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1日点评参考消息

　　《美高官称对叙动武可威慑朝鲜》，路透社北京9月10日电，德国之声电台网站9月10日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詹姆斯•米勒在北京表示，对叙利亚化武袭击作出有力回应将有助于威慑朝鲜，使其不敢使用“大规模的化学武器库”。

　　这种话，如果是说给美国老百姓听的话，那么或许还会有效，因为美国老百姓一直处于美国统治集团的愚民政治之下，毫无逻辑感可言。但是，如果美国官员想用这种话来吓唬他国，特别是吓唬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话，那么他实在是太狂妄自大了。且不说美国对叙利亚动武这件事能否对朝鲜形成威慑，单就美国放弃“巧实力战略”转而重启亲自对外军事扩张的路线这一点而言，不就是因为美国在东亚折腾了几年而拿中朝俄等国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才不得不转向中东、北非去欺负那些小国、弱国的吗?!换言之，正因为美国的重返东亚战略在威慑朝鲜一事上彻底失败了，所以才被迫转而去威慑叙利亚，进而由于叙利亚也不吃美国这一套，所以才迫使美国放弃“巧实力战略”而重回亲自对外军事扩张的路线。因而，即便美国推翻了叙利亚政府，也不可能对朝鲜乃至中俄形成什么威慑力，相反，美国的这一举动倒真是暴露出其综合国力下降的那一面，在叙利亚战事中，美国必然会暴露出更多的弱点来。

　　至于说到这几天传闻的叙政府接受俄罗斯提出的将化学武器交与国际控制以便日后销毁的提议，那还要看其最后是怎么落实的，因为要获知叙利亚政府究竟有多少化学武器这也是一件难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本身不仅无法阻止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相反，它只会起到给美国壮胆的作用。相反，如果叙利亚政府拒绝交出化学武器并公开绑架以色列的话，那么美国反倒会在动武一事上小心翼翼起来。对叙利亚而言，真正要学习的对象就是朝鲜，只有用超强硬对付强硬，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相反，如果学习萨达姆、卡扎菲的话，那么只有死路一条。对于所谓的俄罗斯提议，叙利亚政府应该表示严词拒绝，如此方能给俄罗斯保护其既得利益留出腾挪的空间(想想，中国就常常表示自己无法左右朝鲜的政策，从坏的一面看，中国这是在推卸责任，但从好的一面看，中国这是为中朝双方都留出了腾挪空间)，相反，如果俄罗斯说什么，叙利亚就答应什么的话，那么实际上只会导致供俄罗斯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的后果。

　　《普京要求全力确保北高加索安全》，俄塔社俄罗斯新奥加廖沃9月9日电。普京表示，“我们正面临一系列国家以及它们控制的社会和国际机构非建设性的反俄行动”。

　　此前，我们在分析叙利亚问题时就指出过，如果俄罗斯失去叙利亚，那么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就会发生质变。届时，俄罗斯对外斗争的焦点将完全集中到俄罗斯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上。近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有些紧张，这绝不是偶然的，西方之所以现在向乌克兰伸出橄榄枝，那完全就是为了能够在后巴沙尔时代更快地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在另一边，南高加索地区早就是西方积极渗透的重点地区，尤其是当美国准备从阿富汗撤军后，北部供给线对美军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因而，美国反过来就敢于在北线沿线地区搞破坏活动了，最后再加上俄罗斯国内的分裂主义势力和反普京的势力，由此，就使得西方列强能够从多个方向向北高加索地区进行渗透并制造动荡。

　　蒋该死说的“攘外必先安内”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此首先要区分哪一个是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而用什么标准来辨别哪一个是主要矛盾，则要看民族国家自身的生存方式是什么。那个对民族国家的生存方式威胁最大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苏联”一旦失去了所有海外军事基地，那么它的生存方式就等于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英帝国的没落是以它的海外殖民地的独立为前提的，“苏联”的没落也是以它的海外军事基地的丧失为前提的。因此，对俄罗斯来说，为了维持现有的生存方式，它必须确保自己在叙利亚的军事半殖民统治不受侵犯，如果不能守住其在叙利亚的既得利益，那么它只能把战线缩回到俄罗斯与那些还有俄罗斯海外军事基地存在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从“苏联”这个形态来看，失去叙利亚后，它就开始彻底没落了，换言之，那个由苏联解体开启的没落进程至此才真正达到侵害“苏联”本身的这个阶段。而对俄罗斯来说，在改变了一种生存方式后，也就是失去了向“苏联”以外的地区输出危机的能力后，它就只能向那些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输出危机了，而西方列强也只要利用那些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来向俄罗斯转嫁危机就行了，由此，俄罗斯与那些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必然紧张。从“苏联”的立场上来说，它现在的确应该“安内”，也就是处理好俄罗斯与那些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抑或说，如普京所暗示的那样，俄罗斯要通过在北高加索问题上做文章来收拾那些不听话的前盟国。但是，从俄罗斯的立场上来说，它现在所做的正应该是“攘外”，也就是反对一切干涉俄罗斯内政的境外敌对势力。由此，从普京的立场上来说，“安内”和“攘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同一件事。

　　《中菲科学家研发出“绿色超级大米”》，香港《南华早报》9月8日文章。据报道，中国和菲律宾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绿色超级大米”，现在正在介绍给亚洲和非洲的农民种植。

　　对标题党来说，这种新型的大米似乎应该是天然的，因为现在市面上所谓的绿色食品都是指天然食品。可是，比尔•盖茨这个精通打官司的美帝吸血鬼在此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这个“绿色超级大米”实际上根本就是一种转基因大米。张启发就搞过“绿色超级稻”这个东西。正如中国之前还搞过“黄金大米”一样。但不久前，帝国主义势力在菲律宾种植的“黄金大米”被菲律宾的农民给铲除了，由此引起国际上一大帮帝国主义走狗的愤怒，好像它们自己断子绝孙了一样，尽管这帮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正在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要让白人资本家阶级以外的人断子绝孙，就是在帮助白人资本家阶级消灭大量的有色人种。现在的这个“绿色超级大米”也是同样性质的东西。

　　对任何宣传转基因主粮是安全食品的人来说，首先你自己要吃，而且你要给你的家人，尤其是给你的孩子吃，并且要长期的在可受到严格检验的条件下吃，至少要不中断的吃上20年，等到能够证明食用者在长期食用转基因大米后所生育的子女仍然健康这一点时，才能上市销售，否则就不足以证明其安全性。而研发转基因技术的落脚点必然只能是确保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可靠的，否则，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

　　近来，国内方舟子一帮人在宣传吃转基因玉米，而对此，正如刘仰老师所指出的那样，方舟子首先应该证明他们食用的是转基因玉米，否则就涉嫌欺诈。对这些平日里以“打假、反伪”面目出现的人来说，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所食用的就是转基因玉米的话，那倒是肯定要损害甚至颠覆这些人千辛万苦才竖立起来的高大形象的。我们想，鉴别这种事，这对他们来说，应该不难吧。

　　当然，就算他们食用的就是转基因玉米，也不能证明转基因玉米是安全的。因为这种试吃活动与科学检验是毫无关系的，相反，这种活动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副邪教面貌，活动组织方企图利用某些人在其他领域内竖立起来的权威来诱使人们相信这些人在转基因食品领域也是权威，从而让人们在没有经过科学检验的前提下臣服于这种权威之下——吃下据称是转基因玉米的这个东西，而这种行为和在教堂里“吃圣饼”又有什么两样呢?!换言之，这种活动完全就是在制造一种迷信。

　　2013年9月12日点评参考消息

　　《美报认为普京赢了叙利亚棋局》，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0日文章，俄罗斯《导报》9月11日文章。既然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并且它依然还被美欧等西方列强视作非法政权，相反，美欧等新旧殖民主义势力在战略上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失，那么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而言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同样的，对俄罗斯来说，也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因此，只有站在帝国主义强盗的立场上，才能理解美报的那些结论，换言之，普京所谓的胜利只不过是延迟了美帝国主义兽性大发的时间而已，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胜利注定不能阻止美帝国主义兽性大发。

　　《去年美国贫富差距创纪录》，英国广播公司网站9月10日报道。据报道，最新税收分析结果显示，最富有的1%美国人与剩余99%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创下历史记录。最富有的1%美国人在2012年的收入占到了美国全民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超过了1927年时的历史最高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在过去30年里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呈攀升态势。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了39.4万美元，最富有的10%美国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则超过了11.4万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区分贫富的标准是以这么一个假设作为前提的，即缴税越多的人越富有。但是，我们知道，巴菲特就坦言过，他的税负远不及他的员工来得重。事实上，资本家完全有能力逃避各种税负，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真实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上面给出的那个数据。

　　相比于较为坦诚的美国富人而言，中国的资产阶级走狗则显得无耻得多。有汉奸走狗引用一本叫《变革中国》的反共书籍上的“垄断性国企雇用了全国8%的非农业劳动力，但这些员工却享受着占全国55%的工资。”这句话来指责国企是制造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这种汉奸走狗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企图把劳资矛盾偷换成工人阶级内部矛盾，它们不谈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却反过来把工资和福利水平较高的国企工人妖魔化成导致私企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很低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恐怕连畜生都做不出来。并且，这些汉奸走狗在转移了矛盾之后，所提出来的改革方案也根本不是要提高私企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相反，它们要大幅度降低国企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并且无耻地声称这就是在追求公平正义。

　　有一个叫刘云川的人在《求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要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文章。这篇文章貌似进步，但实则有很多反动的地方。

　　首先，该作者企图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新中国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混为一谈。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在新中国，这种改变前后经历了方向完全相反的两次。“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受压迫最为深重的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从深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一跃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一向以地位高、职业稳、收入好而自豪‘工人老大哥’的称呼响遍全国。”(摘自《今日“老大哥”——深刻认识我国工人阶级的新变化》)而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段开始，工人阶级一下子从原来的领导阶级被打压成被统治阶级，一下子从国家的主人变成了国家的累赘，以至于到现在，原本作为国家赊欠工人阶级的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现在反过来变成了国家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施舍和慈善。真是本末倒置，无耻之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朱家强之流难道不怕人民群众将来对它们的子孙进行报复吗?当然，它们想着将来可以移民海外，像李鸿章等汉奸的子孙一样逍遥过日子。也正因为存在“两个”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在不承认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在不坚持要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任何企图把前后30年混为一谈的说法都是别有用心的，都是在耍阴谋诡计。只有承认了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后所遭受到的严重迫害，只有承认了在改革开放中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状况才是导致中国社会日益丧失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因，然后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刘云川的无耻之处就在于，他把劳动人民在毛泽东时代获得的解放也挪移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然而，恰恰就是改革开放时代彻底剥夺了毛泽东时代赋予劳动人民的那些权利。当今中国，劳动人民根本就不是主人，干群关系也不再平等，财产权和分配方面更是不平等，所谓的社会保障已经完全处于需要个人独自负担的地步，就业平等更是无从谈起，妇女在解放了30多年后重新被打入社会底层，并且随着经济地位的日益不平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日益显著。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在这些方面都是处于世界前列的话，那么在如今，在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新中国在这些方面几乎都处于世界后列了。

　　由此可知，刘云川从一开始就在耍阴谋诡计，混淆视听。紧接着，他提出“当前社会平等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人们的身份差异造成的种种不平等。”这一句完全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走狗的本质，也完全暴露出他根本不承认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才是导致中国当下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因而也就暴露出他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他的这篇狗屁文章却发表在《求是》上，这真是对“求是”二字的侮辱。接下来，刘云川用公知式的语言罗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但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给出怎么能消除不平等问题的办法，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要“逐步取消身份差别、消除身份歧视”，换言之，他主张的改革根本不是去改变导致不平等的经济基础，而只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之上让人们去适应这种不平等。

　　其二，刘云川也提出“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但是，一方面，他前面所给出的追求公平正义的改革主张都是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完全是欺人之谈，另一方面，他以生产力水平不够为由反对现在就实现共同富裕，但是，这样一来又和他之前所提及的“新中国都曾走在世界前列”的那些状况相矛盾，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生产力水平还不如当下的那个时代——中国反倒可以实现比现在好得多得多的公平正义，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据说是“盛世”的时代，之前已经能够实现的公平正义反而不能实现了呢?刘云川在此是不是在向我们暗示改革开放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呢?我们想，他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我们也不会承认。因此，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刘云川在此所下的结论——即，“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他反对走共同富裕路线的一种托词。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老把戏除了自欺欺人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呢?人民群众会接受你的这种说辞?鬼才相信!

　　在反对了走共同富裕路线之后，刘云川又胡说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国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这又是在公开扯谎。现在，就是连政府自己都承认“就不了业、养不起老、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问题，但是，偏偏到了刘云川这里，这些问题都灰飞烟灭了。正因为刘云川拒绝承认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才会荒唐地得出“国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这个异想天开的结论。

　　当然，刘云川也是承认有“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这个事实的。但是，他给我们描述的这个事实恰恰不是事实本身，而只是事实本身在个别方面呈现出来的现象。正因为刘云川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这件事是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同任何汉奸走狗一样，把收入差距界定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如此就使得原本赤裸裸的阶级矛盾被其他矛盾给掩盖起来了，正如资产阶级用宗教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一样，刘云川用“城乡矛盾、行业矛盾、地区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当然，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提出“中外之间”的收入水平拉大的问题，他无视外资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三分之一地盘及在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这个事实，因而刘云川根本没有谈到外资每年从中国掠夺走巨额财富的这个问题，因而，对这么一个大谈特谈“公平正义”问题的人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的民族立场。

　　最后，刘云川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祭出了国务院今年年初批准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东西，然而，只要看过这个东西的人都知道，这个《意见》如果落实下去，那么只会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对此，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充分讨论过了。

　　其三，说到人权问题，那更是漏洞百出了。既然经济权日益不平等了，那么人权又怎么可能平等呢?对此，刘云川当然避而不谈。然而，令人好笑的是，刘云川居然说“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明显增强，公民权利保障更加有效”。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国公民为什么会明显增强人权意识的呢?如果你在毛泽东时代可以随便贴某个上级领导的大字报，揭露领导的腐败行径，但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你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力，那么你的人权意识又怎么不会明显增强呢?显然，如果整个国家在保障人权方面做得很完善，那么对于处于“我自然”状态之中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有明显的人权意识，更不可能增强这种意识。相反，只有在一个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社会中，只有当人们感到原来所拥有的权利被日益剥夺掉的时候，人们对人权问题的敏感性才会增强，并且随着人们原有权利被剥夺的程度的增加，人们的人权意识才会明显增强。因此，“我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明显增强”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公民权利保障更加糟糕的直接产物。

　　当然，刘云川也承认“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依仗权势、作风粗暴、欺男霸女、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而部分群众囿于自身素质和客观条件，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打官司也打不起、打不赢。”(且不谈刘云川再次将人民群众受苦受难的责任无耻地推卸到人民群众自己的身上)但是，由于他将前后30年混为一谈，所以，他等于向读者传递了这么一种信息，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权还不如现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就是在邓小平掌权的那些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比现在好的多得多。

　　最后，一如既往的，刘云川依然把改革的对象锁定在“公权力”上，但他的那个“公权力”只是人民政府的权力，而不是资本的权力。因而，在这个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里，资本家阶级侵犯人权的问题根本不在刘云川的讨论范围之内。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更加看清了刘云川的资产阶级走狗的面目。

　　其四，刘云川如一切汉奸国贼及其走狗一样，说“机会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础”。然而，这根本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至连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层次都没有达到，换言之，这一观点即便在唯心主义范畴内也是十分低级的观点。机会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然而，公平正义本身只有在现实性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如果没有现实的公平正义，那么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你可能有饭吃，和你有饭吃，显然是两件事，并且，只有每个人真有饭吃的时候，才谈得上公平正义，绝对不会有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会因为自己可能吃到饭——实际却始终饿着肚子，别人却把吃不下的饭倒掉——而认为自己享受到了公平正义。把可能性作为基础，否定现实性的决定性地位，换言之，把什么事情都当作是有可能发生的，否定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思想根源。换言之，尽管这种思想从政府到社会有着广泛的传播，但是，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以反政府、反国家、反民族为前提的，换言之，这种思想本身就是反动的。

　　刘云川也谈反对“特权”，但是他只反党员的特权，而不反资本家的特权。如果中国依然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那么他的这番论调还稍微有点正面价值，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了，那么他的这番论调显然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向外转移矛盾了。如果不废除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就没有公平正义这件事。

　　最后，刘云川的汉奸走狗面目彻底暴露了出来，他认为“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是传统社会的痼疾，在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凸显出来了。”换言之，他根本拒绝承认这些原本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被彻底消灭的不公平无正义的现象是由改革开放时代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复辟所带来的。相反，他把屎盆子完全扣在了改革开放之前。由此可知，他开出的药方也必然不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长治久安，相反，它只会让我们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中。

　　《马英九“铡王”意在扑灭“929起义”》，台湾《新新闻》周刊9月11日一期报道，台湾《中国时报》9月11日报道。关于马英九和王金平的斗争缘由，我们不想加以揣测，现在事情发生后，很多媒体都在给马英九找借口。

　　我们只想谈这么一点：就是，王金平此人在李登辉时期就受到重用，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王金平是台籍国民党中的实力派，特别是李登辉已经年过九旬，王金平虽然原本将退居二线，但他的政治地位却反而会更上一层楼。因此，马英九此时用非常粗糙的手法来激化他与王金平之间的矛盾，其用意就是为了逼走王金平。从而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分裂国民党，帮助台独势力重新上台执政;其二，在自己下台后依然能够利用自己的势力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政局的关键少数。

　　如果王金平被逼走，并且另组政党的话，那么国民党内的节制马英九的势力将进一步下降，由此将更加有利于马英九的独裁。我们知道，马英九已经第三次任国民党主席，而普京第三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一事在美国眼里成为大逆不道，但美国却完全理解马英九的这一做法。因此，马英九加强独裁能力的这一举动必然是有利于美国耍阴谋的。那么美国究竟会耍什么阴谋呢?当然是故伎重演。当初，李登辉逼走宋楚瑜，分裂国民党，从而帮助民进党获得大选的胜利。现在马英九如果逼走王金平的话，那么国民党就会再一次分裂，从而使得台独势力再次能够获得大选的胜利。而马英九也将成为第二个李登辉，只不过，他依靠的外部势力不是日本，而是美国。

　　2013年9月13日点评参考消息

　　《奥巴马：单凭武力难实现和平》，法新社纽约9月11日电，德新社华盛顿9月11日电，埃菲社9月11日电。实际上，奥巴马说得很明白，“武力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单凭武力难以构建我们追求的世界。”换言之，奥巴马一点也没有要放弃发动战争的念头，并且他明确表态他是必然会发动战争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总是或明或暗地想把奥巴马塑造成一个和平主义者，而这些媒体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在把奥巴马塑造成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过程中，顺便就把那些被美国侵略的国家妖魔化为挑起战争的邪恶国家了。如此一来，美帝国主义每一次对外侵略扩张都能获得主流媒体的充分理解，因而就被偷换概念成——都能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进而就被歪曲成——都能获得美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从而使得一场彻头彻尾地为美国统治集团服务的侵略战争变成美国民意的产物。

　　《“取消小学英语课”呼吁引热议》，香港《南华早报》9月12日报道。英语教学考试既得利益集团是汉奸买办势力中力量相当强大的一支，不仅通过英语考试掠夺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还在愚民政治中发挥着极大的力量。把中国重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英语教学考试既得利益集团功莫大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其标志不仅在于在经济社会中，外资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以及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诸多行业具有垄断地位，也不仅在于外资在华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更在于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教学考试在中国的整个教职考评体系中处于独一无二的支配性地位，以至于国家领导人公开说外语竟然成为了一个光荣，而不是一件耻辱。

　　也正因为只有外语成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前途，所以相关人等的生活则完全以外语成绩为转移了。但是，这些外语成绩，更确切些说，这些外语考试获得通过的证书本身并不能代表一个人外语水平。因而，尽管外语成绩被中国政府当作一个检验人才是否合格的标准，但是达标者却往往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而很多英语水平已经在实践中符合社会需要的人却莫名其妙地总是不能达标。更荒唐的是，很多英语考试是按比例来确定有多少人能够达标的，换言之，这些英语考试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因而完全是在用考试本身来欺辱压榨考生。由此，外语考试成为了和古代八股文考试差不多的东西，考试者所要掌握的知识只是用来通过考试的，而和实际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关系，并且越来越没有关系。因而，这种考试本身也引起广大英语教师的反感，因为，尽管英语教师知道这些所谓的知识是没什么用的，但是英语教师的职称和收入却是和这些愚民的英语考试直接挂钩的。

　　韩毓海老师在讲《资本论》的时候重点提到了“标准”问题，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够获得地租，那完全是因为土地私有制这个标准的存在。在这个标准的保护下，土地所有者就能够通过他对土地的占有来瓜分租地农场主获得的由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说租地农场主的收入中多少还有一点是他在履行职业经理人的职能时获得的工资外，那么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则完全不用耗费他一分力气。而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笔地租，只是因为有那个标准。反过来说，当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后，土地所有者不仅拿不到地租，而且就连他本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也将被消灭掉。

　　同理，如果废除了英语考试成绩在中国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门槛地位，那么相关的财富分配状况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将不复存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因而中国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门槛也将大幅度下降。

　　当然，如果只是取消小学英语课，而不改编英语考试成绩在整个教育工作领域的支配性地位的话，换言之，如果不取消用英语考试成绩来鉴别人才的那个标准的话，那么这种取消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取消，它反过来只会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因为只会起到增强英语教学考试既得利益集团社会控制力的作用。

　　《斯坦福大学教授博斯金认为：中国反腐事关全球利益》，法新社北京9月12日电，英国广播公司网站9月12日报道，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9月10日文章。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究竟能够从中国的反腐运动中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或者说汉奸买办势力究竟想通过定向式反腐乃至用制造冤案的办法达到什么目的呢?博斯金讲得很明白，中国的反腐运动有助于中国推进私有化改革——以便最终确立资产阶级专政，有助于剥夺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以便把中共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有助于司法独立、私人资本割据实体化——从而削弱乃至彻底剥夺中共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最终有助于外国资本能够从殖民地化了的中国这里掠夺走更多的财富。

　　2013年9月14日点评参考消息

　　《白宫对普京批美文章反唇相讥》，路透社华盛顿9月12日电，德国《明镜》周刊网站9月13日报道，路透社莫斯科9月12日电，俄罗斯《消息报》网站9月13日报道。白宫发言人卡尼说，普京利用了美国的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在俄罗斯是受到压制的，这凸显出他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正是民主价值观使得美国获得了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卡尼对记者说：“而且我认为，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发表像这样的评论文章是一种巨大的反讽，因为这篇文章体现了这个言论自由国度的真正例外的传统。”

　　首先要指出的是，普京当然不可能幼稚到希望通过某篇文章来束缚住美帝国主义的手脚，但是，普京的这一行为却是为了在将来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而必须要做的“无用功”。投机分子在预计到事情做不成后就不做了，并且马上会改变自己原有的立场，正如汪精卫在看到无法打败日本之后就马上选择投降日本了。当然，很明显，投机分子会怎么做，那完全取决于他的认识水平。但是，对有历史感的人而言，很多时候就必须做一些看似无用的事情，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政治正确是由历史现象决定的，而不是由历史事实决定的。由于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是两回事，所以，如果不能把握住历史现象，而只顾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往往就会因历史现象造成的政治不正确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历史上的很多冤案就是这么产生的，很多反间计就是利用了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相背离的这一问题。

　　其次，就这篇报道本身来说，最重要之点在于，美国白宫发言人自作聪明，本来想给美国统治集团露脸的，结果却把屁股露了出来。当然，普京批评美国的文章能够在纽约时报上刊载，这当然体现了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或者如卡尼所说的，体现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但是，问题在于，美国的这种民主价值观恰恰表现为貌似自由的言论不能对统治集团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换言之，尽管能够发出这种批评美国政府政策的言论，但是，这些言论对美国政府而言，就是一个屁，甚至连屁都算不上。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反战者居多数，美国政府依然敢于发动战争。因此，美国的言论自由并非一种能够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手段，换言之，美国的言论自由并不发挥任何民主功能，由此就导致两个结论，其一，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完全是为忽悠美国人民而准备的愚民工具，就是让美国人民自以为享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力，但实际上，由于美国人民根本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权力来使之对政府政策本身形成干涉力，所以，统治集团完全不把这些议论放在眼里。中国在这一点上已经和美国接轨了，尽管老百姓反对私有化和殖民地化的改革，但是中国政府反而在加快进行私有化和殖民地化的改革;其二，美国的民主决策过程中的民意是虚假的，它的那个民意就和统计局的数据一样，都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

　　如果言论自由真是具有切实的政治影响力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存在政府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行事的这种事。反过来，正因为存在政府违背民意行事的这种事，所以才暴露出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允许民众发牢骚而已，但被允许发牢骚的大多数肯定不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只能是还没有觉醒的奴隶而已，他们的言论自由是以各种形态的奴隶制度本身不受侵犯为前提的。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是的。我们早就承认这一点，相反，我们在此所要做的恰恰是揭露出剥削阶级在这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虚伪面目。也正是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所以，在这一前提下，就不可能存在以言论自由为前提的民主政治(否则，这种民主政治只会不断导致失败，而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确切些说，这种言论自由，抑或说，民主价值观不是无条件的，而这个条件恰恰就是要确保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至于这部分掌握真理的少数派究竟是在统治阶级之内，还是在统治阶级之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显然，如果这部分人是在统治阶级之外的话，那么革命就成了无可避免的事。而剥削阶级制造虚伪民主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派与那些掌握真理的少数派混为一谈，从而把剥削阶级自己装扮成掌握真理的人，以便其推行愚民政治来和那些掌握真理的少数派争夺群众。

　　至于米尔班克在《华盛顿邮报》上所说的——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队”是更多地被“用于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好”——这个观点完全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至于“美国人的经历独一无二”这个观点，那完全就是一句废话，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民的经历不是独一无二的呢?立场反动了，表现出来的智商必然下降。《华盛顿邮报》居然敢于刊登如此弱智的文章，那么只能说明普京让美国民主陷入自相矛盾境地的这个做法让美国统治集团自乱了阵脚。

　　2013年9月15日点评参考消息

　　《时事社分析：朝支持东京申奥意在示好》，时事社东京9月14日电。朝鲜表示，在选举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地的过程中，它投票支持了东京。此外，朝鲜通过做工作，促使不止一个非洲国家把票投给了东京。

　　对于为什么要支持东京举办奥运会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很明显，朝鲜清楚地知道，真正要在东北亚搞破坏的不是日本，而是美国。因此，为了分化美日同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日本充当美国的疯狗四处生事，就不得不增加日本在本地区的利益预期，从而促使日本为了获得利益而谨慎从事，由此拉开日本和美国的距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架空美国、削弱美国对东北亚的影响力。至于某些人将这一行为称之为“亲日行为”，套用官方常用的说法，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意欲何为，按照这些人的逻辑，现在，他们已经可以把朝鲜政府称为“亲日政权”了，但，如此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尽管，就日本方面自己看来，朝鲜此举是在向其示好，但是，日本不闹腾了，朝鲜自己也就有了快速发展的条件，朝鲜如此做法就是在“用无”。

　　《世界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美国》，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3日报道。首先，根据美国自己公布的就业数据，美国的就业形势并没有随着经济数据的改善而改善。其次，这篇报道中说，就一家新建的汽车制造厂而言，美国的初级工的时薪是12-14美元，我们姑且相信这个数字，但是它说，中国的时薪是7-8美元，这就难以让人相信了，要知道，如此一来的话，这种初级工的月薪就至少要有七千元人民币，中国汽车厂里的初级工能够拿到这么高的工资?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初级工?也正因为这一数据本身不可信，所以，它得出的那个美国制造业工资成本只比中国高20%的这个结论就有了水分，更何况，12-14美元与7-8美元的关系也不是高出20%，而是高出50%-100%，实际上，美国工人1000美元能够买到的东西和中国工人1000人民币能够买到的东西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说美国工人的时薪是12-14美元的话，那么中国工人的时薪也不会离12-14元人民币太远。另一方面，根据报道自己的坦白，美国汽车厂初级工的工资从时薪40美元降到现在12-14美元，同时考虑到美国物价上涨的问题，美国工人的收入实际上是大幅度下降了。当然，按照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的观点，美国工人工资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是有助于促进缩小收入差距的，就它们的立场来说，这是一种促进公平正义的表现。实际上，由于美国平均收入依然处于世界前列，因此，工人工资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进一步加重，因而意味着美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加重，因而，在这一前提下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对美国来说一点也没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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