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100讲 透过《资本论》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之四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下） 作者：王佳菲 资本积累的不懈努力换来的是停滞和混乱，我们也终于挖到了危机的一大祸根，似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且慢，这并不是所谓的大结局。生产停滞了会怎么样呢？一些资本家出局，其他资本家得到恢复利润的机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随着资本的闲置而闲置下来，陷入失业，那些好不容易保住岗位的劳动者只好接受更低的工资；同时，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生产资料以低价成交，原材料价格暴跌），本身就是一个会使利润率提高的要素。于是，生产一旦重新变得有利可图，积累又会开始。“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这样，周期将重新通过。”[1]居然是峰回路转，奄奄一息的再生产重新获得生机！当然了，今后同样的恶性循环还会再次发生。 这个结论为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带来些什么启迪呢？是的，这场危机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强制性的自我调节。“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2]资本主义不得不依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3]今天的美国正在经历这种牺牲，因为“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只能通过摧毁多余的生产能力来完成”[4]，它必须断臂求生，以图东山再起。 2008年，大洋彼岸不时传来金融机构轰然倒地的巨响，就拿五大投资银行来说，贝尔斯登关门大吉，百年老店雷曼兄弟寿终正寝，美林公司闪电出售，剩下的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不得不转型为商业银行。美国汽车业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纷纷关闭旗下的工厂或停产减产。2009年上半年，先是克莱斯勒宣布申请破产保护；随后不久，通用汽车也走上了申请破产保护之路，放出消息说将关闭12家工厂，裁员2万人，裁减1100家汽车经销商。在处理掉悍马、萨博等亏损品牌，摆脱掉数百亿美元的债务和福利开支之后，由美国政府持有60%股权的新通用才得以重返舞台。[5] 据美国破产协会（ABI）的数据显示，企业破产申请从2006年的19695件升至2007年的28322件，增幅44%；2008年升至43546件，比2007年又增长了54%，达到自2005年美国实行更严格的破产法以来的最高水平[6]。 透过《资本论》的分析视角，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几条重要讯息： 其一，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不见得全是坏事，虽然方式上比较“暴力”，但它有助于再生产恢复“健康的、正常的”联系，美国金融危机中资产泡沫的破裂以及对现有生产力的破坏，是经济重新趋向平衡的唯一途径。 其二，周期性危机必然到来，也必然渡过——如果没有因此引发重大社会变革的话。尽管经济回暖的迹象依然微弱，尽管等待将是漫长甚或痛苦的，但是，由危机本身带来的强制性调整，以及为应对危机采取的被动或主动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原本剑拔弩张的局势，使那些最尖锐的矛盾向新的形式转化。人们有望在数年后迎来复苏的曙光，那将意味着开始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只不过，由于世界市场越来越拥挤，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国家干预越来越捉衣见肘，决定了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空间将越来越狭窄。 其三，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面对的——既然危机意味着要摧毁一部分多余的生产能力，那么到底由谁来做出牺牲呢？大家看到，美国政府已经不再一味地为“自由市场经济”摇旗呐喊，而是屡屡对濒临破产的关键企业施以援手。这意味着，一些能够对政府决策施加重要影响的大资本在借助国家干预的力量来抢夺地盘。另外，美国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自然会尽量去破坏别国的生产能力来消除生产过剩，这同样是资本之间“斗争”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仅仅在中国，到2008年为止就已经有数十万计的企业倒闭，约2000万失业的农民工被抛回乡村[7]。 周期性更新的物质基础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以退为进、断臂求生的特殊成长方式，它好似受到一只生物钟的控制，总是周期性地爆发出来。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这可以说是“周期性”的一层含义——毫无疑问，对于试图维持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危机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的出面解决不了根本的冲突；对于试图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来说，危机更不是一劳永逸的，别幻想资本主义会在一场危机中自动地葬送掉。 “周期性”的另外一层含义是，经济危机虽然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危机之中，只有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雷弹才会轰然炸响。正是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又为危机的“周期性”带来了第三层含义，就是每一轮的经济波动都有着某些相近的规律性表现。“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8]在马克思看来，从一次危机爆发到下一次危机爆发，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一个完整的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几个阶段。 以危机为起点的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经济周期性波动以至下一次危机来临的物质基础。“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9] 这意味着，首先，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给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摆脱危机，促进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在购销两旺的繁荣时期，私营企业主们通常是很难下决心淘汰旧设备的，忙碌中的资本也不会轻易地“跳槽”到技术含量更高的行业。比方说，如果中国以价格低廉著称的服装、鞋包、玩具之类的产品能够继续行销海外，那么，依靠这些厂商去转变数量型的出口增长方式，他们是既没什么动力也没什么压力的。但是，在遭遇到西方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之后，特别是尾随危机而来的萧条阶段，往往就成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固定资本要素便宜了，贷款变得相对容易了，从生产过程中闲置下来的资本也有空谋划一下未来了。要么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要么购置新的技术设备，要么转向投资于附加值高一些的行业，这新一轮的大规模投资会推动经济增长，再次走向复苏和高涨。当然，较之《资本论》问世的那个年代，如今国家干预的力度和广度都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危”中寻“机”的时刻，政府的扶助和导向政策十分关键。假如借机优化了产业结构，或许就能为经济发展迎来一个开阔些的空间，让下次危机迟些造访；但如果把投资引导到产能严重过剩或是易于积累泡沫的领域，那情况就不太妙了，复苏和繁荣将会昙花一现。 其次，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大规模的投资，表明大规模的资本重操积累之旧业，一方面继续推动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推动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日益提高的资本有机构成，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或绝对减少，这又推动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从而使劳动者对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减少。因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趋尖锐，到一定程度将引发新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美国曾创下了连续117个月强劲增长的历史记录，世人谓之为“新经济”，惊羡赞叹之声不绝于耳，各类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经济周期消失论”、“经济波动熨平论”。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美国的投资、出口和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开始迅速下滑，股市泡沫特别是科技股泡沫破灭，为经济增长踩下了急刹车；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更是表现得萎靡不振。美国经济终于又一次嗅到了周期的味道。 值此关头，美国当局毅然决定，为经济体注射大剂量的政策强心针。除了相应的财政政策外，美联储实行了以低利率为标志的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固定资产投资红红火火地进行着，其中2004年和2005年竟达到两位数增长，速度之迅猛超过了整个90年代中任何一个年份，推动了经济走向复苏和高涨（如图）。
图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2000年~2008年），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www.bea.gov）。 这些新增投资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造就了极其火爆的住房市场，形成了购房者对住宅价格持续上升的预期，进而导致住房贷款需求的增加，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住房价格上升，美国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景象。就好似《资本论》中所描述的1857年危机爆发前夕那样，“在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10] 好景不长，美国经济最终还是难逃周期性的运行轨道，陷入了危机。于是，曾经以大规模投资扮演急先锋角色的房地产业、钢铁业等行业，一下子成为最突出的生产过剩典型。不难看出，经济危机这种貌似混乱无章的状态，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严格遵守其固有秩序和内在规律的体现。 经济周期—体制周期—生命周期 《资本论》全方位地描绘出了经济危机造访的路径。除了上面提过的消费不足引发生产过剩、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导致利润率趋向下降、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成为物质基础之外，还可以列举出几项重要的因素。 上面刚刚说过，经济危机的实现有其坚硬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在那里所说的，还只是大批单个资本的周转，并没有考虑它们的社会分工，有多少是用于生产电视机洗衣机，多少是用于生产卡车拖拉机，都还不要紧。现在，要是考虑到整个社会资本的运动，那经济正常运行的物质条件就更复杂了——“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11]只有满足这些制约条件，社会产品以及包裹在里面的利润才能全部实现；但是，掌握这个平衡比走钢丝还要难上千万倍，无政府状态下的市场经济不仅使平衡成为一种偶然现象，资本主义积累甚至会经常性地打乱两大部类（即消费品部类和生产资料部类）的平衡条件，与之背道而驰。“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12]这样，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正常比例关系就遭到了破坏，阻碍产品以及利润的顺利实现，严重时就会酿成经济危机。一些学者由此总结出“比例失调论”，并以此解释危机的形成。 如果说“比例失调”的危机存在一个缓冲带的话，那就是对外贸易的补救。比如说，捏着钞票在国内买不到相应的消费品，可以到国外去买；积压在国内市场的过剩商品，可以卖到国外去。“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13] 这意味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经济危机将可能在更广的范围以更大的规模爆发，或者由某些国家转移到其它国家爆发。 另一个助长危机的重要因素是商业的独立化。它强化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使得生产资本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它还制造虚假的社会需求，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因此是以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出售给消费者个人为前提。”[14]不管卖给谁，在生产者眼里，产品只要顺利卖出，一切就都正常，他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整个再生产过程看上去一片繁荣。“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15] 还有一个关键杠杆，是作为信用制度高度发达产物的当代货币金融体系，它对经济危机的加速和强化作用更不容小觑。对于这个因素，后面还会有所提及。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资本论》对经济危机好几类起因或助因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故障点”很多，经常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也许上次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A矛盾的演化发挥主导作用，这次则是B矛盾和C矛盾表现最为尖锐，下次又出现A矛盾的升级版、同时D矛盾也很突出……有一些现象是每次事故中都会出现的，像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还有些现象是交替出现的，不一定每次都如此，如危机之前工资水平下降、危机期间物价普遍下跌。 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这些事故都是在追求利润实现的过程中发生的，根子都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那里。“消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说明剩余价值的实现碰到了障碍；“利润率趋于下降”，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生产遇到了麻烦；“比例失调”现象则表明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出现了困难……因此，虽然资本主义每次危机有每次危机的特点，具体的推动力量和生成机制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却并不意味着探求其中的成因是徒劳无功的，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可循。进一步地说，对比不同危机的差异之处，不仅不会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反而会提示出来更多的线索。 比如说，当一段期间内资本积累的扩张速度很快，需要增加大量人手，于是工人就业水平提高了，并且谈判力量也增强了，使得实际工资能保持在较高水平，福利待遇算是不错。但资本家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不仅要掏钱支付高工资，直接“挤压”了利润份额，而且那些不再提心吊胆怕失业的工人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卖命干活，拖累了生产率下降。于是，利润率下降了，资本家也渐渐失去了积累的积极性并开始解雇工人，从而形成“利润挤压危机”。这样一个过程，通常用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以及接踵而至的“滞胀”危机。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为了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和收益率，资本家纷纷采用新技术更新固定资本，大搞“资本密集型”投资，并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然而，这又踏入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陷阱，造成了利润率下降这个他们不愿见到的后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利润率下降，成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理论”有力的证据。 而产业后备军的壮大抑制了工资水平，广大群众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消费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的增长，有可能导致经济系统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形成“消费不足危机”。如第一章中详细说明了的，当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这种演化机制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另外，它也能较好地解释二战前的生产过剩危机。 这里还只是一个十分粗糙的框架，不过已经足够让我们意识到，要想充分理解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只在原地打转或是仅追溯到本世纪初美国经济发展状况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要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去寻找今日危机之端倪。这个时间跨度，恰好是一个完整的体制周期，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日益呈现全球化、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化三大特征的新阶段，下一讲将对此重点讨论。 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周期波动现象，历来是众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他们总结出了各种周期，如2到4年的“基钦周期”，9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15到20年的“库兹涅茨周期”，40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仅就长波理论来说，不同的学派已经对其进行了长足的发展[16]，并据此对本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做出了分析和预测。 在这类长达五六十年的长周期中，已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动，还意味着重大的理念和体制转换、重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更新、重大的社会关系变动，标志着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内在矛盾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终结这样一个“体制周期”的经济危机往往异常剧烈，调整和重建的任务往往异常艰巨。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膨胀到衰落、崩溃，就可以视为是一个体制周期。在每个体制周期内，包含着若干“经济周期”，由于体系内在的矛盾总是大体向着同一个方向演化，这类经济周期往往以近似的经济危机告终，恢复的速度相对较快。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体系还要受一种周期的支配，这就是它的“生命周期”。整个生命周期由若干大的体制周期构成，但并不是无限地循环下去。当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弹性再也无法拉伸到足够程度，从而无法再容纳它所引发的一切矛盾之时，就该到了向历史说再见的时刻了。（待续） —————————— [1]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2]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3]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4] 范强威、余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话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瓦迪·哈拉比》，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3日。 [5] 资料来源：新华社。见中国日报网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09-07/11/content_8415097.htm 。 [6] 数据来源：美国破产协会网站 http://www.abiworld.org/ 。 [7] 吴玉蓉：《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载《东方早报》2009年2月3日。 [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0页。 [9]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10]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页。 [11]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12]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6页。 [13]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页。 [14]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15]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16] 参见朱安东、尹哲：《长波理论视野中的美国金融危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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