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认识到农民对于中国革命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目前国共两党均认为是毛泽东和彭湃等共产党人，但从历史资料上分析，这个人应该是顽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失败后，戴季陶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另外他也从“太平天国”运动中发现，农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事关革命成败。

　　1920年1月的国民党刊物《闽星日刊》，刊发了一位国民党高层人士号召大举进行乡村革命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可能出自戴季陶之手，因为就在1920年元旦，在戴季陶亲自起草并签署下发的文件里，他将“发起一个大大的农民运动”列为民国九年国民要做的三件重要工作之一。在这份文件里，戴季陶详细阐述了开展农民运动的具体办法，“由地方的自作农(即自耕农)与佃户(即贫农、雇农)一致联合起来，组织各地的农民组合。第一、铲除高利盘剥以放乡赈为生活的万恶绅士。第二、铲除专事欺辱压迫乡间诚实的人民的胥吏差役。”

　　将近年底的时候，孙中山对戴季陶的主张做出了正式回应，他在广州宣布由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将采取“保护农民”、“提倡农会”的新方针，并以军政府首脑的名义公开对外宣布国民党以及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保护和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如果说这些新主张还仅仅是纲领性的东西，那么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则是对这些政治主张的具体落实和确权，该宣言明确的指出，要依靠农民的支持完成国民革命。该宣言还具体强调：改良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

　　但是国民党中上层领导由于缺乏农村工作的经验，同时也由于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大多出自士绅人家，在立场和情感上跟劣豪乡绅藕断丝连，不可能将这项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因此不得不委托共产党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共产党上层领导们，也不都认同这项工作，其一、陈独秀等人从骨子里就排斥农民，这些人尽管加入了共产党，但儒家读书人的劣根性并没有消失。第二、那个时期的中共对苏共言听计从，把农民看成是革命的绊脚石，甚至是革命的对象，因此对吸收农民参加革命的观点持严重排斥态度。

　　实际情形是，在共产党高层主张开展农民运动的只是极个别人而已，并且还不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参加这项工作，而是以国民党人和国民党组织的名义来从事这项工作。例如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其正式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和胡汉民的秘书。由于毛泽东热心于国民党推动的农民运动，不仅受到了共产党内高层领导李立三等人的嘲讽，进而还被解除了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人微言轻，并且相当的孤立，他是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和钱财，才为后来的秋收起义奠定了基础。中共另一位农民运动大王彭湃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以国民党人和国民党组织的名义从事农民运动的。彭湃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毛泽东事实上不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人，他是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的委托，参与农民运动工作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和彭湃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就没有后来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虽然农民运动是国民党发起和推动的，但由于农民运动触及了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随着北伐战争脚步的向北推进，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以戴季陶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日益不能容忍农民运动针对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清算，从支持和保护变为诋毁和反对，斥责农民运动糟的很，是痞子运动，应该予以制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国民党右派还假模假样的搞了一些调查，请来一些土豪劣绅发表见解。这些土豪劣绅是国民党右派的基本群众，跟国民党右派一个鼻孔出气，一个个声泪俱下的控诉农民运动。

　　长沙卫戍司令熊震的岳父是个恶霸地主，被农会戴了高帽游乡，后来跑到城里告状，说那些泥腿子简直就是一群强盗，各个都该砍脑壳。熊震本属于国民党左派，但在私利面前革命的精神一点都没了，旋即摇身一变成了铁杆的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骂不绝口，说他们在前方流血，农会却在后方迫害他们的家属。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女婿是大资本家，在乡间阡陌纵横，因农会上门收了钱，也对农民运动口诛笔伐。

　　北伐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但士兵却主要是湖南农家子弟，军官们在战争中都发了财，可士兵们死了却无人在意，他们的家属当然有资格找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这无论与情理与法理都说的通。但问题在于，国民党上层跟封建王朝的上层观念上一脉相承，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士兵的利益，他们在战争中发财是天经地义是合理所得，士兵们是尽义务死了也是白死，士兵们的家属受穷活该，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一出生就是穷人。

　　污蔑和反对农民运动的，还不仅仅是国民党右派，包括共产党高层的很多人，对农民运动也一片反对之声，斥责农民运动搞坏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农民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农民运动把那些出身于豪绅和土匪的军人逼到了反苏反共的对立面，又说农民运动是打击和迫害革命军人。瞿秋白的话是：“农民运动严重侵犯了苏俄式革命军官的田产。”包括柳直荀，对农民运动也颇有怨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对农民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毛泽东的结论是：“农民运动好得很。”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结论呢?答案很简单，数据采集的对象不同。反对农民运动的人，数据采集的对象是乡间的有钱人，也就是说他们要走的群众路线是有钱人的群众路线;而毛泽东数据采集的对象是穷人，也就是说毛泽东要走的群众路线是穷苦人的群众路线。而不同的群众路线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和结果，一种结论是“农民运动糟的很”，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懒汉运动;另一种结论是“农民运动好得很”，是革命行动和合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