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做不好的，习近平未必做不好 在此前的《从思想派系到政治力量——中国左右阵营的嬗变》一文中，笔者描述了当下中国各思想派系的政治化过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新生的网络工具——微博，起到了强力催化、加速的作用。
马克思有句名言：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为物质力量。所谓物质力量，其实就是政治力量。在互联网出现前，思想要掌握群众，主要有四个途径。前三个是传统途径，即书籍、学校和舆论；第四个是特殊途径，即共产党创造的知识分子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的方式。第四种途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前三种途径则存在同样缺陷，即受制于传播渠道。只要控制了出版、学校和媒体，思想的影响就极其有限。
互联网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网络是书籍、学校和舆论的统一体，而且突破了渠道的限制。在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这就是“自媒体”概念。网络不但极大扩张了思想掌握群众的范围和速度，而且降低了门槛。只不过，网络的管理方通过推荐、排版等方式，仍然部分掌握着渠道的权力。
但是，微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微博本身是作为网络社交工具出现的，它不依赖于网站方的推荐和排版，而是依据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行传播。由于这种传播具有“滚雪球”的特点，所以完全摆脱了传统渠道的限制，将自媒体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使思想拥有了不受限制地接触群众、影响群众的方便。而这只是微博的作用之一。
微博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将思想所影响的群众组织起来了。众所周知，群众这种“物质力量”，有没有组织起来，意义截然不同。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只是一团散沙，组织起来后，可能变成原子弹。在微博出现前，除非经过现实的抱团、结社等过程，否则思想所影响的群众都是非组织化的，具有围绕公共议题啸聚而来、事完即散、成员不固定的特征。微博通过粉丝、关注等技术设置，围绕博主，使思想所影响的群众具有了固定性、经常性、团体性、分别性、认同性等组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阵营的组织化。社会上本来存在游离、分化的“物质力量”，微博帮他们找到了组织，为他们披上一幅思想的旗帜，让他们完成了政治站队。从此，思想的政治力量特征更明显，依托于微博的思想者，也更加快速地朝着政治活动家的方向转化。正因为如此，不同派系之间的分歧、对立愈益尖锐。有人说，有微博以前，左右派还能正常交往，现在相互之间见面都不怎么讲话了——这很正常，思想见解不同的人，可以坐下来争论、探讨，共同进步；但如果是不同阵营的政敌之间，就只有壕沟没有沙龙，只见战士不见绅士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思想界的“共识”，就是很奢侈、很遥远的一件事。实际上，我怀疑“共识”这种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幻想或幻觉。例如，公开以“共识”为标志的共识网，创办人周志兴从一开始就认为大多数左翼所认同的“重庆道路”，是在“重走错路”。可见，在他心中，早就有着定见和底线存在，他所求构的“共识”，显然不会突破自己的底线。这也就是说，他们构建的“共识”，必然要把大多数左翼排斥在外，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右翼的“共识”。但右翼早就有“共识”了，还需要寻找什么呢？无非是外表包装一下，使之看起来不那么极端、刺目，减少对立面的反弹而已。
最近又看到一些学者签署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文中谈到“4点共识”。从思想观念而言，这“4点共识”我都认同；但如果称之为“共识”，往往就不再是纯思想的，而会被视为关乎行动，或者说是对于当前行动的主张。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此“4点共识”大都不认同。因为行动必讲究轻重缓急，需要为了其重其疾，可以暂弃其轻其缓。“4点共识”在思想上都正确，但如果对应于现实，大多并非行动上的当务之急。如果说现在我们形成共识了，中国只能沿着这个共识的方向前进，不能在共识点上有所倒退，那么可能中国从此就不会再有进步了。就像如果告诉邓小平，“公平”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只能在缩小、或至少不扩大贫富分化的前提下来发展经济，那么中国不会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经济发展的奇迹。如果对小布什说，人权乃普世价值，所以只能在扩大、至少不减少人权的基础上来防恐，那么，“9.11”可能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八次九次、甚乃几十次。
历史从来是迂回前进的，为了优先保障那些更重要、更迫切目标的实现，需要暂时放下、甚至一定程度损伤其他相对较轻、较缓的目标，这是我坚决支持习近平加强对意识形态和舆论管制的原因。意识形态和言论方面的收紧，必然遭到知识界本能的抵触，更与自由派基本的价值取向背离。于是，很多人找出很多理由来反对它，最典型的做法是列举前清、国民党或前苏东时期的例子，声称意识形态只可疏不可堵，堵没有好下场——种种引经据典，其实都是先有结论，再选择性地搜罗有利证据，忽略不利证据而已。在他们列举的“历史教训”旁边，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大把反证：你说前清是因为不开放而亡，我还说它是因为开放而亡呢。其实当时清朝之亡乃属必然：在列强的频繁冲击下，中央统治力下降，少数民族的政权再也无力控制大多数汉人。不管改不改革、开不开放，清朝都要灭亡，开放和改革只是加剧了力量对比的变化，加速了灭亡而已。所以，一切对历史或国外经验事实的描述，都不足以完成对当下是非对错的充分论证。历史只能作为关于可能性的借鉴，而不能成为评判成败对错的绝对标准；它可以增加当前行动的可选项，增加对成败得失的分析角度，或者是作为说明当前问题的一种借喻，但不能成为评判行为对错成败的标准。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不同，就是不会出现完全相同条件下的重复。社会领域的事物总是复杂的、具体而不同的，全部人类历史留给今人的最大启示是：看似同样的事，由不同人来做，结果就会不同。孔明手上的妙计，到了马谡那儿可能是馊主意；刘阿斗做不成的，不能断言李世民一定做不成。
成与不成的可能性，一看个人能力，二看权力大小及其掌控程度，三看内外情势。从当前中国政府反腐败前所未有的举动，整顿官风、党风中展现的前所未有决心看，我对这一届政府比较有信心。如果没有超强度的反腐，单向度的收紧意识形态和舆论就是纯粹“拉仇恨”，必然行之不久；有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自我清理动作，政府就能一定程度赢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信任；有了这种认同和信任，知识界的反弹在包括网络、微博等渠道都被加强监管的情况下，就掀不起太多风浪。两手都硬，政府就能够通过对意识形态和舆论的管控，强化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性，为其他各项事业的推进提供必要的秩序保障。但其中还存在一个变数，那就是经济。
中国前途的治乱兴衰，最终还是要着落在经济的表现上。但恰恰是对于这一届的经济掌门人，我缺乏信心。当然，他并不是决定中国经济表现的唯一关键因素。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ews.com/post-363144.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