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2001

　　美国左翼学者迈克尔•帕伦蒂(《少数人的民主》的作者)这样评论道：

　　为什么“9.11”袭击事件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世界上发生了数千起恐怖袭击，为什么惟有这次袭击事件如此引人注目?一句话，因为它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而且美国死了很多人......再说一遍，“9.11”袭击事件的死难者几乎全是美国人，而不是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巴拿马人、海地人、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越南人、老挝人、安哥拉人和莫桑比克人，后面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在过去几十年中有许多死于美国大规模的恐怖屠杀。这里的信息是很明显的：一个美国人的生命比无数非美国人的生命还要值钱。

　　难怪是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学者发明了“劣等人”(Under-man)这个概念，纳粹只不过引进了这个术语(Untermensch)并将其“发扬光大”而已。如果说12年前的“9.11”真正改变了什么，那就是美国这个帝国变得更无耻、更邪恶。

　　现在，美国的导弹又一次喘着巨大的粗气，渴望在中东饮血;而美国的统治集团则民主地讨论着以什么方式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最有利。

　　“美国会不会军事打击叙利亚?”“巴萨尔•阿萨德如果交出了化学武器，美国会停止打击吗?”“美国会以什么方式打击叙利亚?是先发射战斧导弹还是.....?”这样是非不分的愚蠢问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国家级的媒体上。中国的主流媒体似乎从美国入侵伊拉克开始，就将“侵略”一词从美国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军事行为中蒸发掉了：“打击”、“攻打”、“动武”......意识形态部门这样的哆哆嗦嗦，这样的怕得罪美国人，还奢谈什么“亮剑”和“自信”?

　　“9.11”/1973

　　好了，这并不是12年前那个迷雾重重，煽情过度——这其中绝对少不了中国主流媒体肉麻的配合——的“9.11”;我说的是40年前发生在南美国家智利的“9.11”;说的是由美国操纵的右翼军事政变;说的是一位希望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选总统的死亡;说的是成千上万人的失踪、被绑架、被拷打、被残杀的历史。如果说在两个“9.11”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或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两个“9.11”中的受害者都是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牺牲者。

　　“9.11”40周年的当天，在加拉加斯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集会上，阿连德和查维斯的旗帜并肩飘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表演讲，提醒人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分子试图重施故技，以及它们身后那个帝国的现实威胁。在智利，左派组织也召开了纪念活动，米歇尔•巴切莱特出席。这位40年前“9.11”的受害者很有把握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梅开二度。

　　“9.11”之后，拉丁美洲成了右翼军事独裁政权的天下，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该地区的左翼革命运动也纷纷转入武装斗争，丛林和城市中的游击战此起彼伏。由美国人手把手训练出来的所谓“敢死队”和酷刑专家对反叛进行了骇人听闻的镇压，当时一部纪录电影便取名为《巴西：拷问的艺术》：因为在巴西，最大的“艺术”已不再是足球或桑巴，而是酷刑。

　　萨尔瓦多•阿连德和人民团结阵线的失败原因之一是没有掌握住枪杆子，结果被皮诺切特轻易地摧毁——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阿连德事业的查维斯在2002年右翼发动的短暂政变后吸取了教训，因此马杜罗总统在演讲中特别赞扬了委内瑞拉军队的忠诚——而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左翼力量缺乏统合性。当左翼各派还在争论不休之时，纪律性和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政变军人已经攻陷了拉莫内达宫。

　　40年前的“9.11”不只在拉丁美洲产生了震动，当时西欧最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了所谓的“历史性妥协”。应该注意到，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在此事件上对中国和毛泽东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国未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与皮诺切特政权断绝关系，而且没有救援智利左派，表明了中国外交和毛泽东本人从1970年代开始，“向右转”;而邓时代最终放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根子是在毛泽东身上。

　　这种指责实际上由来已久，主要出自左翼——反毛者绝大多数是右派，而右派一直将毛泽东时代支援世界革命作为毛泽东的主要“罪状”之一;另外皮诺切特由美国扶植，右派为了反毛，有时可以伪装成“反日”的“民族主义者”，但基本不会伪装成“反美主义者”，所以无从出手——由于中国的左翼几乎压倒性地崇拜毛泽东，所以少数托派和其他左翼少数派对毛泽东的指责，实际上中国的左右翼主流都很少留意。不久前，因独闯世行发布会而声名大躁的杜建国先生，作为一名非毛派的左翼重新发掘出了对毛泽东“向右转”的指责，甚至以“反动”称之，其中自然也涉及到40年前的“9.11”。

　　对于中国1970年代的外交政策当然允许批评，但从某种持有绝对原则的左翼观点出发，轻松地说中国在某些方面“向右转”了，未免操之过急。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一个大国和一个大国的领袖是不会像一介布衣那样，完全从绝对原则或者情感出发去思考国事的;如果那样做，这个大国和她的领袖就是失职的。1970年代，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中国完全打破对华包围圈、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苏联咄咄逼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基本接近尾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运动开始退潮、拉丁美洲的反动化加强等等，在世界形势发生改变的时代下，中国对原有外交政策进行调整无可厚非。至于其中被认为“向右转”的部分，需要明确这是一种战术性“向右转”，还是一种战略性“向右转”。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其激进立场人所共知——他甚至严厉批判过乔姆斯基和霍华德•津恩——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彼得拉斯批评了当时查维斯政府的“向右转”，而他引为前例的正是德国入侵苏联前斯大林的“向右转”和1973年毛泽东的“向右转”。我们不去评论此文观点是否正确，但即使是像彼得拉斯这样的“纯左翼”，依然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有着一个“明确的反帝路线”，因此1970年代中国如果出现了某些“向右转”的情况，那也只能是战术性的——就像彼得拉斯批评的查维斯一样，查维斯并没有因为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相关人员交给哥伦比亚政府，而变成“反动”人士，他仍然是一个革命者。中国真正的、战略性的“向右转”，发生在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这一点毋庸置疑——日本赤军的领导人重信房子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了智利的影响，但她也证实，中国在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世界逐渐失去威信始于1980年代——因此，杜建国先生等左翼少数派将1970年代的“向右转”上升到“反动”的观点，苛责过甚，是对战术与战略不加区分的结果;而如果按照这种绝对原则，恐怕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或革命领袖都有过“反动”的时候。古巴在非洲的国际主义支援应作公正评价，但费德尔•卡斯特罗拒绝接受信仰马列主义的魁北克民族解放运动成员流亡古巴，难道不也成了“向右转”和“反动”吗?而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历史的老帐可以翻，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风雨雨那么多年，现在应该是一个平心静气地回顾以往、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时候了。我们尊重杜建国先生等左翼少数派，即使他们过于偏激地批评毛泽东，我们还是不会像杜先生把崇拜毛主席的左翼一律叫做“伪左”那样，我们依然认为杜建国先生等人是中国左翼的一员，尽管不是主流，但左翼内部存在多样性一般来说并非坏事。

　　最后我想提一个人：吕多•马尔腾。比利时工人党(PTB)的创建者和理论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知名活动家。金日成生前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国人士就是马尔腾，他是前年去世的。马尔腾本人和比利时工人党长期受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不过冷战结束之后，马尔腾专心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整合，布鲁塞尔的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及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是他晚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马尔腾既强调了要继承毛泽东同志的反修理论，同时也坦率地表示他当年对古巴的某些批评并不正确，肯定了古巴在非洲的国际主义援助。这样一种诚实豁达的态度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