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中国微调转基因政策：限制进口 在北方规模生产

　　2013-09-09 13:36:52　来源: 财经网(北京)

　　中国正在微调其转基因产品政策，主旨是对进口加以限制，为发展自身的技术拓宽空间。在北方地区，将开展新一轮转基因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尝试。

　　中国农业生物育种显然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转基因技术的争议，使其商业化前景模糊，企业会逐渐失去信心和耐心;没有市场的带动和指导，研究也无法深入。而进退失据的政府部门，既没能使民众远离转基因食品，也未能使企业获得市场先机

　　农业部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让本来就敏感的国际大豆贸易商们变得更紧张了。

　　按中国的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规定，转基因大豆进口，需持农业部核发的品种安全证书。证书每三年复审一次，不过程序并不复杂，往往提前几个月就可获批。

　　最近情况显然有变。2012年12月20日，是前一轮安全证书使用的最后期限，但直到19日晚间，所有的复审都未有获批迹象。一旦被否，包括已经进港和仍漂在海上的转基因大豆，都将无法交货。

　　直到第二天晨间，忐忑不安的贸易商们才终于拿到新证书。

　　到2013年6月底，新一批转基因品种进入安全证书审批季(按照现行规定，每年新品种可在3月、7月、11月报批，每次审查期限为七个月)。五个准备进入中国的新转基因大豆品种，最终却只有三个获得证书。

　　分属杜邦和拜耳两家公司的两个品种被否。

　　“在审查截止的最后一刻，农业部才突然要求相关公司补充新的材料。” 一位知情人士称，“在中国十余年的转基因安全审查中，这还是第一次。”

　　中国执行的转基因产品进口政策几乎堪称“全球最严”，依据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实施审批制，且进口到中国的转基因农产品只能用作加工原料，或饲料加工。

　　由于在欧盟遭遇抵制，国际贸易商开拓如中国等新兴国家市场时，准备工作十足，也更为谨慎小心。

　　两次“意外”之后，大豆商们猜测，中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有接近农业部的人士透露，这种变化源于中国正在微调其转基因产品政策，主旨是对进口加以限制，为发展自身的技术拓宽空间。在北方地区，将开展新一轮转基因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尝试。

　　交锋安全性

　　转基因这三个字，是企业、科学界、政府部门、媒体无数口水战，以及公众一波波恐惧心理的关键词

　　迄今没有一例由转基因引起的食用安全事件被证实。但民众仍然认为，转基因食品非天然，会对健康和环境造成破坏。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疑虑，对转基因作物的审批和推广都形成了很大压力。

　　世界上存在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组成的“迈阿密集团”，生产和出口转基因产品，支持转基因生物和产品越境转移;欧盟和部分富裕亚洲国家，以保护消费者和生态环境为由，提出“谨慎原则”和“身份标识”管理制度。

　　中国本想在两个阵营之间，找到一条中间路线，汲取双方的长处。

　　然而，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分析，农业部迫于公众压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担当，监管变得越来越严格。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认为，中国的监管甚至比欧盟还要严格。

　　迄今，中国陆续批准了20余种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但全部只能作为加工原料，不能食用。而欧盟批准了30余种转基因玉米、大豆，以及几种甜菜、油菜和土豆上市，且绝大部分可用于食物用途。

　　1996年，转基因番茄酱首次在英国超市售卖。很快，从土豆片、干酪到意大利面，英国市场上越来越多的食品中都含有转基因成分。在过去15年间，人们已经吃了超过3万亿份含转基因食品的伙食。

　　不过，欧洲民众的压力，仍使欧盟在1998年下禁令，暂停批准新的转基因农产品上市。这一政策的影响超出了欧盟本土，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担心一旦种植未被欧盟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其农产品可能就被欧洲市场拒之门外，因而对发展转基因作物怀有顾虑。

　　为了克服公众疑虑，研究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性，欧盟已经投入3亿欧元。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有500多个独立研究小组的多个研究项目得出结论：转基因技术并不比常规育种技术风险更大。

　　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医学会、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众多机构的共识。

　　转基因技术，是根据人类需要，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从而获得具有特定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实际上，今天的农作物都经过人工改造，比如杂交育种，就是不同品种的个体间杂交后，选育具有优良性状的纯合品种，这一过程发生了大量的基因交换。

　　与这种基因交换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必须经过几代的选育相比，转基因育种可以直接转入选定基因，获得优良性状，一般一代就能育种成功。

　　不过，无论有多少科学研究给出安全风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的结论，仍无法阻挡在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出现声称给动物喂食转基因食品导致消化紊乱、不育、肿瘤，甚至早死的种种说法。

　　2012年，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团队的一项研究就称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有致癌风险。欧洲食品安全局在总结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等六个成员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意见后，否定了这一实验。

　　尽管如此，类似的消息总是能挑动公众对食品安全脆弱的信心，对“非天然”粮食作物的恐惧依然坚挺。

　　冲突的背后

　　各部委尽管很少在转基因问题上发声，但利益纷争没少静悄悄地发生

　　公众的顾虑，并不是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的唯一障碍。转基因从来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争议，其中裹挟了太多复杂的考量。

　　就在2013年的夏天，对转基因作物敞开大门的菲律宾，正在经历一场风波。8月8日，几十名反转基因人士闯入吕宋岛一块800平方米的黄金大米试验田，破除围栏，将试验作物连根拔起。

　　此前的5月，绿色和平组织将政府支持的一项转基因茄子研究送上了法庭。最终，菲律宾地方法院判定，等“全方位科学确定性”出来，再进行田间试验。法院进一步表示，安全性试验不能仅局限于科学界，考虑到其已涉及农业以外的部门，试验应该被提交到公共政策领域。

　　菲律宾政府一直被公众质疑为“裁判踢球”，因为很多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实际得到了农业部的资助。

　　菲律宾反对公司控制农业联盟组织发言人就抱怨，“行政命令实际上就是在支持转基因。农民需要得到保护，要避免转基因(对传统作物的基因)污染。”确实有多个农民组织反对转基因，但他们的诉求远非阻止一个技术。

　　参加8月8日破坏黄金大米试验田行动的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副秘书长马尔贝拉(Wilfredo Marbella)就告诉《财经》记者，“我们有很多诉求没有得到政府回应，所以我们就要对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主要农业问题提出诉求、发起运动。反对黄金大米的行动只是其中一个。”

　　在转基因得到广泛认同的巴西，更多的是政府部门间的分歧，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对转基因技术给予支持，却遭到环境部的反对。曾任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圣保罗大学教授沃尔特·科利(Walter Colli)告诉《财经》记者，争论很少基于科学，而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利益。

　　同样的部门利益纷争也发生在中国。各部委尽管在转基因问题上发声较少，却并未放弃置喙的机会。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国务院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农业部部长为召集人，各部委指定一名副部级领导出席会议。

　　然而，2012年2月，国家发改委和粮食局在牵头起草《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业内将其解读为，对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禁令”。

　　对转基因立法，各部门都表示出兴趣。自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后，农业部和质检总局陆续发布了五个配套规章，属于国务院和部门的法规;科技部也在为启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做前期准备工作;环保部曾准备着手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制定，目前尚无明显进展;商务部则建议结合《粮食法》起草加强对转基因立法的研究。

　　农业部的观点则是，现有的法规能够确保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用再出台新的法规。

　　“转基因的有关法规是相关部门从自身管理角度制定的，并没有一部从转基因生物安全角度出发的立法。”这是绿色和平食品和农药项目负责人俞江丽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