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
（三）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排除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 会议印发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一至九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如关于红卫兵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等等。
第一阶段：十月九日至十五日，以小组会为主，大家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认识。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与各大区领导谈话说：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下午开全体会议，林彪讲话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努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四日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来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两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第二小组发言：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一月，还有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的战备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曹狄秋在第三小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在群众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提纲 近日来，广大的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市委在前一段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市委对于同学们这种革命的英雄行为，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市委的批评，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前一个时候虽然作过检查，但认识是不深刻的，检查是不彻底的。我们决心在广大师生的帮助下，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市委在六、七月间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市委在前一段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迷信工作组，包办代替，总是想让群众按我们的旧章法、老框框、过时的经验行事，不了解革命群众思想、感情。没有同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支持革命群众大造反、大民主；没有鼓励革命群众大揭露、大批判。对于革命群众的新创造以及他们创立的新秩序、新形势，感到突然，不知所措。开始领导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后来，逐渐从落在群众的后面，发展到站在群众的对面。当群众要冲破我们的框框，要赶走工作组，不按我们的错误轨道行走时，我们就轻信了一些错误的反映，认为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于是就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最后在若干单位就发展到围剿革命派，打击革命群众，这样就铸成大错。 在犯错误的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个讲话，没支持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而是怕乱，怕上街，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造谣污蔑，强调内外有别，强调组织纪律等等。这样就实际上给群众泼了冷水。而且很长时间，不觉悟，曾经还辩解说：我没有反对聂元梓同志等的大字报，只讲了个贴的地方问题，是技术问题。其实这明明是个政治问题，哪是一个技术问题呢？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大大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象火山爆发似的起来了。新市委就在这个时候，奉命成立，本来应该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而这时我们却害怕群众这种革命造反的“乱”，以为一个单位没有党委领导就不好办，就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市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地进入各个单位。他们在六月三、四日接连召开的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上，不适当地过早地讲了一些政策界限，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当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有许多工作组在市委的错误指导下，硬要广大群众按我们所规定一套清规戒律来行事，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这就在事实上站在群众对立的立场上去了。后来虽然发现有些工作组害怕群众、压制民主，以至镇压群众的情况，发现了五十几所大专学校中，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总觉得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并且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要拥护工作组，而没有觉悟到派工作组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当时提出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不能理解。这就看出我们还没有理解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我们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六月中、下旬，本来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们却信了错误的反映。例如听信了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报告和其他校的有关报告，对广大学生的革命行动，作了极错误的分析，这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我们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话中，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过高估计了阶级敌人的力量，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强调运动出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右派学生在争夺领导权，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总起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予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因而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结果就在许多大专院校又引起了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师生受到迫害，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就倾倒了敌我关系，实质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对受迫害的革命师生，应该按照中央规定，给以彻底平反，销毁有关档案，并且我在这里向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各个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例如在六月间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当聂元梓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根据形势，提出了要站在运动的前面，一切为了前线，缩短工作会议的时间。但又认为已经接上了火，停不下来，结果开的很长，领导没有深入前线，削弱了对于运动的了解指导，而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本来这个会是要彻底揭发批判前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却想先整司令部，实际上前市委这个司令部已经烂掉了，要解决它的问题，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关起门来开会是不行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前市委的委员，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当一些单位的群众起来要斗争他们的时候，而他们还在市委开会，这就必然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当要散会时，我们还笼统地希望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能站起来领导。我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还再三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还可以易地革命”等等。这个会虽然有某些收获，但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极其错误的会议。 在六月下旬，还错误地让北大、工交系统等几个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错误的经验。另外，还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错误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同时，市委还过早地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实际证明这种主张是根本错误的。特别是象北大这样的反动堡垒，党团组织必须认真、彻底地改造，简单恢复，只能导致旧领导、旧思想、旧统治的复辟。《北京日报》在六月三十日还错误地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 我们还错误地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正当群众起来进行大革命、进行革命造反的时候，这样讲，只能是起压制群众的作用，必然导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应该说在任何时候，新市委做错了事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 总之，在我六月二十三日的极其错误的讲话以后，不仅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的事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而还自以为得意。 十六条公布以后，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纲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根据林彪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的精神，市委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 正当十六条决定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掀起新的高潮的时候，市委曾经错误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七万人参加的斗几个小流氓的大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放，仍然是怕字当头，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惊慌失措，生怕出“乱”，结果适得其反。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新市委在清算自己的错误，并且帮助工作组去批判错误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的很不得力，很不彻底。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批评的对，批评的好。工作组撤退时，有一部分工作组没有检查或者没有很好检查，因而工作组虽然已经撤了，但其影响并未肃清，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师生没有给他们彻底平反。而对于过去受错误影响的部分同学，也没有下狠大的力量，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消除两派同学之间伯原则分歧。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讲话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熊复在第二小组发言： 新华社五百多名记者，二十八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了一百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组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
第二阶段：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的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三次接见群众和国庆检阅规模之盛，在国内外罕见。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说明他总是信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向他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自从《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运动更深入、更发展。 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中外，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来得汹涌澎湃，是国际上更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惧，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