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转变
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程在中国基本停滞了。与此同时，传统农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需要对国内新兴市场给予保护，也是对转基因产品持保守反对态度的原因之一。胡瑞法分析，欧盟不批准商业化，部分原因就是技术落后于美国，缺乏竞争力，这相当于设置了一个贸易壁垒，此外，欧盟也不存在粮食安全的压力。
欧盟的转基因禁令，阻挡了大批美国农产品涌入欧盟市场，招致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不断申诉。双方纠缠了六年，2004年禁令终被取消。
与欧盟类似，当初中国出台转基因管理条例，也是将其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手段。
“在贸易相对顺畅的时候，这个政策作用不多，还导致了监管漏洞。”一位国内资深大豆交易人士说。
中国的管理条例规定，使用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食用油在中国销售需做明确标识。但在河北、山东等转基因棉花种植大省，会用转基因棉籽加工成棉籽油，当地俗称“卫油”，可直接食用，或者用于制作调和油，它们并不做任何标识。原因是，由于中国不进口棉籽，在农业部规定应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中，并未将其纳入管理。
不过，由于担心贸易壁垒会阻碍其技术发展和商业化进程，现在欧洲已经转变了风向。这一转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关注。
2013年6月20日，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欧文·帕特森(Owen Paterson)在演讲中称：“此时此刻，欧洲正在错失良机。当其他国家抢先种植转基因作物并从中获益时，欧洲正在冒着被甩在后面的风险。”他发起了一场倡议运动，希望说服欧盟，放宽对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限制，消除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心理。
8月1日，法国最高法院也以违反欧盟法律为由，取消了法国对MON810转基因玉米的禁种令。1998年，欧盟曾批准种植这种玉米，但是法国、德国、波兰、卢森堡等八个成员国，以破坏环境为由下了禁种令，仅西班牙和葡萄牙种植。
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é Barroso)是转基因的支持者，他的首席科学家格洛夫(Anne Glover)更是一名坚定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化学家，她认为“吃转基因食品并不比吃传统食品有更高的风险”。
中国农业部仍犹豫不决，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程在中国也基本停滞了。自1997年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获准生产之后，16年过去，中国未再批准任何一种重要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在中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要经过严格的程序：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安全证书。得到安全证书后，也只允许一个品种在一个省应用，跨省和跨生态区应用需重新申请，即使是相似的转化体，或姊妹系都需从头评价，走完全过程。
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两种抗虫转基因水稻经过11年才在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但这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还要通过农业部的品种审定，拿到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后，才可以销售种子。
该校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林拥军告诉《财经》记者，“到现在为止，品种审定过程还没有启动。”
与此同时，传统农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水稻单产和总产均无明显增加，被寄予厚望的超级稻虽然在试验中高产，但大面积生产时增产效果不彰。这是由于杂交育种已然充分发掘了农作物自体优势，很难再有突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表示，“总而言之，我认为，转基因生物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现在，袁隆平本人主持了两项水稻转基因项目的研究。他所在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布的55项在研项目中，与转基因技术相关的已有10余项。
竞争格局
跨国公司研发的脚步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而停滞，只会进一步强大
在国内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粮食作物，仅有一种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和两种抗虫水稻，这三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2014年即将到期。
下一步，它们需做品种审定，审定合格后，可以规模生产。但是，由于产业化未放开，至今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没有启动品种审定程序，这些转基因作物近期显然无缘市场。
2009年，农业部为这两种转基因作物发放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后，大北农集团看到商机，决定创建生物技术中心，并在“十二五”期间投入5亿元。如果产业化不能放开，意味着这些钱将打水漂。
“如果当时社会对转基因的态度像现在一样，大北农不一定投入这么多。”大北农集团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说。
科技部于2008年启动、预计总投入220亿元的转基因重大专项，已经获得一批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成果。如果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大门继续紧锁，这些成果也难逃被搁浅的命运。
中国如果不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技术并实现产业化，水稻、玉米等可能重蹈大豆的覆辙。
“此前跨国公司的重点在发展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我们自主研发的水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本可在水稻上占领制高点。现在看来不行了，水稻被压住，无法产业化。”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称。
如果放开转基因产业化，跨国公司就可以平等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的种业公司而言，它们面对的将是实力极强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掌握着大部分产业竞争力强的转基因性状，“而我们只有很少一部分，无法全面开花”。吕玉平说。
对超级公司垄断的担忧在美国一样存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员霍华德(Philip Howard)对国际种业公司的研究显示，孟山都、杜邦、先正达、陶氏农业掌握了美国超过80%的玉米市场以及70%的大豆市场。如果四家大公司控制40%的供给，那么这不再是一个竞争市场。
美国反托拉斯研究中心也曾提交给美国司法部一份报告，认为转基因技术市场中产生了专利技术的壁垒，并通过兼并，逐渐驱逐了大量区域性独立种子公司。
华盛顿州立大学可持续农业和自然资源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2001年到2010年间，转基因大豆主导市场，致使种子价格整体提高了230%，而孟山都转基因大豆种子价格在2010年卖到每袋70美元，比2001年的转基因种子价格增长143%。
这些数据并不是树立贸易坚壁的论据，反而说明中国的种业公司需要进入市场，获得成长空间和时机。
中国的种子企业几乎不具备研发能力。99%的种业公司根本没有相关研发投入，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型种业公司，也基本没有拿得出手的转基因作物品种。
吕玉平分析，国内种业公司一年赚2000万元已经很不错，如果用10%做研发，也不过200万元，而孟山都一年的研发投入超过80亿元。
像新药研发一样，一个新转基因作物的成本平均约为1.35亿美元，约需8年-10年的时间。
在巴西，越来越多的转基因种子由本土公司和跨国公司共同研发，带动了本土公司在种子研发上的投入。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化学教授科利认为，“限制或阻止跨国公司的科技进步，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本土科技需要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动。”
在菲律宾，除了黄金大米，农业部也致力于转基因茄子、转基因棉花等研究，菲律宾农业部技术项目协调人阿尔方索(Tony Alfonso)说：“公共部门有必要加强自己在基因发现、基因工程等领域的能力。”
反观中国，由于国内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群体声势浩大，新兴的技术开发已经在减慢。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饶毅教授甚至形容，在本不领先的情况下，这无异于自杀。跨国公司研发的脚步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而停滞，只会进一步强大。
缓冲期
商业化育种行为依靠政府公共研究部门包办，也极大制约了种子商业化进程
除了与跨国种业公司悬殊的实力对比，国内种业自身沉疴严重，一些体制性的弊端亟待革除。
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技术主要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商业化育种行为依靠政府公共研究部门包办，也极大制约了种子商业化进程。
研究人员进行一个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在几十株、几百株转基因苗中，能选出几株成功的，就可以发表论文。然后，用这几株苗就可以育种，这样的种子并不过关。
一个真正的好品种，必须通过大量筛选，即要把新发现基因转化到数以万计的株苗里，然后，从中找出具有最好性状的苗，再进行育种。
研究机构本应只承担新基因的发现和部分功能的鉴定，商业化交给企业来完成。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部门更愿意自己直接将成果推入市场。根据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的调查，出售新品种的收入是职工奖金的重要来源。
科研人员拥有国家事业经费和科研经费的共同资助，科研院所育成的新品种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多数种子公司更愿意直接购买这些品种，从而放弃投入育种研发。问题在于，科研人员缺乏市场敏感性。
已经拿到安全证书的转植酸酶基因玉米，有完美的理论设计：让玉米饲料更容易被牲畜消化，提高营养的利用率，而且牲畜排泄物中的磷含量大为降低，可以减轻环境污染。但这个新品种在市场推广的难度却很大。
在吕玉平看来，植酸酶完全可以通过微生物发酵来生产，价格更加实惠，饲料公司只要买来添入饲料即可;其次，国内玉米种植户的地块小而分散，这种玉米成熟后，需要与普通玉米分开收购、运输和储存，这是市场不能接受的，除非该玉米的附加值远大于这些额外成本。
一个良性的育种系统没有理顺时，为了给种业争取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2011年，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提出，禁止外商投资转基因生物研发和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此外，中国《种子法》规定，外资企业不能在中国独立运作，必须和中国企业组成合资公司，而且也不能控股，最多只能占49%的股份。孟山都2009年在中国成立了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派遣四五十名研发人员，一年多后，又全部撤出。
为保护知识产权，国际上成立有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分别在1978年和1991年通过了两个公约，中国加入了老版本的公约。主要农作物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吴锁伟分析，“新版本公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更加严格，中国暂时不加入，也是想给中国企业留一个缓冲期。”
种子是一种很特殊的产品，研发周期长，科研投入大，而盗版却极其容易。只需拿到一粒种子，就可以在三年后繁殖7000亩地。
但在中国，一个新品种需要向相关农业部门提供试验种子，再进行严密的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等品种试验，才能通过品种审定。“而这一程序中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外界的干扰因素，也无法避免丢失实验材料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种业公司不愿意搞研发投入，因为自己还没卖，在做区域实验时材料就已经流失了。”吕玉平说。
孟山都的抗虫棉就是被“山寨”版逐渐逼退。当时，看到转基因棉种的优势，中国数量庞大的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纷纷用孟山都棉种做亲本，与本地的品种进行杂交，获得了一批既能适应本地气候、又能抗虫的新品种。这些山寨产品价格非常低廉，对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种冲击很大。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原创型育种吃力不讨好，所谓“改良”成为国内种业公司公认的捷径，这造成中国基因专利数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洋说，关键技术基本上被美国等发达国家垄断。中国全面放开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前，必须要考虑知识产权的问题。
缓冲期不可能长时存在，“对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迟早会放开，不能永远关门”。主要农作物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万向元表示。
本文来源：财经网 作者：贺涛 王宇 焦建 谭一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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