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提出，薄熙来并不具体了解每一笔财物的收受情况。
针对薄熙来提出的“他对这些机票报销一无所知”，公诉人指出，对于薄谷开来收受徐明支付薄瓜瓜“衣食住行”等费用的事实，在案证据证明薄熙来不仅知情，而且对权钱交易的本质有明确的认知。
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徐明帮助我、瓜瓜及他的朋友支付机票住宿等费用。徐明和我们之间的经济往来薄熙来是知道的。我向薄熙来推荐过徐明，我说徐明很可靠，对我和瓜瓜不错，为瓜瓜上学提供帮助。
薄熙来在自书材料中曾写道：徐明为我家、为谷开来，尤其为薄瓜瓜在国外留学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即我帮了他“快发展”，他则帮我“带孩子”。
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其实徐明和我们交往，他看中的就是薄熙来的职务，才和我们交往，我们提出的要求他都满足。
公诉人指出，薄熙来与薄谷开来的夫妻关系决定了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丈夫利用权力为请托人办事，妻子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共同受贿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不论薄熙来对薄谷开来收受财物的知悉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是事前明知还是事后知情，都不影响其与薄谷开来构成共同受贿犯罪。
涉嫌贪污
公诉人指控，2000年，薄熙来担任大连市委书记期间，直接负责了上级单位涉密场所改造工程。该工程由时任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另案处理)承办。2002年工程完工后，上级单位拨款人民币500万元给大连市政府。王正刚以工程涉密、款项不好入账为由，向已调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请示如何处理该笔工程款。
王正刚在出庭作证时说，我第一次向薄熙来请示时，他表示考虑考虑再说。过了一周，我又去沈阳见薄熙来。我想，这笔工程款大连没有其他人知道，不如留给薄熙来补贴家用，也算表达我对他提拔任用我的感谢。当与薄熙来见面时，我就对他说了这个想法。薄熙来想了一会儿说：那就这么办吧，具体的事你去找薄谷开来。他还给薄谷开来打了电话。
薄谷开来证实，薄熙来在辽宁任省长期间，一天，他告诉我，“王正刚想找你一下”，我说他找我干什么，薄熙来说，你的律师事务所不是关了吗，你不是老埋怨我吗?王正刚可以帮帮你的忙，给你一笔钱，数额挺大的，薄熙来让我和王正刚直接谈，当时我就明白了。因为当时我律所关了，我陪瓜瓜在英国读书，开销又大，钱比较紧张，瓜爹是非常清楚的。
询问笔录显示：办案人员询问薄谷开来，薄熙来说的“帮帮你”是什么意思?薄谷开来回答说，我和瓜爹说话都是心照不宣的，说话不用说得太明白，王正刚其实就是有一笔钱要给我和薄熙来，我们都非常清楚。
多名证人的证言和检察机关从多家银行调取的转账凭证均表明，从2002年5月到2005年3月，从上级单位拨付的500万元工程款陆续全部转到了薄谷开来指定的账户。
薄谷开来亲笔证词说：“事情完成后，我告诉了薄熙来是如何处理的。事情都办好了，王正刚给的钱收下了。”
法庭上，薄熙来在回答公诉人提出的王正刚是否向他汇报过这个工程、是否汇报过上级单位拨付500万元、是否提出将这笔款项给他“补贴家用”等问题时，称他记不清。薄熙来说：“我现在印象模糊，在组织审查我的时候他们提到过这个事，其实我印象里已经没有这个事情了”，“我记不清了，但办案人员向我提示后，我模模糊糊记得有这个事情”。薄熙来还提出王正刚证言不合常理、不可信。
公诉人指出，在上级单位拨付500万元公款后，经王正刚提议留给薄熙来补贴家用，薄熙来当即让王正刚和薄谷开来具体商议，并给薄谷开来打了电话。这些事实得到王正刚的当庭证言和薄谷开来的亲笔证词相互印证。
公诉人还出示了薄熙来2013年4月2日的亲笔供词：我同意王正刚去找薄谷开来商量，开了口子。王与谷商量后，我也没去追问，放任了此事。此款已进入我妻子相关的账户，造成了公款私用，这中间，王正刚找过我，我又给谷开来打过电话，责无旁贷，我愿认可检察机关经分析确认后的调查结果，同时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此事的发生，我很惭愧，很懊悔。
针对上述亲笔供词，薄熙来称，这是他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而且是在承受极大压力之下写的。薄熙来说，这个笔录从头到尾我都坚持没有贪占这笔款子的主观故意。我懊悔的是自己马虎大意太粗心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把好关。
薄熙来及其辩护律师提出，起诉指控贪污罪的主要依据是王正刚证言，但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证明，王正刚没有去见过被告人，也没有去说过500万元工程款的事情。
公诉人表示，对这一关键事实，尽管被告人辩解其没有贪占故意，但证人证言内容一致，均指向被告人。不仅有王正刚、薄谷开来的证言，还有帮助转款的相关证人的证言，以及转款的公司账目、银行凭证等书证相互印证。上述500万元公款落入薄家私囊的整个过程是清楚的、连贯的、完整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
涉嫌滥用职权
2012年1月至2月间，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一案(“11·15案件”)被揭发、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被免、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公诉人指控，这一连串事件背后，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违反规定实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行为。”
根据2012年8月9日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庭审纪实，及2012年9月17日至18日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庭审纪实，可以梳理出整个事情的经过。
薄谷开来供述称：“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的儿子在英国读书时，尼尔·伍德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表示要认识我们。”此后，她曾介绍尼尔·伍德参与一公司的中介代理以及参与一土地项目的前期策划，后尼尔·伍德因索要报酬等问题，与她及其儿子薄瓜瓜产生矛盾，并对薄瓜瓜进行人身威胁。
尼尔·伍德和薄瓜瓜的多封往来电子邮件显示，双方矛盾因上述纠纷导致逐步激化。薄谷开来获悉这些情况后，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死。薄谷开来供述称：“在我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威胁了，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我必须拼死制止尼尔·伍德的疯狂。”
重庆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张晓军也在庭审过程中供述称，2011年11月12日薄谷开来让其联系尼尔·伍德，说要见他，并把他接到重庆。“薄谷开来一再嘱咐我和尼尔·伍德一起回重庆。我给他打了电话，并说薄谷开来想在重庆见他。尼尔·伍德说他也想见薄谷开来，但要看时间安排。半小时后尼尔·伍德给我回电话说他明天就有空，让我帮他订机票。”
机票和酒店入住登记表等书证显示，2011年11月13日，张晓军陪同尼尔·伍德从北京来到重庆，并将其安排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6栋1605室入住。
当晚，薄谷开来在自己的住处准备了装有含有氰化物的毒药的玻璃瓶和装有毒品胶囊的药瓶，并将装有毒药的玻璃瓶交给张晓军。
当晚21时许，薄谷开来、张晓军携带装有含有氰化物的毒药的玻璃瓶和装有毒品胶囊的药瓶以及酒、茶等物来到尼尔·伍德入住的酒店，薄谷开来进入房间与尼尔·伍德一起饮酒、喝茶，张晓军在外等候。后尼尔·伍德因醉酒倒在卫生间，薄谷开来叫张晓军进入房间并要去其随身携带的毒药。
张晓军供述称，他将尼尔·伍德扶到床上，薄谷开来把小瓶里的毒药倒进事先带来的小酱油壶中，然后把水倒入小酱油壶，走到床左侧，一边和尼尔·伍德说话，一边趁他呕吐后要喝水之机，拿着小酱油壶往他嘴里倒，又将事先准备的毒品胶囊等物倒在房间地面上伪造现场，造成尼尔·伍德吸毒的假象。
相关录像资料显示，薄谷开来、张晓军案发当晚去了尼尔伍德的房间。公安部物证检验报告显示，现场提取的瓶盖、茶杯盖等物证检出了薄谷开来和张晓军的DNA分型。
酒店服务员的证词表明，薄谷开来离开1605室时将“请勿打扰”的提示牌挂到门把手上，还叮嘱酒店服务员不要打搅房间的客人。
薄谷开来在证词中说：“11月14日中午，王立军来到‘三号楼’(薄谷开来住处)，当天见到王立军以后，我详细告诉了他13号晚上我去见尼尔及实施投毒的过程。他让我不要再去想这件事，今后这事和我无关了，还让我把案件的记忆抹去。我讲我有点担心，他讲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王立军对这次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
11月15日，尼尔·伍德被发现死亡后，王立军指派与薄谷开来关系较近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已判刑)负责该案的办理，但没有向郭维国等办案人员告知其所掌握的薄谷开来涉嫌杀害尼尔·伍德并有录音证据的事实。而后，王立军又打电话给已到案发现场的分管刑事侦查工作的副局长黄某，要求其返回单位，不再负责该案办理工作。郭维国安排关系密切的李阳(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总队长)、王鹏飞(时任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侦查总队总队长兼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智(时任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到现场参与处置。在走访和现场勘查过程中，郭维国等人发现薄谷开来有作案的重大嫌疑，遂通过制作虚假走访笔录、隐匿物证等手段掩盖其到过现场的真相。
11月16日上午，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做出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不作刑事案件立案，王立军未提出异议。
11月17日，王立军主动将郭维国等人现场提取的记录薄谷开来到过现场的酒店监控录像硬盘交给薄谷开来。薄谷开来在证言中说：“王立军对我说这是南山丽景酒店的监控录像硬盘，录像显示我去见过尼尔以后，再也没有其他人去过。他的意思是为了保护我。”
郭维国等人通过做工作，使尼尔·伍德家属认可了酒后猝死的结论。11月18日，尼尔·伍德尸体未经解剖在当地火化。当晚，王立军将该情况电话告知薄谷开来。张晓军在证言中称：“2011年11月18日晚上，王立军给我打电话让薄谷开来来接，薄谷开来接过后说，王立军来电话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王立军在供述中称，他明知该案如果他杀成立，会是重大案件，但为了不得罪薄谷开来，他回避了这个案件。“说句实话，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薄谷开来，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虽然王立军与薄谷开来关系密切，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证据显示，“11·15案件”案发前，王立军和薄谷开来就因为种种原因产生过矛盾。2011年8月12日，薄谷开来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人在重庆市区但不想见他，就让司机说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了车祸，薄谷开来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11·15案件”发生后，薄谷开来担心案情暴露、采取了毁证等一系列行动，王立军对薄谷开来不断折腾、知情面不断扩大产生不满。
2011年12月14日，薄谷开来专门设宴，请参与“11·15案件”办理、替自己掩盖杀人行为的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人吃饭。王立军在供述中称，“第二天，郭维国带着王智和王鹏飞来到北京，我当着郭维国的面把王智和王鹏飞骂了一顿。我认为应该是我骂他们的话传回了重庆。从去年(2011年)12月14日以后，薄谷开来就跟我变脸了，接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没有以前热情了，开始对我防备。”郭维国、王鹏飞、王智也证实了上述情节。
2011年12月底，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王立军和薄谷开来的矛盾越来越大。
2012年1月28日，薄熙来听取了王立军关于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汇报。次日，他斥责王立军诬陷薄谷开来，打了王立军耳光并摔碎茶杯。
王立军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时称，薄熙来对我进行打骂，实际上是用暴力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让我继续对“11·15案件”进行调查。
当时也在场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的证言印证了王立军的说法：薄熙来把我也叫去，还当着我面打骂王立军、摔茶杯，也是在做样子给我看，目的是要震慑我，好让我别再说出薄谷开来有杀人嫌疑这样的话来。说白了，薄熙来就是用他的权力阻止公安机关继续对“11·15案件”进行侦查。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这个矛盾就公开化了。”
矛盾激化后，王立军当日即安排李阳等人重新调取证人证言，妥善保管尼尔·伍德心血等关键物证，重新整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证据材料，并提供了其秘密录音资料。后又将整理的卷宗交由李阳等人转移、保管。
王智在讯问笔录中称：“1月29日，王立军把我和王鹏飞、李阳喊到他办公室，让我们重新整理‘11·15案件’卷宗。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制作了卷宗。王立军让我、王鹏飞和李阳分开保管，要放在安全的地方。”他还说：“我知道王立军当时和薄谷开来‘翻脸’了，不然王立军也不会让我们整理这些卷宗，他启动这个案子应该有他个人的目的。”
在打完王立军当天，薄熙来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同意由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吴文康对根据王立军授意以辞职信方式揭发薄谷开来杀人案的“11·15案件”承办人王智、王鹏飞进行调查。
2012年2月1日下午，薄熙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按照薄熙来的要求，市委组织部于次日宣布了该决定。
2月初，王立军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立军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
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借故取消原定公务安排，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王立军的起诉书显示，在美领馆内，王立军与美领馆官员就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等事项作了短暂交谈后，即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庇护，并书写了政治避难申请。
得知王立军叛逃后，2月7日凌晨，薄熙来纵容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薄谷开来参与王立军叛逃事件的研究应对，并同意薄谷开来提出的由医院出具王立军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意见。当日，薄谷开来和吴文康协调重庆有关医院出具了王立军“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的虚假诊断证明。
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劝导，王立军于2月7日23时35分自动离开美领馆，愿意接受调查。王立军离开美领馆后，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提供了所整理的相关证据材料。
2月8日，薄熙来批准对外发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公诉人指出，薄熙来的一系列行为，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严重质疑，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3年8月25日的庭审过程中，在就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进行质证时，薄熙来表示：“现在一直说我免掉王立军局长的职务，这是错误的，我只是调整了王立军的分工，让他负责工商、教育、科技，我绝无贬低他的意思。”
审判长问：被告人薄熙来，你刚才所说的意思是，你对王立军是调整分工，不是免去他公安局局长的职务，是这样的吗?
薄熙来答：我确实是免掉了王立军的公安局局长职务，但这是一个调整分工的过程。
公诉人出示的书证表明，中央规定，地方党委决定任免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征得上一级政法部门党组(党委)同意。相关证人证言指出，在有几位同志提醒的情况下，薄熙来仍旧违规、越权决定免去王立军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王立军、王智、王鹏飞等人在证言中均指称，薄熙来当时作为重庆市主要领导，在有人向其揭发其妻涉嫌杀人后，非但不要求对“11·15案件”重新调查，反而采取一系列手段阻止继续查办案件。
薄熙来及其辩护人还提出，王立军、薄谷开来等证人与薄熙来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其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存在疑问。薄熙来表示，滥用职权行为跟自己无关。公诉人认为，王立军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一致且与其他证人证言、书证相互印证，真实可靠。
公诉人指出，一系列证据证实：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和不正确履行职权，是导致“11·15案件”不能及时依法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并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庭审前后
8月26日上午，控辩双方展开法庭辩论。11时许，经薄熙来本人同意聘请的辩护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贵方、王兆峰开始发表辩护意见。辩护人说，被告人在庭前告诉我们，他依赖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职业忠诚和职业能力。
庭审结束时，李贵方在法庭内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庭前，我们依法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复制了相关证据，并20多次会见被告人，就辩护思路等与薄熙来充分交换了意见。在这几天的庭审中，我们主要是围绕公诉人指控的罪名和相关诉讼程序进行辩护。特别是对被告人和我们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一些问题，我们依据事实和法律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我们相信，法庭能够在充分重视和听取辩护意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据记者了解，在案件侦查阶段，办案人员调查了97名相关当事人和知情人员，掌握了大量证据，并依法告知薄熙来有权委托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提讯了被告人，既注意收集有罪供述，也对其合理辩解依法研究认定。检察机关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安排专人为辩护人查阅案卷提供了帮助。
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由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于今年7月25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组成合议庭，向被告人及时送达起诉书副本，告知了相关诉讼权利。依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8月14日，合议庭组织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召开庭前会议，就案件的管辖、回避、公开审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调取新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8月1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就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时间、地点发布公告，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送达了开庭传票和出庭通知。
济南市天桥区居民孔祥英说，我是第一次旁听涉及高级别官员案件的法庭审理。通过旁听庭审，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案情。薄熙来曾经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相信人民法院一定会作出公正裁决。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薄熙来案的庭审，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8月22日至26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整个庭审过程公开、透明、依法，程序和实体都经得起事实、证据和法律的检验。这再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对薄熙来的查处，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到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从依法指定管辖，到公开透明审理，纵观整个案件查办过程，从一开始就沿着法治轨道逐步推进，法治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得到充分体现，这是我们党反腐败的基本思路，也是我国司法文明进步的有力体现。
在这一案件公开审理过程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准许媒体和各界人士旁听，新闻媒体做了及时充分的报道，同时法院积极探索司法公开方式，设立新闻发言人、开设官方微博、向媒体及时披露信息，确保案件审理公开透明。司法机关依法告知并保障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在近5天的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充分行使举证、质证和辩护权利。特别是，法院依法举行的庭前会议，针对案件管辖、回避、公开审理、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明确了庭审质证、辩论焦点;在案件重要犯罪事实、重要情节质证环节，除了当庭依法举证、示证，法院还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些都体现了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完善司法程序、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要求。对检察机关起诉的3项罪名，法庭严格遵照法定程序，深入调查了大量证据，并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彰显了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对程序正义、实体正义的追求。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一贯要求。对薄熙来一案的审理充分表明，惩治贪污腐败，我们有党纪之严，更有国法之束。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反腐败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用制度约束权力，使权力正确规范地行使;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近期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都表明，对于贪污腐败，不管涉及谁，不管涉及哪一级，我们都会坚持一切皆断于法。这种对法治的共识，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一步，体现在反腐倡廉的每一个环节。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我们就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遏制特权思想、预防权力腐败、维护法律尊严。(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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