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陈平总书记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张泰永编译

　　记得1951年8月被迫离开学校，转入地下后，辗转多处匿藏，于1952年中又转移到新加坡郊区离军港不远的三巴旺励德学校当地下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此时的我，除了教课，主要是做些组织文件的抄写和油印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被吸收为党的同情者，获得了进一步接触党的重要文件的机会。《莱特事件真相》的机密文件，就是其中之一。

　　坦白说，当时读了印象并不很深刻，只懂得了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名叫莱特的大叛徒和大内奸。至于这个大叛徒和大内奸是何许人?如何混入党内?干过多少坏事?对党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他是怎么被发现的?他最后的下场怎样?……这一连串的问题，并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多少印记。随后入了党,参加革命了数十年,也没把这当一回事,直至陈平总书记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出版后,阅读了相关的章节,以及其他学者的有关论述之后，才对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方方面面,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以笔者的认识，在众多有关莱特事件的论著和文件中，陈平总书记在其回忆录对莱特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下场的论述，最有权威性，也最为具体生动，环环相扣，因为陈平同志自年仅十六七岁的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时期起，就和莱特有了接触，到了战后的和平斗争时期，这种接触就更为直接，更为全面，最后也是陈平同志和杨果同志最先起来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里同莱特展开斗争，同时对莱特充当英帝和日寇的间谍和特务的真面目及其罪行进行调查和揭露的，而当莱特潜逃时，又是陈平同志奉中央之命亲自出国，一路追踪，最终不负使命，为党清除了这一最大隐患和威胁，从而使党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为推翻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独立、民主、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莱特事件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共产党内出现内奸和叛徒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但是像莱特这样一个三面国际间谍窃据了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最高职务长达十年之久的事例，在国际共运史上确实是不多见。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以马来亚共产党的无数优秀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仍然不失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下是笔者根据陈平总书记回忆录英文版有关莱特事件的章节集中起来重新校译出来的版本，由于翻译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和专家、学者匡正。

　　最后谨向XQ和LW老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是他们在百忙之中为译文作了认真和仔细的校正。没有他们的帮助，这篇译文要拿出来示人，是不可想象的。

　　前 言

　　[导读] 我在开始时说过，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要说，背叛也必须付出代价。任何人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

　　过完25岁生日后好几个月，我才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有23岁。那年是1947年，我刚刚被宣布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党中央把任命我担任党的最高职务的决定，当作是必须严守的秘密达数月之久。这样做完全必要，因为由我取代他的职位的莱特神秘失踪了。更糟糕的是，他卷走了党的几乎所有资金，包括现金和黄金，总值超过一百万元叻币(殖民地时期使用的马币)。

　　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追踪莱特的下落。我们知道，这个叛逃者已经逃离马来亚和新加坡。为了跟踪他，我需要一本护照，而要想得到护照，我需要有自己的出生纸。过去，我从来不把这样一张纸放在眼里。我通过合法的政府渠道，取得了一张副本。令我吃惊的是，上面写着：王文华，也就是我，生于1924年10月，而不是我原来一直以为的1922年10月。

　　这张出生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说明，我的年轻相貌在我的一生中为什么总是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我求学时代如此;入党初期如此;日本占领时期跟英国人打交道时还是如此。当我成为马共总书记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比我大十岁或更多。也许我太年轻，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这种对我有所保留的意见，是难于避免的。当时，看了我的出生纸副本，我觉得不把有关我的年纪降到更为年轻的年龄段这件事说出来，对有关各方都好。我把自己这个想法和党内亲密战友说了。毕竟，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无坚定信念以及我是否愿意为它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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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我对自己用尽各种办法促成的这次会面，充满敬畏之情。尽管这是我和总书记第二次见面，而且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来也很友好，可党内森严的等级制度要求我在他这次访问期间，只能跟在他身影左右转。我入党已经四年了，我们的领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谜。特别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姓甚名谁。大家只知道他党内使用的化名叫莱特。以莱特名义下达的任何一道命令或指示，要求你必须立即认真对待，绝对服从，严格执行。他作为一个越南族人，领导着一个基本上是华族人参加的运动，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莱特在布兰丹时依然故弄神密,他指示我用“张红”的化名介绍他。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那间小木屋的会议室里，我就坐在“张红”的右侧。

　　会谈开始时，戴维斯先出示东南亚司令部的授权书。接着，逐个确认他自己、布隆姆和陈翻译,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的军事代表。因此，他说，他们“获授全权”同马来亚的所有抗日组织合作。

　　轮到张红发言时，他声明，他是以马来亚共产党、人民抗日军、党的军事得力助手及其政治组织——抗日同盟会推选出来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谈的。对于自己是马共中委的身份却只字不提。不过，他清楚表明，他来参加会谈是获得授权，负责执行会议期间讨论通过的任何决定。

　　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场面。里面，端坐着一位在战前马来亚表面上看来是头号通缉犯的人物，他就是被前英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正在那里与那些若无其事地把非法地位强加于我们、监禁甚至驱逐我们的那些人制订合作条款和条件。

　　谈判一开始，戴维斯就提出一个总体规划，要求我们同意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行动。作为回报，英国人承诺，将提供训练、武器和弹药给我们的游击队。此外，东南亚盟军司令部还愿意给我们提供持续的财政资金。而且，据戴维斯说，他已就此事提出请求了。张红要求他们每月提供5万至7万元叻币的财政资金。这个估计，看来一点也没有令英方小组感到为难。

　　当第一次会议在进行时，我就清楚意识到，这次会谈对我党未来至关重要。在这时候，我们处以极其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英国人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

　　结果，戴维斯在协商一开始就清楚表明，这个会议只谈军事方面的事务。他、布鲁姆和陈不代表英国政府和任何一个同盟国政府，包括苏联政府。他说，他们在这里仅仅是蒙巴登海军上将统率下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代表。张红对这样的身份并不反对，并且向我暗示，只有他可以代表马共发言。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旁听。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会议上所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当时，张红与英方就应该用re-occupying还是re-occupation(这两个词的中文意思实际上都是重新占领或占有)给英国终将重返马来亚定位是有分歧的。经过一来一往、反反复复的推敲，终于达成妥协：在协议里采用re-taking(重新拿回、收复)这个词。问题因此得到解决。这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重新占领”的弦外之音具永久和合法的含义;而“重新拿回”，至少在张红看来，最多不过是表示一种原本就不该拿回的暂时狀况。

　　第一天的第二次会议历时两句钟，最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协议，同时决定当晚要起草好这次会议的记录，以便提交给第二天早上的会议研究后正式签署。

　　翌日，当戴维斯高声朗读由病中的布鲁姆在昨天傍晚草拟的《关于合作条款》和《关于建议和决定的详细说明》时，我非常仔细聆听。我注意到，协议的前言里把六位出席谈判者——英方四位和两位共产党人——的名字全都给写上了。戴维斯念完这份文件，便把它递给桌子对面的共产党代表。张红以飞快的速度在上面签名后，立即交还对方。他认为我的签名是不必要的。

　　戴维斯熟练地签上他的大名。理查德-布鲁姆随后。陈翻译成为签署这个协议的最后一人。查普曼因为不属于以锡兰为基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派来的小组的一员，不需要在协议上签字。

　　大家互相握手庆贺，暂时缓解了伴随谈判而来的焦虑和紧张气氛。当一切圆满结束时，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份文件必将成为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想，这样说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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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会议时，对其结果，内心窃窃自喜。一份正式的协议，终于在原则上把我们对合作的理解给写上了。我们有机会得到武器、弹药、医药、制服和财政援助了。实际上，我们需要这一切来装备我们的游击队。

　　在看到我们这次谈判的全部积极一面时，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这次交易也存在阴险的一面。英国人看透我们，我们也看透他们，谁都不信谁。

　　三个出席会谈的亚洲人全都使用化名，就是那种共同的情绪的表现。陈春林，实际上就是林谋盛,他是隶属于马来亚组的中国特工的头目，而且，就我看来，他是一名国民党特务。他曾负责从国民党情报机关重庆总部召收合适的特工，然后派他们潜入日军占领下的马来亚活动。很明显，这就是英国人之所以决心对共产党方面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的一个原因。

　　我从参加马共那一刻起，便转入地下活动。我无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给英国人。

　　查普曼不愧为一位高手。他极其巧妙地把自己清楚知道张红真实身份的事实掩盖起来。1941年12月19日，他曾出席在新加坡牙笼区一个昏暗的二楼办事处举行的会议。会谈的对手就是在“布兰丹化名张红”的莱特。当时，莱特就曾向他清楚表明，自己是马共总书记的身份。尤有甚者，陪同莱特到场的两个政治部特务，早前就已把有关这个共产党领袖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所扮演的角色的惊人秘密，向查普曼简单介绍。他们说，莱特于1930年代初入党时起，就已经是英国特务。他是一名卧底。(资料显示，战前马共党内的最高职务称为中央书记，英文为secretary general，从1947年陈平同志担任这一职务起，中文改称为总书记——译者)

　　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怀疑。说真的，莱特在布兰丹亮相时，他的欺骗伎俩进一步发展到令人十分震惊的地步。其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日军宪兵部收买了，并且积极地为日军情报机关效劳。

　　然而，尽管莱特已经从双重特务摇身一变为三重特务，他在党内依然大肆吹嘘自己同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圈子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他声称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期来，他所进行的这种欺骗，使他在党内备受景仰。同志们保护他不受英国人的伤害。同志们也保护他不受日本人伤害。布兰丹之后的四年，他依旧独善其身，没受到同志们的批判。在这整个时期，他继续毫不手软地利用党谋取个人私利。

　　我在开始时说过，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要说，背叛也必须付出代价。任何人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

一

　　从 地 下 活 动 分 子 到 抗 日 游 击 战 士　

　　【导读】 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共产党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强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于分配给我的扩大霹雳学生组织影响力的任务。

　　当我于1940年的第一个月加入成为候补党员时，马来亚共产党成立还不到10周岁。党的正式组织可以追溯至1930年4月最后的那几天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劳市镇附近的橡胶种植园内举行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焦点人物，是位名叫阮爱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个越南人，随后他就是以越盟领袖形象示人的胡志明。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次大会是根据早些时候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成立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定召开的。

　　数十年后，当我第一次访问越南时，我有机会曾和胡主席本人谈论过这件事。我们一起曾尝试确定马共成立的确切日期。胡已经不能提供清晰的日子，不过回忆起他从大会出来时，看到街上红旗随风招展。很明显，这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旗帜在马来亚上空飘扬。在当时，当局把展示五一旗帜看作是非法行动。工人们不顾法律，在庆祝活动期间，照常这样做，悬挂横幅和红旗。节日一过，马上就把它们收起来。我们马共内部根据胡主席这段回忆推算，后来把马共建党的日期定为1930年4月30日。

　　马共初期的活动，自然而然地集中于新加坡，因为岛上的工会组织比起马来亚半岛其他任何地方的工会组织都更为集中。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警察对马共的成立，很快就有反应，而且明显地根据非常准确的情报资料，在整个1930年代上半期，对马共采取了经常性而又是毁灭性的打击行动。警察部队各部门面对共产党的挑战，也做了一些自我改组，重新设定自己的目标。1933年成立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取代了名为犯罪情报部(CID)的职责。马共在1930至1935年的警察搜捕行动中，至少损失了6名在任领袖。法律行动导致其中的5位被驱逐出殖民地，并被遣返中国。

　　当我于1940年在怡保开始进行地下活动时，莱特当党的领袖刚刚两年。他在党内的正式头衔是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历史学者都曾写到这个神秘人物，此人令党内我们这些同志感到费解，就像令战前的英国当局和日本占领当局以及战后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者那样感到费解。他诡谲地选用“Wright”作为自己在党内的化名，这个“r”字音开始的英文字，按中文读法，不久就误为Lai Te。后来，不同人写或说英文时，又把它称为“Loi Teck”“Lai Tak”“Li Tek”或“Lighter”，这一来就更加面目全非了。他还有其它化名：如“张红”、“黄金玉”和“黄绍东”等。

　　莱特并不是像某些著名历史学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人。他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他来到新加坡的确切时间尚未查明，不过，根据1947年我所领导的一个马共特别调查组得出的结论，几乎可以肯定是于1932年底。有人说，他年轻时到过俄国学习，之后又回到中国，并成为共产国际上海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然后又和胡志明一起于1920年代回去印度支那，在西贡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猜想。

　　莱特来新加坡前，是西贡的一名中级共产党干部。虽说他的母语是越南语，但他也能说带有浓重的越南口音的广东话和国语。在调查期间，越南共产党人告诉我们，莱特曾被法国人逮捕过，之后就不见了。我相信法国情报机关一定认为他已不再有用处，就和英国人勾结起来，把莱特派来新加坡。

　　他先是在新加坡的港口当码头工人，并卷入了工会的事务。之后，加入了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1934年,马共新加坡市委会的五名成员在一次警察扫荡行动中全都被捕了。这次突袭方便莱特获得在党组织内快速晋升的途径。他抓紧这个机会。不久他就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在尚存的领导机构中伺机往上爬。

　　其时在马共组织内起作用的市委会有两个：一个是新加坡市委会，另一个为槟城市委会。全马其它各州的党组织，都是在各州‘地委会’领导下活动的。地理面积大的州，如彭亨和柔佛，各自拥有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就彭亨来说，分东彭和西彭;柔佛则分柔北和柔南。

　　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1931至1935年间，单单在新加坡，警察就对马共采取了432次的突袭搜捕行动，逮捕了226名嫌疑份子。这些被拘留者当中的大部分人，随后都被遣返至中国。不过，这一切镇压行动，都没有像1934年新加坡市委会所遭到的打击，那么引人注目或那么具破坏性。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物坐牢或被驱逐，让这位从越南来的移民迅速就升上取而代之的新市委会的一名成员。随后，在几个月时间内，他又被委任加入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1938年，他终于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

　　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共产党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强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于分配给我的扩大霹雳学生组织影响力的任务。我在抗敌后援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我努力的主要地点是在怡保—和丰地区。

　　我按照这种方式活动不到四五个月，在新加坡的中央委员会就突如其来地停止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指示解释说，由于“形势改变”，后援会的活动需要结束。

　　然而，并非全都前功尽弃。我的工作表现引起党的高级负责人对我的注意，因而在1940年底，我就被提拔为霹雳地委领导下的马共怡保区委会的四名委员之一。我仍旧负责学运工作，不过，我负责的工作范围如今已经扩大到包括较为次要的工会方面，诸如那些店员、理发匠、泥水匠等工会。店员工会包括餐厅服务员、厨师和帮厨。我转入地下以来，这是第一次能吃得很好。大约此时我们举行定期秘密会议的一个点，就设在怡保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有个海南籍厨师，擅长于烹饪西餐。这位厨师是党的同情者，每当我们在他的厨房聚会时，就在那里享用名副其实的盛宴。

　　那些极重要的工会，如锡矿工人、种植园工人和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会，都是由年纪比我大、远比我有经验的区委会成员负责。应该说，1941年初，我的同志们和我虽然在影响怡保华人社会的公众舆论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是，当时该市区马共党员的实际数量全部不超过60人，而且，这个数目，事实上全都是华人。就霹雳地区来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建立在南部的整个近打河谷的锡矿场工人身上。在全州，我们的党员数量约有500人，在全国，坚定骨干分子的数量则刚过3000人。

　　1941年6月22日，德国展开“巴巴罗莎军事行动”，进攻俄国。诚如阿道夫-希特勒所预测，全世界都屏息静候事态的发展。俄国人完全猝不及防，苏联空军在基地上损失了约1500架的战斗机。就马共来说，对英国的态度必须作出立即重大的改变。当时，莱特及其在新加坡的其他中央委员，对快吞没整个欧洲的战火，在政治上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8个月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这场冲突，他们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表明与自己没有关系，如今终于认识到它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反法西斯斗争。支持英国不仅符合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自1940年9月27日柏林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轴心国伙伴之一的日本，对太平洋周边国家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阴森地逼近。

　　莱特在“巴巴罗沙军事行动”展开后没有几天，曾联系他在新加坡的政治部控制人，提出让马共新招募的兵由英军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他认为，他们应被动员到马来亚司令部的特别防御单位，并且在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的直接指挥下。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申顿总督的这一决定以显著位置发表在我党在新加坡的地下报《自由报》和当地公开出版的日报《海峡时报》。这是一个令总督很快就会深感懊悔的决定。约莫6个月后，令申顿总督难堪的是，他得找机会彻底改变自己当初对马共的冷落了。

　　我恰好处于颇为独特的位置来追踪这些事件的发展。6月初，我被调到怡保—和丰地区党的宣传部门。我当时的部分任务是负责我们在当地的地下报《人道报》的出版工作。它经常报道和评论本国的发展变化，以及欧洲、当然还有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发生的事件。由于警察方面把消灭所有的共产党出版物当作其有必要优先处理的事项，我们得不断地在预期要发生的突然搜捕前先一步转移工作地点。

　　后来，我们觉得把工作地点设在离怡保西南3英里以盛产万里望花生的半乡村地区最为安全。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一搬再搬，先是从锡克人的牛奶场的牛棚，搬到一个废弃了的锡矿场年久失修的木屋，之后又再搬到位于2英里以南的拿乞的一间偏僻的亚答屋。这第三个地点，隐蔽在一个华人菜园和一个马来甘榜之间长满高高的茅草丛里。从安全角度看，拿乞无疑是三个地点中最理想的一个。任何一个路经此地的警察，都会以为我们的屋子是马来甘榜的屋子;而那些原本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马来居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跟那家华人菜园是有关系的。

　　结果，这个最后地点危害健康的情况，成为主要因素。这个地区蚊虫滋生，我终于得了严重的疟疾病。几乎一个星期，我就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因为我的身体由于激烈的颤抖和高烧引起的痉孪不断交替发作。身边的同志通过组织系统报告说，我病得很重。于是，有位州委来探望我，并命令立即把我送去医院。

　　我被抬到自行车的行李架上，两个和我一起搞印刷的同事各在一旁支持我，推着我经过那间华人菜园，走了约一英里，直到通往怡保的公路。我们在这里叫了一辆的士送我去怡保中央医院。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已经在医院住了5天，病情依然很严重，有时神志不清。1941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日本第25集团军在暹罗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直至马来亚半岛沿岸东北面上端的哥打峇鲁登陆了，并且开始挥兵南下进攻新加坡。

　　在之后的24个小时里，印度籍医生不停地灌我吃金鸡纳霜，然后命令我出院，因为每张病床都要腾出来容纳来自在北部防线作战的英军伤员。接下来有好几天，我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同志的店里养病。当病情好转，我又和党恢复了联系，并奉命转移到怡保以北的朱毛，担任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州委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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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朱毛执行任务期间，第一次遇见一位随后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女子。她叫李坤华，槟城人。她父亲是海南人，母亲则是广东人，所以，她的海南话和广东话都说得很好。她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当她只是一个少女时，她就已经积极参加活动。槟城女子学校当局发现她们的这位年仅13岁的学生的政治倾向后，她们确定她的这些社会活动，不但会扰乱其他学生，而且会威胁到她们的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转。于是，要求坤华退学。

　　为女儿失学忧心忡忡的双亲，分秒必争，赶紧安排她报读槟城女修道院。他们确信，已经表现出有语言天赋的女儿在爱尔兰修女们严肃认真的辅导下，将会很快就学好英语的。大约在两年时间内，坤华的学习进步很快。之后，她就被逮捕了。此时，德国刚入侵俄国。她的一个搬迁到新加坡的组织内朋友，参加了一个马共主办的亲俄反德刊物的编辑部工作，曾邮寄一份给她。警察根据这个线索追踪到坤华的家，并以拥有违禁读物的罪名把她抓走了。

　　有个家庭聘用的律师相当准确地提出抗辩理由说，这本导致一名芳龄十五的学生被拘留的公认的非法地下刊物，跟反英绝无关系。恰恰相反，它是相当强调反希特勒的。法官听后表示同情，当场以必须守行为一年作保，释放了这个少女。但是，修女们从她们的角度看，对坤华涉及和法律发生冲突的事件相当不满意，因此很快就放弃了对她的拯救。她第二次发现自己又被槟城的一所教育机构逐出校门。

　　此时的她，正处于教育启蒙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甚至是彻底绝望的时刻，她决定前往吉打跟在当地教书的一位姐姐住。她在吉打仅住了14天，日寇就打进来了。姐妹俩想赶回槟城的家，可槟城之战打响了，往来岛上的渡轮服务已停航了。姐姐的一位教师同事前来救了她俩一把，并且护送她俩南下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霹雳。这位同事是一名党员，出身于一个在朱毛市郊经营锡矿场的富裕家庭。他把姐妹俩临时安排在矿场的一个办事处栖身。

　　当地组织获悉她俩的窘境后，就安排她们到一家农户家庭居住。其时这个地区的所有农民都在马共领导下。此时为1942年1月。由于受到令人虚弱的疟疾的煎熬，以及一早就被怡保中央医院赶出来，我的身子依然在康复中。而当我放松自己投入到新的宣传工作任务时，我得悉姐妹俩刚从吉打来到这里后的情况。当我们终于不期而遇时，坤华和我都能毫无困难地发现彼此志趣相投。她告诉我，她父亲是抗敌后援会的一位坚定支持者，几个月前刚被英国人驱逐回中国了。她后来听说，他父亲乘搭的那艘船遭到日军攻击时，他试图跳海逃生游回马来亚时溺死了。我们俩当时都专心致志于马共的活动，所以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才开始谈到有关恋爱的事。

　　男女党员堕入情网谈恋爱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只要他(她)们选择的对象不属于是一般定义的“反动分子”或“国民党同情者”之列，都没有问题。政治上中立的也没问题，当然，如果是我们事业的同情者就更好，而最理想的，就是如果他们是坚定的党员。然而，有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这就是，如果你谈恋爱了，必须把事情向党组织报告。这种关系在还没得到党正式同意之前，是不允许进一步加以发展的。一旦得到正式批准后，这种关系就可以毫无任何阻碍地发展下去。不过，也发生过许多没按照必要的手续向组织报告他(她)们谈恋爱的事例。这种情况经常会引起许多麻烦。例如，如果你被发现在和没得到同意的对象谈恋爱的话，你至少会成为和你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们公开批评的目标。讨论这类事情的会，没少开过。

　　坤华和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已是霹雳州代理书记。我严格遵守这条规定，主动与莱特联系，并向他作了报告。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的未婚妻是一个可以获得红授带奖的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良记录的共产党人：两次因积极活动被学校开除、一个被驱逐出境的父亲、目前身份是党员。但是，我们要等多两年半的时间才能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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