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吕培厚 整理 胡铁华
1933年5月15日，郑绍文同志因叛徒出卖，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不久，邓中夏同志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自此，这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又多了一层“狱友”的关系，也正因为此，郑绍文才得以亲眼目睹邓中夏在狱中坚贞不屈，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才得以见证邓中夏在生命中最后时刻的感人壮举。 非常时期中相识 郑绍文，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平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4月受党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委，警卫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等重要职务。邓中夏，我党创建初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负责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4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7月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王明上台不久，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并停止了他的工作。 在那个非常时期，邓中夏受到了王明路线的无情打击，在党内高层经常被开会批斗。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中，仅同邓中夏在工作上有过短暂接触的郑绍文却很敬佩和同情他。郑绍文经常顶着压力去拜访他，找他聊一聊，给他一些安慰。1932年秋，邓中夏回上海做秘密工作，“左”倾临时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维持生活，但他毫无怨言。在邓中夏奉调前往上海时，郑绍文还私下演出了一场“送别”，情谊绵绵地送了他一程。 或是两人有缘，仅一年后，郑绍文同邓中夏又相聚了。1932年11月郑绍文被调回上海，任全国互济总会宣传部秘书长、总会秘书长，在刚刚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的邓中夏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影响，互济会变成从事反对白色恐怖斗争的一般赤色团体，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互济会工作决议》，互济会工作一度出现新气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时隔不久，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互济会又把反对白色恐怖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一再号召会员去参加各种群众斗争，鼓动罢工罢课、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济会各级组织再次遭到破坏。邓中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济会工作。邓中夏不顾过去曾在沪长年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公开出面召集会议演讲，联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在邓中夏的正确领导下，郑绍文和互济会的其他同志把营救被捕同志当成头等大事。一方面积极与赤色国际互济总会取得联系，争取国际援助；一方面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最终成功地营救了包括陈赓、廖承志在内的许多同志。 生死危机中相知
郑绍文是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被捕当天，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找他，郑绍文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感觉李仲雄叛变了。于是他一边假装与李仲雄搭话，一边悄悄地把身上带的几张条子（上面写着与邓中夏联络的地点与暗号）捏成粉碎。可郑绍文万万没有想到，不久，邓中夏也被捕，而且与自己关押在同一牢房。 那天，几个国民党宪兵押着一个人到郑绍文住的号子来了，号子门的牌子上又加了一个名字，“施义即邓中夏”。郑绍文看了大吃一惊，由于当时环境的残酷，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在他心里琢磨：“怎么邓中夏也被捕了，是怎么样被捕的，身份暴露没有。如果他的情况全被敌人掌握，我还能隐瞒什么呢？” 郑绍文细心地观察邓中夏的表现，来核实自己的猜测。郑绍文看到邓中夏他一进号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的人打招呼，谈话应答从容不迫，毫无惊惶之情。邓中夏见郑绍文也在这里，以同样态度打了招呼，并没显示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郑绍文还要进一步了解邓中夏，于是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老大哥，你打算怎么样？”没想到，邓中夏却乐呵呵地说：“打算到雨花台去！”说完他又小声问郑绍文：“你知道罗登贤的情况吗，他在哪里？”郑绍文回答：“他上雨花台了。”邓中夏听完，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说：“好啊，他先走了一步！”这一系列表现，让郑绍文得出结论，邓中夏还是原来那个邓中夏，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变，他从进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在国民党的牢房里，狱友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先进入号子的睡在床上，后来的睡在床下。如果关的人多了，最后来的只有睡在马桶边了。邓中夏进来那天，郑绍文所在号子里已经有七八个人，显得很挤，为了表达对这位老首长、老英雄的敬重，必须想个办法让他睡到床上去。于是，郑绍文小声问邓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还有什么要隐瞒的？”“已经暴露了，还隐瞒什么？”“那我就告诉全体犯人，让你睡到床上去，那里通风要好一些。”“你讲吧。”于是，郑绍文提高嗓门向大家招呼道：“各位，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政委邓中夏。现在到了这里，准备为党、为人民献出生命。我们应当照顾他，请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吗？”“好！欢迎，欢迎！”大家齐声答应。刹那间，人们七手八脚，搬动位置，把邓中夏推到郑绍文身边的高床上了。 第二天，在狱中放风的时候，早些时候入狱的陶铸同志问郑绍文：“昨天进来的是邓中夏吧？他的态度怎么样？”“他打算上雨花台。”“是真的吗？”“让我再问问他吧。”回到号子里后，郑绍文就向邓中夏悄悄说：“老大哥，同志们都很关心你的政治态度呀。”邓中夏一听，立刻从床上跃起，激动地表示：“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 邓中夏这个响亮的回答，立刻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所有的号子里，大家听了都非常钦佩。陶铸同志提出倡议，要大家凑几个钱买大肉面给邓中夏吃，给他改善生活。不到半天，各个号子传来了好几元钱。那时，牢里除了规定的牢饭外，还可以另外买大肉面吃。大家把钱交给郑绍文，由郑绍文把邓中夏的最后生活安排得好一点。邓中夏也很领情，毫不客气，郑绍文每次送来大肉面，他端起来就吃，随时准备就义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见证邓中夏的最后时刻
入狱两周之后，敌人正式提审邓中夏。可是，不到半个小时，邓中夏就回号子来了。大家都很诧异，郑绍文私下问道：“怎么这样快就结束了，他们审问你了吗？”“问过了，我学给你听听吧。”他笑了笑，装着法官的腔调表演起来。“你叫什么名字？”“邓中夏，又叫施义。”“你是共产党员吗？”“不错，是共产党员。”“你在党支部里干什么？”“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还干过什么？”“够了！够枪毙了，还问什么？”“贺龙红军中和你同事的还有哪些人？”“你明知道我不会讲，何必问我？”邓中夏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头说：“就这样五问五答，法官看再问不出什么，便不问了，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 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打击中国共产党，但邓中夏却用他的言行大长了党的威信与影响。为了劝降邓中夏，敌人派了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叛变革命的余飞来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国民党又派了一个所谓“理论家”来劝降，邓中夏对他说：“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便不敢这样做。”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 抱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邓中夏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对敌坚强果敢，却要求狱友们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暴露身份，不做无谓牺牲。有一次，邓中夏问了郑绍文被捕的情况之后，叮嘱道：“你要力争在南京解决问题，不要搞到汉口去。那里叛徒多，一去就会暴露。”他还说：“一个被捕了的共产党员要当烈士很容易，只要说出自己的行为，慷慨就义就行了。一个党员在监狱里的任务，就是尽量减少党组织的损失，尽量打击叛徒活动。” 在狱中，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打击叛徒的出卖活动，郑绍文请邓中夏公开讲一讲中国革命史，指出革命战争的前途。邓中夏十分赞成，经过一番准备后，他给大家讲了两个小时，让狱友听了都很受感动，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邓中夏身份暴露后，由于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肯就范，遂被定为死刑犯，转移到了另一牢房。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刻，他给党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大步向刑场走去。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吗？”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敌人害怕邓中夏同志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邓中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 邓中夏牺牲的消息是两天后传入郑绍文牢房中的，那天早上，监狱一个姓杨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诉郑绍文：“郑先生，前两天与你同号子的那位邓先生，今天清早枪毙了。好人啊，真是好人！”闻知邓中夏牺牲，郑绍文心里像大海翻腾，很难平静下来。当天晚上，郑绍文写了一首悼念他的小诗：“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热血酬壮志，三春草木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结成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下，郑绍文经党营救出狱，赴延安党校学习。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并经陶铸同志证明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没有变节行为，尔后重新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20世纪50年代，郑绍文因提出“以法治国”的理论，曾被错误处理，从国家司法部副部长降职为广西一个地区的副专员。粉碎“四人帮”后，郑绍文得到平反，1980年被中央重新安排到最高人民法院任副院长。说到这段历史，郑绍文从无怨言，总是拿邓中夏等先烈来比较，他对儿女们说：“作为共产党员，只要是党组织需要，不管怎么审查我们，都要经得起考验。你们想想看，邓中夏、江姐已经看不到今天了。我们毕竟看到了今天，所以我们还是幸福的。”在谈到邓中夏的牺牲时，郑绍文曾借用毛泽东的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以此来告诫我们后人不要忘记先烈们的英雄业绩，要学习他们对待生死和个人利益的态度，为了他们未竞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如同邓中夏那样，生也伟大，死亦伟大。 1993年10月23日，郑绍文因病在北京逝世，根据其生前遗愿，由其夫人曾毅同志偕子女以及部分老战友，将他的骨灰撒入武汉长江万顷波涛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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