又和他拉了几句家常。那时叶子龙不认识贺子珍，毛泽东又给他们俩互做了介绍。从那以后，再发送电文，就无须过别人手，都由叶子龙亲送毛泽东了。

　　本来，毛泽东拥师东渡的意图，是在山西谋求发展，威胁北平。但取得一系列战果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匪”总司令，调集数路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此时河西的军事压力已经减轻，中央遂决定返回陕北拓展。

　　回撤时形势紧急，天上有飞机，地下有追兵。然而在红军集结渡河的三天三夜里，一直是云遮雾罩，飞机根本无法侦察红军的行踪，实施阻碍红军的行动。但红军一过黄河，顿时云开雾散。叶子龙回顾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着红军。”

　　一进陕西的延川，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几次到会讲话，批评一方面军存在山头主义，说一方面军的干部调不动。会上还决定成立红军大学，一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调出来了，林彪出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就在这次会后，黄有凤调往一方面军当机要科长;而叶子龙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机要科长，从此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

　　当时中央的电台收到的电报，均立即送到机要科译出，经誊抄由叶子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电文传阅的范围，叶子龙再转交中央其他领导人。而中央及军委对各地或前线各部队有何指示，亦交予叶子龙，经机要科送给电台发出。

　　毛泽东在起草电文时，叶子龙通常就站在他的身边等候。有的电文短，等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就能拿走。有时电文比较长，也不太容易回复，叶子龙记得等三四个小时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4.“西安事变”前夕，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密电 毛泽东拿着叶子龙看不懂的电报说：要有好事了 毛泽东把自己的窑洞让给了张国焘

　　据叶子龙回忆，西安事变前夜，中共曾收到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发来的密电。

　　说到西安事变，人们印象中张学良、杨虎城最早发出的电文，大概要算是12月12日张、杨的通电。这份通电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然而在12月11日，叶子龙他们机要科还收到张、杨给中共发的一封密电。电报是用文言文写的，并不太长。收到后，因有两个关键字不解其意，叶子龙他们琢磨了半晌也没搞清整个电文内容。

　　从红军大学调到军委当秘书的童小鹏，和叶子龙住在同一个窑洞，和机要科的人员都很熟，是他们中公认的“秀才”。叶子龙就让童小鹏帮助翻译一下电文，可当时文化底子也不算很厚的童小鹏看了很久，依然没说出名堂。

　　叶子龙没办法，用同音字替代那两个字后，把抄好的电文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看。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叶子龙这才明白所谓好事指的是什么。不久，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有些党史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夕得到密电的说法不甚可靠，然而作为直接负责机要工作的当事人叶子龙的回忆，还是应该记录一笔，以备再加仔细推敲的。1937年1月13日，叶子龙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先是住在凤凰山麓的一个石窑洞中，这是座比较好的窑洞。后来张国焘来了，毛泽东就把这石窑洞让给了张国焘。叶子龙住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所相距不远。从此以后，作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总是跟随毛泽东行动。

　　5.共产国际给毛泽东派来了一位参谋 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 王若飞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1937年年底，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

　　王明到来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肃清右倾思潮的影响，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

　　会议期间，中共在各地的领导、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贺龙对刚和江青结婚的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哦，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你结婚了，还不该请吃饭吗?”“好!我请你们吃。”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说：“你给我们办两桌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叶子龙这个机要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有一段叶子龙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感到很不方便，当叶子龙病好后，立即把他调回身边。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几天后，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上次未请的人。这次来的人更多，张闻天、李富春、滕代远等也来了。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准备饭菜，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

　　朱仲丽在《女皇梦》书中，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1938年11月20日，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并非与结婚同时;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

　　6.毛泽东正式提出设秘书 领导人有秘书吗?大叶参谋长和小叶参谋长 毛泽东说：软禁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

　　据叶子龙回忆，也就是在1938年末至1939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设秘书一事。身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又多了个头衔，军委主席秘书。

　　在笔者向叶子龙问起他刚当毛泽东秘书时，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有秘书时，叶子龙说：“哦，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王明有秘书，是廖鲁言，我们打过多次交道。”“周恩来呢?后来的五大书记呢?是否都有自己的秘书?”笔者又问道。“五大书记那时差不多就都有像我这样的机要秘书了。跟着周恩来的是康一民，跟着刘少奇的是吴振英……不过那时都叫参谋。我还被称过参谋长。噢，解放战争时有两个姓叶的参谋长，大叶参谋长是叶剑英，小叶参谋长就是我。”

　　当笔者询问叶子龙，在那一段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事情，能否讲一两件事时，叶子龙说：“刚到陕北时，战事仍频，整天都能听到枪炮声。但我们跟着毛泽东，就仿佛感觉不到危险，从未想过革命会失败。毛泽东的乐观、幽默、大智大勇，感染着我们。正像我前面讲过的，从山西回陕西渡黄河时，我们说，得到了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护。”

　　记得知名人士柳亚子在一首词中，曾称颂毛泽东的胆略为弥天大勇。叶子龙说要谈弥天大勇，就不能不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当时解放区的干部战士，叶子龙也一样，都认为毛泽东不能去。“西安事变我们都经历过，记忆犹新，谁能保证蒋介石不像当年扣张学良那样，把毛泽东扣下呢?”

　　可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亲自去重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们说，去可以争取主动，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签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不签字在我。在不伤害双方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些让步，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如果这还不行，就城下不盟了，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毛泽东提到的何鸣事件，发生在1937年7月16日。当时中共闽粤边区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红军的阴谋缺乏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175师包围缴械。

　　赴重庆前，毛泽东说得那么轻松，可根据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悬了很久的心，直到毛泽东返回延安，叶子龙说他悬着的心才放下。

　　7.毛泽东强调反对“左的浪花” 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不悦地说：我根本就没看过 叶子龙发明了圈阅制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离开了延安，与陕北、山西之敌周旋，并指挥着全国各地战场的战事，那是叶子龙他们收发电文最频繁忙碌的一段。叶子龙说：“那一时期电文往来的确密集频繁，而且由于当时电报、文件发送的制度没有形成规范，还出现过一些小差错。然而也正因为发现了差错，我们设法防范，又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

　　当笔者要他举个例子时，他说：“我就给你讲讲电稿、文件传阅过程中，领导人署名画圈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吧。”自1947年下半年，随着战事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巩固后方，对旧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工作日显紧迫。进入晋绥解放区的那段时期，整个战局趋于平稳，因此，毛泽东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土改问题。

　　还在从陕北至晋绥的途中，毛泽东就特别注意沿途了解土改的情况。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剥削制度，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对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巩固解放区，支援战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在此后不久，却产生了“左”的偏颇，中农的利益受到侵害，中小商业遭到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

　　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当年中央12月会议上，他强调要在土改工作中反对“左的浪花”。1948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拟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随即让新华社电台拍发全国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此后，毛泽东就等候关注着各地的反映。

　　3月里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告诉他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叶子龙说：“大概还没有来吧。”可胡乔木说他清楚地记得电文已经来了。

　　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个勾，所以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说：“我根本就没看过!”由于上面只有勾勾，从勾勾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以到底谁看过，谁没看过，谁也分辨不清。

　　这时，还是胡乔木替叶子龙打了一下圆场，说是画勾这种方法有缺陷，许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谁看了谁没看，就分不清楚了。没记准谁看了，谁没看，责任不全在叶子龙。毛泽东听了胡乔木的解释，觉得有道理，就没再深究。

　　为了改变这种谁看了谁没看搞不清的状况，叶子龙新想出了个办法，从此他在送传电报文件前，先在电报文件上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这样一来，谁看了谁没看一目了然。领导人传阅电报文件在署名上画圈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8.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 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开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陆续来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第一任主任，叶子龙却记不太清楚机要室是什么时候组建起来的了，他说大概是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至向北平进发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机关和军委的机关都很难截然分清，因为党的最高领袖，也是军事的最高指挥者。军委有机要部门，中央书记处也有机要部门，这两个机要部门都为中央书记处服务。

　　据部分老机要人员回忆，原延安中央一级的机要部门有三个：一是中央机要科，一是军委机要处，一是中央情报部的机要科。1943年，中央机构精简，三个部门合并为中央机要科。科长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协理员是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后来，这个机要科又提升为机要处。

　　转战陕北时，中央分了前委、后委、工委。中央机要室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机要人员组成临时机要科，科长辛心宽，由叶子龙负责，跟随毛泽东和前委;但大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包括机要处的大部分人员，都与后委、工委先行离开了陕北。

　　当时前委的全班人马统称“三支队”，后变更为“九支队”，“昆仑纵队”。昆仑纵队下设四个大队，临时机要科属第三大队。三大队的大队长最初是龙飞虎，后来归纵队参谋长叶子龙直接领导。

　　1948年春，前委、后委、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合后随之合并。四五月间，中央机关进行调整，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处，伍云甫，也就是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任处长;叶子龙任副处长，兼机要科科长;副科长是李金德。

　　随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工作量越来越大，为中央领导服务机关的扩大、细化、规范等工作提上日程。也就是在从西柏坡到北平那段时间，中央重组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任办公厅主任。

　　“当时的办公厅下设机要室、警卫处、特会室、行政处等单位。”笔者向叶子龙问道：“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难道不是同时成立，也隶属于中央办公厅吗?”“这我就没印象了。”

　　“此时的机要室人员开始多起来了吧?”“是的，当初我在一方面军、在军委当机要科长时，手下也就两三个人，后来增至十来个人。后来，直至来到河北的中央前、后、工委合并，中央机关重新调整后，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工作也开始有了分工。”“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开文、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等都是那时候来的吧?”“他们是陆陆续续到机要室的。加上原来的赖奎、徐业夫、罗光禄等，和新调来的年轻点的机要人员，一下子像个大机关了。”

　　9.初到北平，毛泽东发火 中央领导都住进了香山

　　1949年3月23日，叶子龙跟随毛泽东一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途中关于赴京赶考的对话，至今已广为流传。毛泽东在那一段日子，曾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做李自成，要适应新的情况和环境，要谨防糖衣炮弹的袭击，叶子龙还都记得。

　　25日凌晨，毛泽东一行在河北涿县乘火车赴北平。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然后改乘汽车先到预先安排的颐和园。谁知一到颐和园，园子里冷冷清清，空空的。

　　原来是因为怕国民党潜伏特务行刺，园子里的人，都被社会部长李克农派去打前站的人赶走了。结果已过午饭时间，饭也没得吃，水也没得喝，而下午还有重要活动。“人都哪去了?”毛泽东发火了。

　　社会部的人解释说为了安全，把人都赶走了。毛泽东说：“你们做蠢事!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你把水全排干了，鱼还有什么安全?安安全全干死，饿死吧!这是到了目的地，不然的话，全部开除你们的党籍。”那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毛泽东发那么大的火。随后，叶子龙他们赶快和社会部的人到颐和园外面，四处寻觅，总算找到了饭馆，买了些饭菜，带回来给毛泽东，马马虎虎对付了一顿。

　　饭后，叶子龙他们陪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机场，与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余人见面。接着，又检阅了部队。这时，毛泽东午饭时的怒气全消，显得十分兴奋。他就是这样，不太掩饰自己的情绪，日常偶遇不满，有脾气就发泄出来。然而，发完就完从不耿耿于怀。晚上，毛泽东和叶子龙他们没有再回颐和园，而是住进了双清别墅。与毛泽东同住香山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负责人。在双清别墅北边，有个较大的院子，所以他们都集中住在那里。由于毛泽东住在香山，因此，服务的机关也在香山，如机要室和新组建的政治秘书室在那里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