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 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 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 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 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的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这件事发生在红卫兵纠察队成立之前，但是，它与以后发生的打人、杀人事件有密切联系。）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31所中学红卫兵的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一号通令 撤销红一中关于不许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 从现在起各新华书店开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此通令立即生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二号通令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 切切此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三号通令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于８月２５日晚宣告正式成立，于８月２６日上午开始执行任务。 我们已经声明，我们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所谓宣传品和禁令。我们要和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做最坚决的斗争。 我们现在决定： 一、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为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红卫兵的迫切需要，一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这是我们的武器、粮食、方向盘！一定要大量印刷和出售各种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纪念章，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谁胆敢阻止工农兵群众和我们革命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谁胆敢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 二、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 三、绝不允许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四、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段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五、为了给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革命造反活动提供交通方便，我们认为，在路灯通明的马路上骑车，可以不必点灯。 六、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今后，生产部门要立即砸烂一切旧商标，创立革命新商标。我们红卫兵决不许可任何旧商标的产品出厂！ 七、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八、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以上决定，红卫兵纠察队员一定要积极宣传，严格遵照执行。每一个红卫兵战士要带头执行。对无故违反者，要进行批评。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反革命破坏者，要进行毫不留情的坚决斗争！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指挥部第一、二号通令的内容和精神全包括在第三号通令中。此通令自颁布之时起，立即生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３２５人。其中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才出生３８天，有２２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８月３１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 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先后到大兴制止这一恶性事件。 大兴县委书记王根亢组织县委农村部干事张连和、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１０多人，驱车前往北臧村乡马村大队，从８月３１日夜至９月３日上午，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３４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１０８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对主要责任者依法进行了处理。 （这件事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某些红卫兵直接干的，但与当时某些红卫兵在城市里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密切相关）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四号通令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 当前，全市广大的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进行查抄查出了坏人，抄出了赃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种革命的行动，好得很！但有些人由于缺乏经验，行动中存在一些问题，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乘机搞破坏活动。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密组织，严密纪律，严密行动，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真正把这一工作搞彻底，搞胜利！ 为此目的，我们提出以下七项规定。（草案） 一、要深入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哪些人属于黑六类？哪些人不属于黑六类？一定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查。在未了解清情况之前，不要草率进行搜查，以免搞错或被坏人利用。要力争做到查得准，不错查一家，也不漏查一家。不是黑六类的家一律不查！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 二、要通过组织 在查抄黑六类的家之前，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要持有证明信；一定要与当地的派出所取得联系；可以与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还可以征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单位的意见。被某单位查过的家由此单位负责到底，其他单位要过问，必须与此单位联系。 三、要文斗。要提高警惕，后发制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后发制人”。 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任何敌人想复辟，想捣乱，都是办不到的！我们丝毫也不怕他们！我们红卫兵绝不乱动手打人。我们与他们文斗，正是证明我们的力量无比强大。文斗之后，情况查明，到那时，该专政的专政，该宽大的宽大，该给出路的给出路，但如果谁不老实，胆敢动武，进行阶级报复，那就立即镇压，绝不留情！这就叫后发制人。查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抓住主动权，要力争文斗到底，不出现武斗。 四、一切缴获要归公 毛主席说：“一切缴获要归公。” 我们查抄，政治是主要目的，经济是次要目的，查抄的物品主要是反动证据、枪支弹药、行凶利器、剥削来的金银、珠宝、巨款、赃物等。所查收的一切物品，都不要损坏，要全部归公，交给国家。红卫兵身上，绝不允许有任何黑六类的赃东西！各单位里，绝不允许有任何黑六类的赃东西！ 五、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孤立敌人 毛主席说：“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对黑六类分子家属中主动检举、自愿要求检查自己的家、并配合协助检查者，要取欢迎态度；立功者，可以宽大。查抄的方法和程度要根据对象，有所区别，不要一律对待。查抄的物品，要有重点，要有分寸，不要影响家属的正常生活，但是查抄必须要仔细，要彻底。黑六类的家属中，多数青少年有革命的愿望，是可以争取的。只要他们能够彻底背叛家庭，坚决革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我们要争取大多数，打击极少数，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为着这个目的，所以要调查研究，所以要区别对待，所以要文斗。在查抄的整个过程中，随时都要提高警惕，严防坏人钻空子。 六、斗垮敌人，教育群众 我们查抄，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打击敌人，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沉重地打击敌人。我们要把那些老寄生虫，老吸血鬼，杀人的刽子手统统揪出来，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广众之前，把他们的累累罪恶公诸于世，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控诉，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教育运动，进行大张旗鼓地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通过斗争，彻底斗倒、斗臭那些吸血鬼；通过斗争，提高群众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长无产阶级的威风；通过斗争去教育、争取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使他们认识自己的烙印，使他们与家庭划清界限，改造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通过斗争，促使革命群众的团结，万众一心，群胆群威，英勇杀敌，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个红卫兵战士，都要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发动更加广大的群众，投入到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来！ 七、给出路 《十六条》说：“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规定，望红卫兵纠察队员和每一个红卫兵战士参照执行。望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监督我们执行。 每个红卫兵战士，都要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我们要人人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为遵守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如果哪个红卫兵违反群众纪律，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情节严重者，要进行处分。 我们红卫兵战士，要时时、事事、处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坚决照办！ 学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宣传《十六条》！捍卫《十六条》！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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