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27年

　10.在返回香山的途中，司机发现路当中有一颗手榴弹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和叶子龙在同楼办公的，还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后，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新的人民政权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一些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被邀请到北京。他们都住在城里，同这些人会面交换意见，是毛泽东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他通常在下午进城，半夜以后方回双清别墅就寝。周恩来等人则整个白天都在城里办公。

　　有一次，毛泽东等人进城办完公回香山，汽车在途中突然停了下来。传来话说是行驶在前面的周恩来的轿车司机，发现路当中有一颗手榴弹。叶子龙说他也不知道是如何排除的，反正过了一会儿车子又开动了。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后，毛泽东每次出行，车队前便增加了“开道车”。1949年入夏以后，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工作的方便，经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劝说，最后通过组织决定，毛泽东才搬到了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叶子龙随之搬进了丰泽园西北侧的静谷。叶子龙住的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办公室。当时在静谷同楼办公的，还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毛泽东进中南海后，中央办公厅的几个主要部门也陆续搬进了中南海，机要室是分批几次才全部搬进中南海的。当时中南海在腾房子，清理房子，弄好一部分，就搬进一部分。最初进中南海的，在西八所办公。后来静谷附近又腾出几间房子，又有人搬到那里办公。约莫在1951年初，机要室才全部搬进西楼。进中南海前前后后那段时间，主要工作是为新政协会议服务。收发转送电文，准备文件，做会议记录，超出了过去机要科所承担的工作范围，而此后机要室的基本工作，就是这些内容。但当时中央机关有些重叠，工作亦有交叉的情况，从事这些工作的不光是机要室一家，还有曾三领导的中央秘书处。这种情况又延续了几年才理顺。后来，上述工作全归属机要室统管。

　　11.胡乔木在毛泽东的身边不容易 《为人民服务》一文是怎样诞生的 胡乔木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笔者曾问叶子龙：“您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这几位秘书，同为毛泽东工作多年，能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我们虽都为毛泽东工作，但具体工作有些差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的工作比较相似，也经常合作，相互间了解的多些。我和他们接触多少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没有太深的交往。”

　　“那么多年了，总有些感觉吧?”笔者穷追不舍。叶子龙说感觉不能说一点没有，对陈伯达，他不能给其一生做什么评价，但他同陈伯达打交道感觉陈襟怀不够磊落，心胸比较狭隘。

　　与对陈伯达的印象相反，叶子龙对胡乔木却颇有好感。“抗战后期和转战陕北那段，我们有时住得很近，见面总要打打招呼。”

　　叶子龙还记起，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在黄河边，毛泽东和任弼时就过不过黄河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刘戡的7个旅，紧逼着只有数百人的中共中央机关，形势十分危急。任弼时主张过黄河，毛泽东坚决不过。他要通过中央依然在陕北使人民建立必胜的信念，而任弼时则从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本人的安全考虑，力主过黄河。就在那晚，下了很大的暴雨，胡乔木住的窑洞坍塌了，幸亏他当时不在窑洞里。

　　“胡乔木平时不苟言笑，很少说话，像总在思考着什么。他在毛泽东身边很不容易，毛泽东想到什么，要讲什么，布置一下，胡乔木就得连夜赶出来。警卫部队的班长张思德在安塞烧炭，因炭窑坍塌而牺牲。部队要开个追悼会纪念他，我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事先没有准备讲话，是即兴漫谈。事后胡乔木把讲话整理了出来，就是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叶子龙还说：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时没有稿子，后来为了向下面传达，急需把讲话整理出来。可当时谁也没做记录，结果胡乔木凭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和他对讲话的记忆理解，把这篇重要讲话整理成文字。但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毛泽东在那次会议期间就讲了两次话，一次是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一次是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经过了反复征求意见才定的稿;而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是江青的详细记录。因此叶子龙的记忆可能有误。

　　但此类的事显然还有过，叶子龙说正是因此而很钦佩胡乔木。他说：“毛泽东有许多文章和讲话，是胡乔木执笔或整理的，他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可他从不居功、不自傲。我认为，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12.朝鲜希望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 毛岸英在志愿军中的角色和当年的叶子龙差不多 周恩来说：这份电报的内容暂时不要告诉毛主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第三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指责北朝鲜南侵的决议案，直接介入朝鲜战争。9月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形势明显地不利于北朝鲜。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朴宪永，带来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朝鲜希望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援，中、苏亦就抗美援朝之事进行过多次磋商。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拍板出兵入朝作战。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毛泽东把他寄予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线。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除了做俄语翻译外，还担任机要秘书，同叶子龙原来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重要电文，都是由他接收、译出、转交的;志愿军总部发回国内的重要电文，也是经他手发出的。然而，刚刚入朝一个多月，志愿军总部就遭到敌机轰炸。叶子龙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别人都躲避起来了，可毛岸英却非要返回去取个东西，结果一颗燃烧弹落在指挥部，他被烧死在里面。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立即给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电报。罗光禄、高智把电文交给叶子龙时，叶子龙感到十分震惊，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给毛泽东。于是他拿着电报先找到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要他暂不要交给毛泽东，这样瞒了一段时间，没向毛泽东透露。但是隔了一段，彭德怀来了一份关于在朝作战的重要电报，使叶子龙感到无法再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事情了。彭德怀的电文说：前次电文机要秘书译电有误，因而要求中央对作战重新给予指示。译错电文，属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向毛泽东解释。叶子龙又向周恩来请示，如若毛泽东询问如何回答。周恩来说：“告诉毛泽东此时的机要秘书已经不是岸英了，同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告诉他吧。”

　　叶子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当时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叶子龙两人。毛泽东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叶子龙也不知说些什么好，静静地站了有近20分钟，他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打仗嘛，怎么会没有伤亡呢?”听毛泽东这么说，叶子龙连忙从房间里退出来了。

　　“当时只有您和毛泽东两个人吗?”“只有我们两人。”“这就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目睹了毛泽东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忍受了得知爱子牺牲噩耗时悲痛的场面?”“是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战士牺牲，骑过的马死了……他都会很难过，何况爱子。我们听到噩耗都很难过，他的内心能平静吗?可他硬是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岸英的遗体被埋葬在朝鲜。我想任何一个了解此事经过的人，都不能不对毛泽东的胸怀、意志肃然起敬。”

　　13.毛泽东最初只提出四个秘书，结果却出了“五大秘书” 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念头是何时生出的 叶子龙、薄一波、林克得知的时间各不相同

　　这些年来，回忆毛泽东的书籍出版了不少，许多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在这类书籍中，被称为毛泽东的秘书。于是笔者向叶子龙询问：“毛泽东究竟有过多少秘书?”“能称作毛泽东的秘书的，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党没有某一个人的秘书。”“那么人们常说的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呢?”“五大秘书是1953年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为此还下发了正式的文件。”“是不是1953年秋季，毛泽东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之后，当时任命的有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笔者又问。“是这样排列的，但任命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而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还不知任命过程中的细节。最初，毛泽东提名的只有4个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周恩来接着提议加进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发时就成了5个。”“那么，其他也被称为毛泽东秘书的人呢?”他们是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人们也称他们为秘书。”“是不是徐亚夫、罗光禄、高智、林克等人?”“是的。”“您的意思是人们习惯把你们都称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也没什么不可，但严格地讲不够规范?”“是的。”

　　说到这些人，笔者想起了一件与他们相关的事。在前两年行销一时的由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一书中，写到高智曾告诉作者，1958年11月，毛泽东突然对他说不想当国家主席了，高智听后十分吃惊。张聂尔接着列出毛泽东生出不当国家主席念头的种种说法，两次提及“大跃进”出了乱子，最后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的意念“发生在‘大跃进’之后，不可说只是偶然的巧合吧”?毛泽东究竟何时生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念，是不是因为“大跃进”的失误，他才想到要辞去国家主席，这是事关毛泽东生平的一个重要片段。而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早在这年春，中共已经向苏联、东欧就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之事打招呼了;刚刚入夏，又向西欧吹风。毛泽东此念的形成，无疑要更早些，而那时“大跃进”刚刚提出，其间的失误尚未被实践证明。

　　笔者因此专门询问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侧重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秘书林克。他告诉笔者据他的记忆，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了。林克说当时听了感到十分突然，摸不透毛泽东内心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元首都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担当的，而且没有人在生前主动退出。他曾就此与田家英交谈过，田家英也说不清毛泽东为何提出这一动议。当笔者把上述情况对叶子龙讲后，他未加丝毫迟疑地说：“他们讲的都晚得多了，我听到毛泽东说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在1953年。这一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几天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他当时就这个话题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因为向来是毛泽东给我们指示，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从不打听什么，问什么。毛泽东当时虽然那么说了两句，但我感到他并没有要和我谈论此事的意思，我就没答腔。后来较长时间里，他也没再提此事。”

　　14.毛泽东本想让高岗当个省委副书记，可一开枪，性质变了 毛泽东给了叶子龙300元钱 到许昌3个月，叶子龙的皮带缩进去五个眼儿

　　1955年，叶子龙在离家20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联盟。

　　早在1953年夏秋之际，高岗串通饶漱石积极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使自己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唯一助手。

　　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活动引起中共许多负责同志的警觉，并向中央反映，毛泽东也有所察觉。他在那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对高、饶提出了警告。然而高、饶执迷不悟。毛泽东遂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饶。

　　前些时候笔者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高岗夫人说当年高岗事件中间有些误会，便向叶子龙打听有关情况。叶子龙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当时跟我讲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可在开会期间，高岗开枪自杀。一开枪，矛盾性质就变了，毛泽东不理他了。结果，他在8月，又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给叶子龙作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穑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1960年毛泽东67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9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亲眼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3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搀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三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个眼，差不多有5寸。”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

　　15.陪同出行的官员一次次降格 南宁会议的准备工作 会议气氛紧张得没人去跳舞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辞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16.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谁的党籍 中央没有就录音工作作过专门的规定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布置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生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说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结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销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了解内情的老人，都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可惜，损失了我党许多珍贵资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蒙受迫害。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录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地方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录。柯庆施布置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录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那么，中央开会做记录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清楚，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争后期，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录;有时江青也做记录。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录班子。

　　据一些机要室的长辈们回忆，他们从事会议记录工作大约是在西柏坡时期，采用速记的方式记录，这项工作属中央秘书处管，当时的处长是曾三，副处长有裴桐、王仲山、王凯。用器材记录，则是在进北京之后了，许多人回忆是始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器材录音最初是由广播事业局负责的，后来才归机要室。那时如果开会需要录音，有关负责人就会通知广播事业局派人到会录音。录好后，将磁带交给中央办公厅。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17.在毛泽东发表自己的意见后，一般没有人提出相左的意见 毛泽东确实有很固执的时候 “叶子龙，当心你的党票子!”

　　“您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想来也是对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地高层负责人接触场面目睹最多的人之一，您能谈谈他们过往的一些情景吗?”

　　“他们的过往主要是工作性质的，而当他们谈论工作时，我多数不在他们身边逗留。毛泽东的活动、与人交往，几乎没有能同公务截然分离的。例如1960年他生日前夕的聚餐，本应是轻轻松松地吃饭，结果他滔滔不绝还是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我想问一句，您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当毛泽东谈了自己的主张后，有些领导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听他们充分陈述己见，最后放弃自己主张的情况?”“我刚才说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共商政事的时候，我很少在场。你说的这种情形也许发生过，但我没有见到过。我见到的情况不多，但一般都是，毛泽东说了自己的主张后，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是不是有时对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很执拗，不会轻易改变?”“这很难做定论，毛泽东有时很能采纳别人的合理建议，但确实也有很固执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在50年代后半期吧，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外交部，而对当时军队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军队‘黑了半边天’。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开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邀聂荣臻列席。我想聂荣臻从50年代初就代表军队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不同意他列席只是暂时的，后来几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我仍然把聂荣臻列入通知到会的名单中，可毛泽东却几次把聂荣臻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了。”

　　“请恕我冒昧，我想问一下，毛泽东是否也跟您发过火呢?”“在毛泽东身边20余年，毛泽东跟我发火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一次是关于东北来电的事;还有刚到北平在颐和园发火，当然那次在场的人较多，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毛泽东有时很严厉，但并不一定发火，可这种严厉比发火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例如，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

　　“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对您这么说呢?您能否详细讲一讲?”“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前夕，我的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因此在南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的身体不好，庐山开会就不要去了。”

　　正由于此，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叶子龙留在了北京，没有上山。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料到，庐山会议会自反“左”始，而以批右终。从庐山回北京后，罗瑞卿告诉叶子龙，要将彭德怀的警卫班调开，怕出事情。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来了。接着，就是中央机关和军队开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要叶子龙去听会，听完向他汇报。可听了两次，毛泽东并没向他询问。而叶子龙因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见毛泽东没询问，就不太重视此事了，后来的会议就没去听。偏偏在几次后，毛泽东突然向叶子龙问起听会的情况，叶子龙讲不出，只好如实说没去。毛泽东质问他为什么不去，叶子龙自然说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毛泽东随即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使叶子龙感到问题很严重。

　　“据您所知，中央各部门或地方的领导人，同时也包括您自己，有时在受到毛泽东很重的批评时，是否会感到委屈，想不通，或者有些抵触情绪?”

　　“没有，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这就是说大家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很服气?”

　　“谁会不服气呢?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大家对他太尊重了。因为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每当毛泽东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军事斗争就受挫败，武装力量就被削弱，党和军队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而反之则相反，就会转危为安，就会由弱变强，就会充满信心地感到岌岌可危的是我们的敌人。从大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点，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谁会怀疑毛泽东会领错路呢?”

　　毛泽东确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人，是这一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的化身，他的历史功绩是不会因时间的推移和某些思潮的冲刷而消逝，也不会因他曾有缺点甚至巨大的政治失误而褪色，这就是人们至今仍然缅怀和纪念他的深层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放弃对他的过失的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