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一具臃肿的死猪从近乎黑色的江水中被打捞出来，岸边杂乱的枯草中，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再动弹的猪;解开处理的盖子，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快到堆到池口了;两个农民拉着猪尸在乡间坑挖的道路上行走，胴体不时地抖动……

　　这是焦点访谈中播出的令人惊悚的一组画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猪死亡?死亡之后又一一被抛到江里去?面对如此惨烈、如此恐怖的场景，笔者十分沮丧和困惑。在中外数千年饲养家畜的历史上，恐怕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在最早的报道中，说猪是冻死的，病死率为3%。后来把病死率修正为10%，而且还出现了猪圆环病毒的名称。

　　猪圆环病毒病，是近一二十年新冒出来的非常凶险的免疫抑制性疾病。病猪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导致机体应答功能紊乱，由此产生腹泻、食欲不振、生长缓慢、毛色变差等一系列代谢方面的症状。而饲料管理不善、混养、密度过高以及刺激猪的免疫系统，均为诱发该病的危险因素。

　　养猪成本中的一大半是猪饲料。毫无疑问，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喂猪，是饲料管理中的重中之重。

　　中国每年进口五千多吨转基因大豆，还要进口转基因油菜籽，这些作物榨油以后，留下大量的“粕”,加上进口的转基因玉米，一起成为喂养动物的饲料。与人吃转基因一样，也就有了是否安全的疑问。

　　去年四月份，在《农业部解答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谈话节目中，杨晓光研究员说：“抗虫蛋白是有针对性的，但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就没有任何毒性作用。”全世界约有5400余种哺乳动物，包括大海里的鲸鱼、森林里的大象、地球上为数不多的食肉老虎，杨研究员和他的同事们都一一进行了验证，笔者除了惊叹他们超凡的工作热情和超凡的工作效率以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当然，凡有正常思维的人是绝不会把杨研究员的话当真的。

　　陈锡文主任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讲话：“公众非常关心转基因的安全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在学界也有非常强的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说是绝对的安全或者绝对不安全，所以应该通过实践来证明。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比如，DDT从合成到发现对环境的危害，经历了一个世纪，从合成到发现对人类的危害，经历了127年。再比如烟草，应该说人类知道用火的时候起，就可能开始吸食它了，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人类才逐步认识这种恶习的危害，并且始终没有停下进一步的探索的脚步。

　　转基因的出现到现在只有短短的四十年，要想真正地认识它，最终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是同样的艰难。陈主任的说法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间里，转基因食物必须戴上可疑食物的帽子，并将左右我们对它的判断与选择。

　　但是，对于转基因食物属于可疑食物这个基本认识，转基因专家是不愿接受的。一个叫董金狮的食品专家这样说：“因为在现有条件下，没有结论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一定有危害，但也不能证明一定无害，所以视同无害。”

　　董先生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由第二句 “不能证明一定无害”，我们无法排除“可能对人体有害”的判断。再来看第一句“没有结论证明对人体一定有危害”。此句意味着“可能无害，也可能有害”，因此亦不能排除“可能对人体有害”的判断。综上所述，可知“视同无害”的说法不成立。

　　董先生是专家，这个浅显的道理应该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笔者无从揣测——也就不说了吧。

　　再回到蹊跷的死猪漂江现场。分散的养猪户的养猪方法各不相同，却在同一时间断出现了大量死猪。什么原因?找它们的交集，就是都使用了转基因饲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怀疑肇事的主凶就是转基因呢?

　　笔者注意到报道中这样一个细节：死猪贩子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收病死猪的行为得到了农民们的普遍欢迎。为了区区几十元钱，就把良心和道德都卖掉了。俗话说，人穷志短，如果不是绝对的贫困，农民们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也许是图省事，也许是为了逃避责任，也许是寸土寸金的水网之地不容易找到掩埋庞然大物的地方，一万头死猪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抛到江水中去了，于是酿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死猪漂江带给我们的伤痛是深重的。一连串的疑问萦回在笔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几万头猪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这正常吗?电视画面里有一些毛色很差、明显表现出亚健康的猪，我们还应该吃它们的肉?弹丸之地的嘉兴养了七百多万头猪，这些猪的脏兮兮的粪便一定漂江了，虽然有关部门承诺让水质达标，但他们的承诺是否可靠?最要命的是使用根本无法证明其安全的转基因饲料。难道除了万里迢迢从国外进口转基因，我们就真的没有别的出路了?

　　有关转基因的争论还在继续。

　　在6月21日的新闻1+1 中，主持人董倩说：“一方面我们要发展转基因技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给消费者以足够的选择权。”她说的话是通情达理的。可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有选择权吗?同样的道理，在大、中、小学读书的学生，他们有选择权吗?笔者认为，只有明确规定大、中、小学与幼儿园的食堂，都不使用转基因食物油和其他转基因食物，才能使这个弱势群体真正地拥有足够的选择权。笔者也期待着更多承诺不使用转基因材料的餐馆和公共食堂出现，因为从来不到外面去吃饭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在同一个节目中，郑风田教授这样说：“人类吃的食用油实际不含BT蛋白，也就是说现在转基因大豆的转基因成分，实际上人类没有吃，是作饲料去了。”不久前笔者在超市里买了豆腐干，发现味道纯正，已经不是转基因大豆做的了，心中的块垒便小了许多。

　　但笔者还是有些疑虑。据说转基因油是加入化学溶剂后浸出来的，不管技术如何先进，彻底提纯是不可能的，如四级转基因油就允许每公斤不超过50毫克溶剂残留存在。那么又有谁说得清楚这些残留的汽油不会对人体产生一点危害?还有，精炼时持续的250度高温，使维生素E和一些营养物质都灰飞烟灭了，转基因油成为仅能供应热量的低价值的食物(大腹便便的中国人很多，热量是最不缺的)。在持续高温精炼的同时，还产生了有促进动脉硬化、诱发多种癌症、导致糖尿病和引起腰腹肥胖等多种危害的反式脂肪酸。王小语先生拿不到转基因油与患癌之间有联系的确切证据，但在我们所有的食用油中，还有比用浸出法炼出的大豆油更糟糕的吗?

　　以前超市里用浸出法炼的转基因油比比皆是，浸出法与转基因油几乎就是同义词。十几年来，究竟有多少万吨浸出油流向了市场，农业部能公布出来吗?笔者认为王小语先生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让劣质油在市场上肆虐了这么久，就真的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一句没有证据的话就可以打发得干干净净?

　　现在的情况似乎有了变化。央视报道，超市里原来用浸出法炼的油，其中90%换成用压榨法了(还有10%不知在哪里)。虽然晚了点，但笔者对此还是欢迎的。

　　好心的郑风田教授从关心人的角度出发，不让人吃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笔者从内心里对他表示感谢。但是榨油后留下来的大量转基因豆粕，给猪吃难道就一定能行吗?人体是复杂的巨系统，在地球上存在了四千多万年的猪也是复杂的巨系统啊!吃粗糙食物的能力，猪比人强。但面对转基因食物，可以说人有多娇嫩，猪就有多娇嫩，人不能吃，猪就一定不能吃。至少，说猪能吃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笔者一直不明白中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原因，7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中国科学报》上储成才研究员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我国相当于在拿钱买耕地。如果不进口国外大豆，现有耕地无法满足我们对食用油和饲料的需求。在可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相当于进口主粮，进口大豆也是对我国安全形势评估后不得已的一种战略选择。”读完后笔者心情很沉重，想不到在我们国家里，竟有这样的“专家”，写出了如此脱离实际，近乎出土文物的文字，令笔者齿冷。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对晋惠帝的描写：“时天下荒馑，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百姓已经没有饭吃了，晋惠帝却说为什么不吃肉粥，其昏庸可见一斑。储研究员明知中国人多地少，如果直奔主题，建议中国进口粮食，那无法可说。然而储研究员却建议中国进口大豆(大豆属油料作物，不是粮食)，意思是让中国人多吃油，多吃肉，其昏聩与无知，似乎又一个晋惠帝诞生了。要知道，一斤肉与一斤粮食比较，在裹腹的作用上相差不大，但生产成本，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啊。这哪里还有半点“不得已”的影子!也许叫储研究员大跌眼镜的是，勤劳的中国人民，硬是把他提及的这两样东西都生产出了足够的数量。下面是笔者的阐述。

　　一、中国不缺主粮和食用油。

　　中国每年浪费在餐桌上的粮食就占总产的五分之一。请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真的要饿饭了，一定会把这五分之一全都拿回来的。所以中国不缺主粮。

　　一些专家总是声嘶力竭地说，中国如何如何缺食用油，必须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云云。但笔者反复思考后却得出了中国不缺食用油的结论，笔者的推演过程如下。

　　每人每天需要25克油(医生意见)，一年按400天计算，需要10公斤，全国一年约需1340万吨食用油。营养学家有一个不必完全拒绝动物油的说法，他们认为植物油与动物油的合理比值是：10:7.照这样算，全国年产1000万吨植物油就够了。我们有东北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山茶油、亚麻籽油等等，凑够1000万吨绰绰有余。

　　但此一时彼一时。农业部张照新研究员说，每年植物油需求量接近3000万吨，张说的这个数字显然被夸大了。不过群众却有超需要用油的习惯，只有1000万吨必然在短时间里出现食用油紧张的局面。

　　可以采取如下的对策：加强少吃油、吃好油的宣传;适当提高食用油的价格;适当进口一些非转基因食用油，如橄榄油。只要我们坚信已经满足了群众的基本需要，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食用油价格暴涨。那也正中下怀：超量用油人群大幅减少和农民大量种植油料作物。只要我们停止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就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出现价格适中、农民增收和油品质量不断提升的局面。

　　笔者不久前去了一趟超市，发现非转基因油已经成了油品市场的主角，且价格平稳。就连一个著名的生产转基因油最多的公司，也推出了用压榨工艺生产的非转基因菜子油的新产品。营业员告诉笔者，大多数顾客都不选择转基因油了。这也印证了笔者的想法：没有转基因，我们照样能生活的很好。

　　二、在猪肉市场已经饱和的中国，无需靡费钱财去进口饲料。

　　我国古代年人均食肉5公斤左右。这与当时低下的生产能力有关联，也与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关联：中国人总是不愿意过分地去干涉自然。这种吃肉的水平一直维持到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食肉量一步步攀升，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年人均食肉量一步步攀升，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年人均食肉量达到理想的20多公斤。进入新千年，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人们食肉量的增加。2012年，中国猪肉生产量和消费者双破世界的50%，而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19%!多食肉并不是好事。中国的医学专家多年以前就指出，成年人一周内食红肉(猪、牛、羊肉)不应多于500克，否则容易罹患多种疾病。而现实是中国年人均食红肉(以猪肉为主)接近50公斤，大大超过了标准!

　　2008年，中国确立了建立两型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一场及时雨。因为只有真正地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这两点，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发生死猪漂江的事情，其实就是人与环境高度紧张的一种映射。

　　中国人口多、耕地少，这是事实。但到了今天，中国差不多成为农业生产全面过剩的国家，这也是事实。其中尤以猪肉生产过剩最为严重。笔者在超市里见到了看上去质量很好，而每公斤价低于10元的猪肉。难道我们不应该与时俱进，为提高养猪农民的收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

　　大量的完全不需要的农产品的进口，带来的伤害是多方面的。仅进口转基因大豆一项，每年用去的人民币就将超过两千亿元。

　　但愿我们在转基因的进口上能剔除晋惠帝似的思维，不让这种荒谬的事情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